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十一辑 二0二五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11 Spring 2025
内容摘要：霍鲁日是当代俄罗斯最具独创性的哲学家之一。作为数学家，他的哲学研究起步于俄罗斯宗教哲学，经过东正教灵修传统——静修主义的研究，最后建立自己独立的学说——协同人学。他认为，协同人学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公分母”，是整个人文科学领域的新知识型的基础。
一
霍鲁日于1941年10月5日出生在梁赞省的斯克平（Скопин）市（位于莫斯科东南），是遗腹子。在他出生前3个月，父亲科尔尼洛夫（Сергей Гаврилович Корнилов）在白俄罗斯战场上牺牲。在他不到1岁时，母亲霍鲁扎娅（Вера Захаровна Хоружая）在白俄罗斯从事地下活动时遭到德军逮捕并被处决。他由姨妈带大，住在莫斯科。霍鲁日随母亲姓。为了纪念在战场上牺牲的父亲，母亲给他取了和父亲一样的名字，因此他的全名是：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霍鲁日（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Хоружий）。他的父母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母亲是白俄罗斯英雄，后被追认为苏联英雄。
1958年，霍鲁日进入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学习，1964年毕业后去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1967年获得副博士学位后留在数学研究所工作，1976年获得数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68年，霍鲁日由著名的东正教神父亚历山大·闵（Александр Мень）施洗，加入东正教会。
1967年，霍鲁日为《哲学百科全书》撰写词条《虚无》，这是他的第一篇哲学文章。从此，在从事数学物理学研究的同时，他走上了哲学的道路。苏联时期，他曾经写过几篇重要的哲学论文和专著（大部分是俄罗斯哲学史研究），只是在苏联解体后才公开发表。
苏联解体后，霍鲁日的哲学创作进入一个高峰期，而且这个高峰期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共约三十年。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霍鲁日发表了大量文章和著作，个别文章用英文写成。他还主编过几本非常有影响的书。霍鲁日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代数量子场理论引论》（1986），《缄默的两部曲：关于人的苦修学说的神学与哲学的阐释》（1978年完成，1991年出版），《中断之后：俄罗斯哲学之路》（1994），《俄罗斯视域里的“尤利西斯”》（1994），《苦修现象学简论》（1998），《哲学与苦修》（1999），《弗洛连斯基的世界观》（1999），《论旧与新》（2000），《协同人学概论》（2005），《俄罗斯灵性传统简论》（2005），《第欧根尼的灯笼：欧洲人学的批判性回顾》（2010），《静修主义研究：苦修现象学简论》（2012），《静修主义研究：静修主义的多维世界》（2012），《社会与协同：界面的开拓》（2016），等等。他的部分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塞尔维亚文、匈牙利文、中文和韩文等。
近些年来，霍鲁日经常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喀山、新西伯利亚和诺夫格勒德等地讲课。此外，他还应邀到国外讲学，曾在巴西举办系列学术讲座。在中国，他总共做了三个系列讲座：200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2013年在北京大学，201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
1993年，霍鲁日开始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的人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человека）主持协同人学研究室。1996年，高等经济大学成立协同人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他担任中心主任。2005年，霍鲁日成立一个独立的协同人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他主编的杂志《第欧根尼的灯笼》于2015年创刊，总共出版了4期。霍鲁日非常喜欢“第欧根尼的灯笼”这个隐喻，他把这个隐喻用作自己研究西方人学历史的专著的书名。他还建议，我当时开始撰写的那本关于协同人学的专著也使用这个隐喻作为书名。
2020年9月22日，霍鲁日教授突然去世。
二
在谈及霍鲁日的时候，通常都说他是《尤利西斯》的译者、神学家、哲学家、人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宗教哲学家、“协同人学”的创立者。他在这些领域里都留下了足迹。
霍鲁日所受基础教育是数学和物理学，获得数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属于量子场理论领域。他是位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发展了量子理论的严格方法，在苏联科学院数学所工作了大半生，出版过一本数学专著。
除了数学、物理学之外，在其他领域，霍鲁日都是自学成才，他被称为天才的自学者。
霍鲁日最初为公众所知，是因其以翻译家的身份与他人合作翻译并注释了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他还翻译了乔伊斯的其他作品。据说，乔伊斯的作品以艰涩难懂著称，比较难翻译。不过，他的翻译活动基本局限于此。
我所知道的霍鲁日首先是个宗教哲学家。这里的宗教哲学是指带有宗教性质的哲学。在苏联时期，霍鲁日是最早开始严肃地研究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学者之一。1996-1997年在莫斯科进修期间，我在书店买到霍鲁日的《中断之后：俄罗斯哲学之路》（1994），并开始关注他。他对俄罗斯宗教哲学史的独特解读立即引起我的兴趣。当时的主流是对俄罗斯哲学热情颂扬，尤其是俄罗斯宗教哲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当然，偶尔也可以遇到对传统的俄罗斯哲学的批判。但是，霍鲁日认为，无论是颂扬，还是批判，这些态度实际上都没有深入的研究作为支撑，缺乏“主人式的”参与，更谈不上对传统俄罗斯哲学富有成效的延续。霍鲁日对待俄罗斯哲学的态度与众不同，这是一种冷静的、严肃的学术态度。比如，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哲学史研究者都指责十月革命是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其主要内容是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在俄罗斯中断的罪魁祸首。霍鲁日却发现，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终结是自然的，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因此，把这个终结完全归罪于十月革命，是非常草率的。俄罗斯宗教哲学终结的原因是它自己出了问题，因为它走错了路，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霍鲁日不但对个别宗教哲学家（霍米雅科夫、弗洛连斯基、卡尔萨文、洛谢夫等）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同时，对整个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历史和内在逻辑有非常独特的把握。在进入新百年、新千年之后，他创立的“协同人学”逐渐为学术界所知。协同人学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史上的重要一环，我甚至认为，它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最高成就。可以说，霍鲁日是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的集大成者。
不过，这个时候，我对霍鲁日在东正教方面的研究所知不多，也没有太关注。直到2001年4月初，我们在他家里相识之后，我才发现，他对东正教的研究同样具有独创性。在研究俄罗斯宗教哲学时，必然要涉及到东正教，只是研究者们对它们之间关系的关注程度不同。霍鲁日把它们完全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他关注东正教里相对于天主教和新教而言最具特色的领域——灵修传统，其核心内容是静修主义。他花了很大精力对静修主义灵修的过程和阶段进行重构（挖掘静修主义里包含的人学资源），探讨灵修的神学理论问题。可以说，他是当代静修主义研究方面的最权威的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称为东正教神学家。在我看来，他是最具独创性的当代东正教神学家之一。他在东正教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和评价。俄罗斯东正教会神学委员会聘他为成员。他在东正教界有很多朋友，与西方天主教和新教学术界也有很好的关系。不过，霍鲁日曾经明确表示过，他不愿意被人称为神学家。在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神学与他格格不入，对神学，特别是东正教神学，他有自己的理解。
在哲学研究领域，霍鲁日是典型的自学成才者（在传统俄罗斯哲学领域，有很多哲学家都是自学成才者）。他在开始从事哲学研究时，并未放弃自己的本行——精确科学的研究。不过，在苏联解体之后，他的主要精力已经用在哲学研究上了。表面上看，他从事了大半生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似乎没有妨碍他的哲学思考，他的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科学研究的风格，也用到过一些科学思想和观念。但是，实际上，妨碍和影响还是有的，比如，他自己曾经抱怨过，没有时间写大部头著作，关于自己的哲学体系——协同人学，至今没有撰写一部完整的、专门的著作，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理解，因为霍鲁日在自己的大量文章里对协同人学做了非常清楚的表达。
霍鲁日的哲学创造之路，大致可以这样来概括。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开始研究俄罗斯宗教哲学。当时，这还是一个禁区，虽然不是被绝对禁止。他发现，作为俄罗斯哲学最高成就的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通过哲学手段表达俄罗斯民族的心智及塑造这个心智的东正教精神性——东方基督教话语（这是霍鲁日创立的一个非常富有成效的概念）。东方基督教话语的核心内容是静修主义。另外，他还发现，俄罗斯侨民思想家们，主要是神学家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果断放弃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转而研究静修主义，不过，他们的研究局限在神学领域。霍鲁日非常独特的贡献在于，他在哲学领域里延续侨民神学家们的工作，用哲学语言重建了静修主义传统。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在静修主义里包含一套对人的独特看法——静修主义人学。这是非常具体的、经验的人学，它对哲学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在静修主义的经验人学基础上，霍鲁日创立了具有普遍意义（而不仅仅局限于东正教传统）的人学——协同人学。因此，人们称他为人学家（антрополог）[1] 。然而，协同人学不仅仅是人学领域的成就，而且也是整个哲学领域里的成就，具有一般的哲学意义。协同人学是当代俄罗斯哲学的最高成就，作为其中的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流派，它完全有资格代表俄罗斯哲学。在哲学里，协同人学具有强大的解释功能。霍鲁日以它为基础，对西方哲学史进行了重构，他把整个西方哲学史看作是一部人学的历史。在协同人学创立的过程中，霍鲁日大量地借用海德格尔的一些东西，还有当代法国哲学的一些重要概念。总之，协同人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可以自由对话，它们融合得非常好。
自从基督教产生以来，它就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主要背景和语境。不过，这里的基督教主要是指天主教和新教。东正教在西方哲学传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是缺位的。那么，东正教对西方哲学传统而言真的没有意义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东正教传统对哲学的意义始终没有获得揭示与呈现，这个任务落在了霍鲁日的肩上。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创立协同人学，进而证明了，在东正教里也包含对哲学而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资源。
无疑，协同人学是人学领域里的一个全新方向，它不是传统的人学流派，不属于古典的人学。霍鲁日称之为非古典人学。协同人学也是哲学领域里的一个全新流派，它是一个产生于古老的东正教灵修传统基础上的当代哲学流派。协同人学只能在东正教的传统里产生，可以说，它是哲学与宗教之间关系处理方面的一个成功案例。针对康德提出的问题：“人是什么？”，始终没有人能够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甚至很少有人尝试回答它。霍鲁日用自己的协同人学对康德之问给出一个完满的答案。在当今世界哲学界，自海德格尔以来，我没有发现能够与协同人学相比的哲学学说和流派。[2]
霍鲁日对自己的协同人学也是信心满满。他非常自信地认为，协同人学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可以打开整个人文科学大厦里的所有房间。简单地说，在霍鲁日看来，包括哲学在内，当代的整个人文学科领域处在“知识型真空（вакуум эпистемы）”的阶段。近代以来，西方人文科学领域里最成功的一个知识型是由实证主义提供的。19世纪末，实证主义提供的知识型开始瓦解。生命哲学和结构主义都想提供自己的知识型，而且都取得过一定的成绩，但是，它们都没有能够像实证主义那样提供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知识型。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主要标志就是知识型真空。没有知识型，人文科学也可以发展。但是，无论哲学，还是其他人文学科，毕竟不能长期处在这样的状态。霍鲁日认为，他的协同人学就是当代整个人文科学新知识型的基础。在这些年里，他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是非常顺利和成功的。他出色地展示了，作为一种新人学的协同人学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科学，是各门人文学科的“公分母”，它的确具有了人文科学新知识型所需要的基本特征。
三
我把霍鲁日看作自己的精神导师（灵性导师，духовный наставник）。精神导师的概念和说法对我们而言是陌生的、模糊的。针对我个人，这个问题是内在的，属于内心世界里的问题。因此，这是个比较隐秘的话题，甚至是私密的话题，不适合公开讨论。不过，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只是其尖锐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而且，大家都把它看作是个人隐私而不愿意公之于众。即便有人尝试谈论它，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至少通常的哲学语言不可以，也许诗歌、艺术等方面的表达更合适一些。每个人只能用专属于自己的语言来谈它，这时别人很难理解他所说的东西。
因此，我只是借此机会大致梳理一下我的心路历程，主要是其中的一些基本事实。当然，最主要的是，我自己也想弄清楚，霍鲁日在我的精神探索道路上发挥的作用，以及他对我的精神生活的意义。
我和霍鲁日有一个共同的学术起点，就是大学学的都是数学。但是，我大学毕业后就放弃数学，转入哲学、宗教的研究。霍鲁日没有放弃数学，而且还获得了这个领域的最高学位，做过很多工作，在数学领域从事研究达40年之久，与此同时，他还在哲学、宗教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我的内心世界里，出现了一种模糊的、莫名其妙的需求，它和任何其他需求都不同。后来，我把这种需求大致称为精神需求。
起初，我只是以为，我需要找到另外一种自己喜欢的哲学，因为当时我所知道的哲学不但与我的需求无关，而且还令我反感，正是这种哲学激发了我对另外一种哲学的探索。1988年，我去苏联留学，在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学哲学时，接触到俄罗斯宗教哲学，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对另外一种哲学的需求。确实，在俄罗斯宗教哲学里，我找到了很多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最令我着迷的是别尔嘉耶夫，他到处都在讨论自由、创造和精神方面的话题。尤其是对精神的讨论，让我明确了我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准确地说，我的需求属于什么领域和层面。原来，我的需求就是一种精神需求，属于精神层面。我为之兴奋，至少我认识到了自己需求的性质。回国后，我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别尔嘉耶夫身上，首先是翻译他的作品。我一本接一本地翻译，把他的主要著作都翻译成中文，也写过一些学习心得方面的东西。我把自己的一生与俄罗斯宗教哲学关联在一起。这样，我的学术方向就确定下来：我计划在翻译完别尔嘉耶夫的主要著作后，撰写一部关于他的哲学思想的书，然后继续翻译其他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著作。
这时，霍鲁日对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研究方法逐渐地进入我的视野。这个方法迫使我重新审视自己目前的研究套路，即无穷无尽地翻译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的著作，不断地重复和介绍他们的思想。不能这样研究俄罗斯哲学！另外，我自己也感觉到，别尔嘉耶夫以及整个俄罗斯宗教哲学与我的精神需求之间的关系也渐行渐远了。在俄罗斯宗教哲学里，我的精神需求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满足。相反，我的精神生活变得更加痛苦，精神上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不错，别尔嘉耶夫让我明白了，的确有另外一种哲学（准确地说是哲学思考方式），以及什么是精神需求，但是，他没有教会我如何满足我的精神需求，如何过一种精神生活。2010年，在勉强完成一部关于别尔嘉耶夫宗教哲学的专著后，我几乎停止了对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研究。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研究宗教学里的问题，首先就是宗教情感和宗教行为问题。我重新开始关注东正教研究。实际上，我此前已经开始研究东正教，但主要是从理论（神学）层面入手的。现在，我关注东正教的实践层面，特别是东正教的礼拜仪式。宗教礼仪对宗教情感和宗教行为的培养和训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每次去俄罗斯，我都要抽时间到东正教堂去观看、感受东正教的礼拜仪式。在东正教信徒的身上，我发现，宗教信徒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生活方式。比如，东正教徒，以及一般的基督徒通常情况下应该每个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这是他们的礼拜生活。我模糊地感觉到，这种礼拜生活就是他们的精神生活。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不信基督教、不信任何现有宗教的我，应该如何过星期天呢？而像我这样的人在我国占绝大多数。我们不信教的人，怎么过星期天最合理？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但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
霍鲁日很早就在研究东正教里的一个特殊群体——修士。他们放弃一切世俗事务，把每一天都当星期天来过。如果一般的东正教信徒只在星期天过礼拜生活，那么修士们每天都在过礼拜生活（精神生活），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彻底地变成了一种精神生活。
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于是，我开始关注霍鲁日对东正教灵修传统的研究，特别是他对静修主义传统的重建。同时，我继续关注他创立的独特的哲学方向——协同人学。这时（2005年），我和霍鲁日教授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了。他的著作和文章正在源源不断地发表，我也在尽我所能，把其中的一部分文章译介过来。霍鲁日觉得，我翻译他的东西够多了，关于他的思想的中文材料已经比较充分了，所以，他多次催促我写点儿自己的东西，不要把精力都用在翻译上。我对他说，他在自己的文章里都说清楚了，我把它们翻译过来就好了。他说，可以把你自己的心得和想法写进文章里。我回答说，我的心得和想法根本无法与他的独创性思想相比……不过，最后（2013年）我还是决定写一部关于协同人学的著作，甚至连这本书的提纲都拟好了，他也认可了这个提纲。但是，写了一章后，我还是终止了这本书的写作。因为协同人学是在静修主义人学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我非常想要搞清楚，什么是静修主义？修士们到底在干什么？他们修行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让我弄清楚，什么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生活？至少是以东正教修士们为例，看一看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后来我以“东正教灵修传统研究”为题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的研究方法完全是从霍鲁日那里拿来的，其基础是他对静修主义人学的重建。
现在有点儿后悔当时没有坚持下去，把那本关于霍鲁日协同人学的书写出来。那时我曾经想过，把这本书用作他八十大寿的献礼。
现在回想起来，可以断定，霍鲁日的一生就是修行的一生。他把自己的学术当作灵修，他像一个修士那样，从未间断自己的修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也许，这就是我想要的精神生活吧。
四
霍鲁日的主要贡献大致在三个领域：俄罗斯宗教哲学、静修主义研究和协同人学的建立。在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方面，他有一个重要发现，即俄罗斯宗教哲学与东正教及其神学之间的断裂。俄罗斯宗教哲学里的“宗教”并不完全是东正教，而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个别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如弗洛连斯基和卡尔萨文等，离东正教近些，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东正教的资源，但没有注意到东正教的灵性核心（静修主义），其他人离东正教非常远，对东正教的资源的利用和处理非常随意。霍鲁日把俄罗斯宗教哲学与东正教整合起来，用哲学手段重建静修主义传统，进而实现了俄罗斯宗教哲学与东正教及其神学的一次大综合。在静修主义研究领域，霍鲁日关注的重点是其中包含的一套独立的、独特的人学，他重建了静修主义的人学。无疑，静修主义人学就是基督教的人学。因此，霍鲁日首次全面呈现了基督教的人学，这是他在静修主义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最后，在静修主义人学的基础上，霍鲁日建立协同人学。如果说静修主义人学只针对从事静修主义操练的人，那么，协同人学则针对所有的人，任何一个人。霍鲁日用宗教资源（静修主义）建立哲学学说，完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大综合，即哲学与宗教之间的综合，弥补了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与宗教（基督教）之间的裂痕。
霍鲁日对协同人学在自己祖国的接受有清晰的理解，他承认，至少目前不会有人严肃地对待它。在和中国学者的接触过程中，他逐渐地意识到，他的协同人学在中国的接受要比在俄罗斯好一些。2005年，霍鲁日第一次来中国。在随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几乎每年都来中国访问。尽管他与很多国家的学者有比较密切的交流，但是，他坚信自己的协同人学在中国会引起更大的共鸣。当我告诉他，在中国已经有硕士和博士在做静修主义方面的论文，他感到非常欣慰。在他去世前几年，我的学生（硕士和博士）都开始把自己的论文题目聚焦于静修主义研究。在汉语学界，对霍鲁日及其协同人学的兴趣逐渐增长，特别是一些年轻学子，他们坚信协同人学将决定人文科学的未来。可以说，霍鲁日的学说在中国确实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随着霍鲁日的离开，我的精神世界失去了支撑，顿时又陷入一片昏暗。但是，我相信，我们之间近20年的交往不会就此停止。我从他那里获得的精神财富会驱散乌云，让我的精神世界再次澄明。精神交往有自己的规律，它超越时空。
我为自己能与霍鲁日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感到自豪。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霍鲁日为我的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为我的精神世界带来光明。我对俄罗斯哲学史的研究，我对东正教的研究，都是用他的方法。我对宗教、哲学的理解，我对俄罗斯文化的理解，都带着他的烙印，甚至连西方哲学，我也是通过他才逐渐有了深入且特殊的理解。
我愿意和霍鲁日一起，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去寻找大写的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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