思道学刊 第十辑 二零二四年 秋
Si Dao Journal No.10 Autumn 2024
内容摘要：作为自然界物竞天择生存法则中的一员，人类志愿从事保护自然并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展开行为的动机根源是什么？美国威顿大学生物学教授弗莱德·凡·迪克在《天地之间——环境保护的基督教视角》一书中指出，全面的环境伦理应该为此问题及与此相关的环境价值的基础问题提供解释。迪克认为激发人类保护自然行为动机的关键是人对自身及自然获取一个有意义的未来充满希望，而基督教信仰能够为此希望提供一种道德权威与引领。迪克澄明了基督教保护自然的历史传统，既指出工业革命与教会是生态危机的真正历史根源，又提供了基督教保护自然环境的行动方略。
1967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在《科学》杂志上发文：“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将现代生态危机发生的历史根源指向了西方传统基督教文化对人类支配和控制自然的合理化，由此拉开了生态问题研究的神学进路。尽管怀特围绕《圣经·创世记》对传统犹太-基督教展开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批判，但在面对科学技术对现代人类生活日益加剧的剥削与割裂现象时，怀特断言生态危机的根本问题是世界观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并将解决问题的救赎之方寄托于一种新宗教，或者重新思考传统宗教。[1]
美国威顿大学生物学教授弗莱德·凡·迪克(Fred Van Dyke)赞同怀特为人类遭遇到的现代性生态危机提出的宗教救赎之方，但对怀特的基督教文化生态批判提出质疑。迪克认为保护自然的文化传统一以贯之于整个基督教教义中，而这一深厚的文化传统不仅能为当代环境伦理建构提供价值解释基础，同时能够为人类坚守生态保护的道德立场与实践义务提供普遍而又坚实的信仰支撑。故此，在2010年出版的《天地之间：环境保护的基督教视角》一书中，迪克直言此书的目的是描述“犹太-基督教传统及其对环境保护的思考和实践，或用常用的术语：做被造环境的好管家”这样一个文化框架。[2] 在书中，迪克既调和了传统基督教义中的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世俗社会中教会与现代科学的相互排斥、环境伦理学关于自然与人的道德优先性的厚此薄彼，又指出了人与自然能够同时拥有一个有意义的未来是人类实践保护自然行为的动机根源。他将宗教叙事视为现代民主社会唯一解决生态危机的系统性方法。
一、环境伦理问题的《圣经》诠释
迪克对犹太-基督教保护自然的传统所做的新诠释，首先是以《圣经·创世记》文本与历代教会的教义与实践为基础的。
环境伦理以自然内在价值的确认将生态问题拉入道德审查时，不得不经常面临的伦理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审问：1）自然内在价值的基础是什么？如果万物皆因其自在自为而自善自成，且具有目的性的内在价值的话，那么，2）人类对自然万物施行工具性利用和权威性支配的权力何在？3）如果按照生物链条中的相互制衡规律，草可以被牛吃，牛可以被鳄鱼吃，那么超越了生存本能之后的人类为了自身内在的发展需求而保护自然的道德责任何在？
怀特认为，传统犹太-基督教义主张：人类为了自己的正当目的而利用自然是上帝的旨意。[3] 迪克则首先强调《圣经》中没有任何章节是因为当前环境危机而写的，因而《圣经》不应被视为环境伦理的规则书，而应被视为是对当下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启示书。[4] 重新回到《圣经·创世记》，迪克认为自己找到了上述环境伦理学中关于以上三大问题的答案，即1）“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世记》1:1，31）等启示自然的存在源于上帝的话语和意志。正是由于上帝神圣的法令，自然才具有内在的价值。2）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并赐给人治理土地，命名管理万物的权力（《创世记》1:26；1:27；1:28；2:19），启示人类作为上帝的代表，拥有按照上帝旨意管理与看顾自然万物的权力。3）未吃善恶果的人虽不能如神那般知善恶，但却能不悖逆上帝，按着上帝的意志行事（《创世记》3:5；3:22）。这启示人之所以能够承负保护自然的道德责任，是基于最初创造状态下的人没有内在的作恶欲望，是以上帝的意志追求善。[5] 由此，自然作为被造物具有内在的善、自然真正的主人是上帝、拥有上帝形象的人要做上帝的好管家，这三种《圣经·创世记》诠释逻辑，构成了迪克对怀特将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归咎于基督教的首要辩驳。然而，随着人的堕落及上帝的审判，迪克将怀特的观点进一步推向为工业革命与教会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历史根源。
二、工业革命与教会：生态危机的真正历史根源
随着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原本人类充满快乐的劳动被繁重的劳作与痛苦的生育所取代。为了自我生命的延续，过去以上帝旨意为中心的看管自然被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掠夺自然所取代。在迪克看来，这样的转变成为了人类伤害被造物的开端。[6] 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掠夺，及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掠夺本质的粉饰，极速地推进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成为了生态危机的真正历史根源。
首先，工业革命在推进市场组织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造成了人的劳动异化与生活认知的畸变。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是传统手工业生产向机器工厂化生产转变的重要时期。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生产效率的提高推进了市场组织的广泛形成。资本主义利用市场来组织经济决策，在使生产资料大规模私有化的同时加速市场竞争压力。长期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与竭力逃避清理污染物成本的牟利方式，使得生态污染在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中愈演愈烈。在资本主义市场模式下，劳动不再成为一种体现人生价值与尊严的方式，而成为人类生活的核心。劳动的异化既使人的工作丧失了意义，又使人对生活的认知方式发生畸变，即“人不再为了生活而工作，他活着就是为了工作。” [7] 而培根所宣扬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自然哲学信条也内在地支持与推动着技术的不断创造与应用，“征服自然”似乎成为大势所趋。除此之外，培根对于《圣经·创世记》的技术权力化解读，也被迪克视为将基督教信仰与工业时代弊端的合谋。[8]
其次，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合理化。为了使资本主义追求利润合理化，粉饰工业革命对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以加尔文主义为典型的新教教义被重新诠释，并“被赋予资本主义一种精神或基本原理，使追求利润合法化为在生命中追求上帝呼召的理性活动。这种合理化赋予了资本主义一种它原本无法拥有的‘能量’，没有这种能量，它就不会取代更古老、更传统的经济体系。”[9] 迪克赞同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系统阐释。此外，迪克认为教会与国家的分离以及教会于十九世纪中叶在美国公共机构中影响力的式微，也使得由路德、加尔文和其他早期宗教改革领袖辩护的传统基督教义在复兴主义的大旗下，向着更加世俗化的大众思维倾斜。于是，关于社会秩序及政治安排的神学反思不再是复兴主义教会关注的焦点，转而以“人们想听到什么？”为直接考虑。而在高等院校重科学研究轻道德品质培育蔚然成风的背景下，宗教与科学也日益分离。传统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的福音派基督徒也在此背景下逐渐疏远现世世界，转而关注彼岸世界。[10] 这在迪克看来，不仅是福音派基督徒本身对环境问题丧失了积极思考的动力，也是二十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付出道德代价的重要原因。[11]
三、环境保护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基督教伦理
迪克认为福音派基督徒在环保问题上的缺场造成美国联邦政府在二十世纪环保运动上的道德代价，主要是因为美国联邦政府环保政策理念采用的是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的资源保护伦理理论。这一理论侧重从效率、公平、人类利益的世俗主义角度，以控制资源开发为手段来昭告保护环境的必要性。这种策略在迪克看来抽剥了环境保护中的道德诉求和道德权威，容易使人们对自然承负的保护义务滑向为避免受政府惩戒而不得不采取的妥协行动，从而没有对人的更为根本、持久的价值观改变做出真正引导。[12] 然而，什么可以作为人在环保行为价值观上的道德权威引导呢？迪克将其归结为基督教信仰，并对“环境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基督教伦理”做进一步诠释。
“环境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基督教伦理”问题实际上是基督教信仰能否作为环境保护的伦理基础问题。耶鲁大学神学院教授威利斯·詹金斯(Willis Jenkins)指出：“作为伦理基础的道德理论必须表明自然的道德地位如何影响各种环境因素，这是我们的道德立场和实际义务的体现。”[13] 就此而言，环境中需要一种伦理观念，既能解释自然道德地位的价值基础，又能对人在实际事务中的适当利用和支配环境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
首先，就自然道德立场的认知而言，基督教信仰从一开始便确立以上帝为中心而非以人类为中心的认知视角。这种认知视角在为自然内在价值的确立提供权威道德基础的同时，也使人在对自然工具价值的理解之外，保有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超越现实物欲的形而上的尊重。因此就确立自然道德地位的需求而言，基督教信仰能够作为环境保护的伦理基础，以使人对自然万物价值的认识不是建立于属人性的个体感知下对自然万物的命名、评价与使用，而是建筑于超越一切自然物种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上帝那里。
其次，就人在实际事务中对自然万物利用、支配的适当反应而言，极端自然中心论者虽然在世俗与功利主义之外，直言人类不比细菌好。但在迪克看来，以上言论不过是一种道德无知与伪生态谦逊，其实质是一种环境失败主义。[14] 在基督教信仰下，万物虽各因其内在价值而具备普遍道德地位，但不同物种之间存在着道德意义的重要区分。人由于拥有上帝形象，被上帝赋予管理、照料万物的权力与责任，使得人的行为必然会对环境产生强烈影响，而只有“当人类确认自己相对于其他物种具有道德重要性时，才能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决定对其他物种很重要。” [15] 正是在上帝信仰下的自然内在价值的普遍道德考虑与人在道德意义上先天优越性的双向意义上，迪克认为环境中存在真正的基督教伦理，能够为自然道德地位的确立提供普遍思想基础的同时，为人类保护自然的行动提供意义。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迪克将上帝信仰视为人类保护环境行为的动机和动力根源。
四、保护自然的基督教行动规划
在此书的最后一章，迪克引用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来说明“意义”对于人类生命的重要性。美国环境教育学家大卫·奥尔（David Orr）认为现实事务中环境保护效率低下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政治性的，是科学界（以及一般智力界）与公共事务界之间巨大鸿沟的结果。连接这两个世界的摇摇欲坠的桥梁充其量只是一座临时搭建的、拼凑而成的东西。” [16] 由此，奥尔主张以加强科学界与公众的沟通为环保信息差的弥补之策。迪克却在环境保护面临的现实经济基础问题上指出：人在环保使命中适当意图的缺失才是导致环保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17] 于是，从转变与增强人对环保使命的恰当意图入手，迪克从教会的悔改与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18] 的悔改两方面提出了未来环境保护的行动规划。
教会的悔改意味着对环保工作的认真关注与积极介入。在国家和科学分别与宗教日益分离的背景下，如何关注与介入环保工作构成了教会悔改的主要内容。对此，迪克认为教会必须要正视科学与他人、审视当前文化存在的危险。要尊重科学，以科学研究获取的有关环境变化的相对客观事实与精准数据，为应对环境变化、服务上帝和保护上帝创造物的判断为基础，要关注现实的人，而不是将他人只是视为需要拯救和皈依的抽象灵魂。要警惕消费主义背景下教会的功利性建设，要真正为大众提供心灵的庇护所而不是战略性的营销手段。[19]
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的悔改主要侧重增加保护自然的道德意义。迪克认为，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在环保实践中经常面临的一个信念困境是：面对资本逻辑对自然资源肆无忌惮破坏时的无力，与慷慨陈词要坚决保护自然资源时流露出的沮丧与绝望。[20] 这种沮丧的情感在迪克看来，很难有效激发人们对于一项注定要失败的环保事业的热情。对此，迪克认为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应该认真对待教会，以说明环保工作本身的意义性质。其次，应该认真对待他人，看到人类对自然具有的救赎潜力，重视与教导他们与自然建立适当关系。再次，扭转对基督徒破坏科学真理的刻板印象，[21] 认真对待基督徒的保护工作并与其展开合作联系。
简言之，迪克主张的保护自然未来行动规划的“悔改”策略，就是提议拥有上帝信仰的教会与持有无神论观点的自然资源保护界双方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相互借鉴与融合。能够真正地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发展现状和真实人的真实需求来展开信仰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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