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六辑 二零二二年 秋
Si Dao Journal No.6 Autumn 2022
内容摘要：古希腊通过理性来认识真理的理性情节，与基督教的启示真理观相结合，形成了恩典真理观。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素朴的恩典真理观逐步被实践的恩典真理观所取代，体现为西方哲学界的伦理转向。实践的恩典真理观，在认识论、实践论和神学宗教观方面，展现为三条研究纲领：a. 人无法通过理性来认识存在；b. 人需要靠实践来认识超越者；c. 启示神学为上，理性神学为辅，宗教与道德有内在本质联系。中世纪神秘主义大师艾克哈特在认识论方面，通过对“影像”和“神的根”的论述，指明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肯定了存在的神秘性。在通过理性无法通达存在本身的前设之下，艾克哈特对实践（道德）非常看重，认为人需要通过“服从”、“脱空”等灵修方式来认识上帝，因而认识到了宗教与实践的内在本质联系。
前 言
虽然“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 然而西方哲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似乎只倾心于“有之以为利”，却忘记了“无之以为用”，即只关注存在者，却遗忘了对存在本身的探讨。
然而这种遗忘的共识的达成是有根由的。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虽然意识到“非存在必然存在”，但是他又明确地指明：“我们既不能认识非存在，也不能把它说出来”。[2] 柏拉图对存在问题的探讨以“美诺悖论”的形式呈现出来：“一个人既不可能寻找他知道的东西，也不可能寻找他不知道的东西。一方面，他所知之物，无需寻找，因为他已经知道；另一方面，他不知之物，他根本不知道要找什么”。[3] 因此，人不可能通过自己的理性（或判断）来通达真理。《约翰福音》开启了另一种认识真理的方式，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这样实质上便形成了一种启示的真理观。按常理来说，既然耶稣已经声称自己就是真理，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无需再去寻求真理，他只需要相信、效法和追随耶稣即可，认识论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取而代之的是实践论。然而，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依靠个人理性来追求真理的哲学家来说，成为基督徒并没有让他们得到满足，或许是出于人最内在的无法祛除的好奇心、怀疑心或不安全感，“真理情节”依然驱使着他们继续追求真理。这种真理情节甚至使得他们否认了自己的原初信仰，即否认了耶稣的神性，最终以诺斯替主义展现出来。诺斯替主义被打为异端，并没有从根本上断绝其真理情节，哲学家们只是采取了一种妥协路径，即既承认启示真理观，又肯定靠理性追求真理的努力，通过理性所获得的真理都是上帝的恩典，由此便形成了西方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恩典真理观[4] 。
然而，这种恩典的真理观自始至终都是有矛盾的，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妥协路径。启示真理观强调要服从耶稣的命令，而古希腊的理性情节则驱使着哲学家去努力证明一切，但事实上耶稣从未命令哲学家去证明自己的存在，旧约时代的耶和华甚至禁止以色列民妄称祂的名。但事实上许多基督教哲学家都违背了这些律令，倾其一生地去努力证明上帝的存在，这在西方哲学史上表现为康德所概括的上帝的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和自然神学证明。那么，一个严格的恩典真理观的方式——既遵守律令，又追求真理——应是怎样的呢？在认识论走不通的时候，或许就只剩下了实践论可以尝试，即，承认认识的局限性并从实践中去认识上帝。这种实践的恩典真理观的研究纲领体现为：a. 认识论方面，人无论如何都无法通过自己的理性来认识存在本身；b. 实践论方面，基督徒应该根据耶稣的教导去做事，从实践中去与上帝合一；c. 神学宗教观方面，以启示神学至上，以理性神学为辅助，宗教与道德有着内在本质的联系。笔者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中，德国神秘主义思想家艾克哈特（Johannes Eckhart, 1260-1327/8）是贯彻了这三条研究纲领的典型代表之一，他的思想值得我们关注。
一、认识论：艾克哈特的“影像”、“神的根”
人无法通过自己的判断来认识真理，这是自巴门尼德以降，被哲学界所普遍有意忽视的事实。然而，即使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并不代表人们就不用去认识了，因为“人们已经在认识”这是一个事实，区别只在于，在业已明白自己根本无法真正认识真理的情况下，当如何去处理认识问题？
艾克哈特区分了眼睛和耳朵的功用，他认为“去听，更多的是向内，而看，则更多的是向外” [5]，耳朵听东西具有直接性和接受性，而眼睛看事物则需要中介，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因此艾克哈特认为在接受上帝的启示方面，听要比看更重要。然而，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又主要通过具有中介性的眼睛来认识，“假如没有什么中介的东西，那眼睛就什么也见不到了” [6]。而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所有事物，都不是事物本身，只是事物的“影像”，他论述道：“这个情况，你们可以在一面镜子里面观察得到：你把镜子放到你的面前，你的影像就出现在镜子里。而眼睛和灵魂正就是一面这样的镜子，因此，所有被放在你面前的东西就都出现在它里面。所以，我看到的并不是手或石头，而看到的是石头的一个影像”。[7] 但是，艾克哈特的认识论并不是简单的反映论，他并不认为“影像”是事物本身的客观反映，相反，影像是我们的理性（灵魂）所抽象出来的，是一种内在主动作用于外在的结果：“影像乃是灵魂以其各种力量从事物之中抽取得到的某种东西。不管是一块石头、一个人、还是一匹骏马，或者是灵魂想要认识的什么东西，它总是先抽取得到一个影像，以这样的方式，它就能够使自己与那个（认识对象）合二为一了”。[8]因此，在艾克哈特看来，人类是永远都无法真正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貌的，人类只能中介性地通过影像来认识事物。
艾克哈特不仅看到了人类在横向地认识事物方面所存在局限性，也看到了人类的认识在纵向地认识上帝的时候所存在的局限性。艾克哈特区分了“神”和“神的根”，认为两者有天壤之别[9] ，“神的根”是神所本来的面目，是隐藏着的“一”，而“神”则是人类根据自己的理性认识能力所认识的神。艾克哈特援引《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的经文（I am who I am），指出真正的上帝是无名无形无相的，是超越于人的认识之外的，因此，人类永远都无法认识上帝：“他就存在于他的不被认识之中……他是存在于他的隐蔽的平静之中……至于上帝原本究竟是怎样的，那他是绝不会让一个被造物去认识他自己的……上帝是超乎存在之上的，并且超乎一切的赞美之上，他是不可把握和不可认识的”。[10] 虽然“神的根”无法被认识、被言说，但是人类还是形成了对“神的根”的指称，即“神”，错把“神”当成了“神的根”。这种错误与其说是错误，倒不如说是灵魂的本性所导致的：“‘他没有名字。’那深奥莫测的上帝，同样也没有名字，因为，给予他所有那些名字的，是灵魂，而灵魂乃是从这些名字中取出它自己对它们的认识”。[11] 因此，在艾克哈特看来，由于人类灵魂的认识结构，人类永远都无法认识超越的上帝。
二、实践论：艾克哈特的“灵魂的根基”
既然艾克哈特指出，人类永远都无法通过理性来认识真正的上帝存在本身，那么是否就意味着人类与上帝之间有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呢？是否还有其它的方式来认识上帝呢？作为基督徒思想家，艾克哈特不可能不关注这个话题，而这个问题也恰恰正是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他思想的核心。
艾克哈特认为，灵魂只是忙碌于认识外物，却对自身一无所知，“没有什么东西像它那样不被自己所认识”[12] 。然而，当灵魂认识自己的时候又不能通过影像这种中介，“灵魂不可能由它自己里面创造出或者抽取出什么影像”。灵魂的这种无中介的特性，也正是上帝认识事物的特性，上帝认识事物也是不需要中介的，是超越于时空之外的，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艾克哈特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可以不用影像或譬喻就直接跟它合一”[13]。（艾克哈特用“合一”来指称认识，比如，认为灵魂认识事物就是与事物合二为一。）这就表明，灵魂是可以通过认识自己来认识上帝，因为影像的中介性是不能认识事物本身的根本阻拦，当灵魂认识自己时就不存在这个阻拦了，灵魂认识自身的过程也就是认识上帝的过程。艾克哈特认为，人若想认识上帝，就需要去寻找“灵魂的根基”[14] （或译为“灵魂的火花”）。这灵魂的根基是人与上帝合二为一的唯一路径，他甚至就是上帝本身，“上帝以其全部的神性存在于灵魂的根基之中”[15] ，“灵魂是可以与上帝并列的”[16]，并且“没有什么精灵或天使会触及到灵魂的根基，也不会触及到灵魂的本性。在灵魂的根基和灵魂的本性之中，灵魂到达那个太初的起始处，即上帝及其善性在所有的被造物里萌发的地方。”[17] “除了上帝以外，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触及到灵魂的根基”。[18]
由于上帝是超越时空的永恒当下，祂没有过去和未来，因此，当人回归到灵魂的根基时，也可以超越于时空：“当灵魂处在它自然的日子里时，它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去认识一切事物的；任何事物，对它来说，都无远近之分”。 [19]那么，人们当如何来认识或达到这个灵魂的根基呢？艾克哈特认为，对于那些善良和完美的人，只需要静静地等待着，让上帝行事和说话，这是最完美的方式，而对于一般人来说，则需要避离所有的感官，将他所有的力量都转向内心，做到把万物以及他自己都忘记掉。“你应当为此集中你全部的感情，你全部的力量，你整个的理性以及你全部的记忆：你应该在存放这个宝藏的那个根基之中去驾驭这一切……你就必须抛弃掉所有其他的事情，必须进入到一种无知的境界之中去”。 [20] 经过这种主动的避离之后，便会“发现我里面有某种在我的理性之中闪耀发光的东西；我虽然是觉察到是有这某种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它存在着，但我不能把握它”。[21] 在认识到了这一灵魂的根基之后，便无需再故意隐遁，艾克哈特认为“一个人若能真正的拥有天主，那么不论他身处任何场所、街市，与何人共处，都能如同在教堂，或在荒漠，甚至在密室一样拥有天主”。[22]
那么，获得了“灵魂的根基”之后的人，有何表现呢？艾克哈特在《劝言集》中对此有较多论述：他在第一篇中讲到，真正的服从不应该考虑结果，不应该以利益为指向；在第四篇中讲到，“不要以为圣建立在行为上，而应该把圣建立在本质上，因为并不是靠行为来圣化我们，而应该由我们将行为圣化”[23] ；在第九篇讲到，“犯罪的倾向并不是罪过，但是想要犯罪便是罪过……有过失的诱惑与刺激才有德行，才有努力的报酬”。[24]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艾克哈特虽然没有使用“道德律”这一称谓，但其实他讲的正是道德律的约束力。
三、宗教观：艾克哈特的“日常性神秘主义”
既然在认识上帝方面，理性是无能为力的；既然面对上帝，人所能做的就只能是领受和服从；那么，人当如何理解宗教呢？宗教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宗教问题或许在任何时代都会是一个敏感的议题，因为它牵扯到了信仰、习惯、权威、真理等太多的东西。然而，在解决了前两个课题之后，艾克哈特又最终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只不过，艾克哈特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允许他有过多的挑战权威的言论，即使如此，他也最终被打为了异端。
有两种神秘主义，“一种是超越日常生活，意识到自己与神结合时的出身状态；另一种是日常性”[25] ，艾克哈特属于日常性的神秘主义。其实，这种称谓本身就存在矛盾，一方面反映出了当时的人们对艾克哈特的敬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艾克哈特所遭受的误解，因为凡是不明白的就往往被称为神秘的。作为时代大师的艾克哈特在晚年被告，其涉案经过存在许多世俗的因素。艾克哈特本人对宗教的论述很少，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似乎并无这种需要，另外当时的宗教裁判所也使人们对宗教问题更加谨慎。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被打为异端，这也反映出了他的思想与当时的宗教制度的冲突。
艾克哈特认为，人在寻求灵魂的根基时才需要去逃离世俗、修行禁欲，在得到了灵魂的根基即拥有了上帝之后，就只需领受灵魂的根基的旨意即可。人可以根据灵魂的根基，内在地去反省自身，时时刻刻地受到它的约束，因此人只要还拥有这个灵魂的根基，即使做了错事、犯了罪，也并不影响上帝的同在。然而，这种论述是以其复杂的甚至有些艰深的论述为背景的，若抛弃了这些背景来看待艾克哈特的一些言行，就自然会产生误解，只好以“神秘者”代替之。因此，作为大师的艾克哈特晚年被告，有偶然性，但也反映出了其必然性，以及英雄的悲剧性。《与主田园》罗列了他26条罪状，但其中有许多重叠的地方，“纯属‘异端邪说’可能只有命题1-6条”。 [26] 以第四条为例：“同样地，在一切行为上，即使在恶行上——我说在恶行上，不管是罪的罚，或是罪恶（本身），都是同样地显示出，以及反映着天主的荣耀”。 [27] 这种论述并不稀奇，他在《劝言集》第九篇中也提出了犯罪的倾向也能使人受益。当犯罪时，灵魂的根基会使人痛苦和忏悔，在艾克哈特看来，这正是上帝在做工，相比之下，那些没有灵魂的根基的人即使没有犯罪，也并没有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他们没有犯罪只是一种偶然，或许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罪的能力。因此，艾克哈特说“先前没有犯过某些罪过而成功的人，直至今日仍是很少有的”。[28]
艾克哈特本人是多明我会修士，他的一生也经常忙碌于各种灵修讲道。他广为流传的著作，如《劝言集》、《神慰之书》、《论人的高贵》以及诸多讲道录等，都是指导人们具体实践修行的著作。因此，与托马斯·阿奎那等人不同，艾克哈特的神学并不关注于用理性来进行长篇大论，相反，他关注于如何从实践中拥有上帝。他指出，“上帝最要我们去做到的，就是爱！因为，用爱，就好比是用渔夫的钓鱼竿：渔夫只有靠钓鱼竿才能捕捉到鱼。鱼上了钩，渔夫就稳稳捕到了鱼；这时，不管鱼如何再挣扎，渔夫都不会放在心上。对于爱，我也这么说：谁被爱抓住了，他就给戴上了最牢固的镣铐，然而这同时却又毕竟是一份甜美的负荷。谁将这个甜美的负荷放到了自己身上，那么，即使所有人加在一起所能做到的各种忏悔和修行，也没有他所能达到的多”。 [29] 艾克哈特还指出，人所关注的不应该只是受过苦，而是在受苦。因此，在艾克哈特看来，上帝的命令就是要人去爱，去受苦，即去实践，这是信仰的首要任务。
四、结论：回归实践是恩典真理观的必由之路
我们认为，恩典的真理观所蕴含的矛盾性，在艾克哈特的思想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人类无法认识存在本身，这个结论说出来简单，但论证出来却很难，因为它不符合常人的认识习惯，常人总是狂妄地僭越到理性的界限之外。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言“我唯一所知道的就是我自己无知”，也无非是印证了这个结论。然而，苏格拉底最终被他深爱的雅典人民审判喝鸩毒而死，或许也暗示了人类或许还要在狂妄的理性之路上继续走很远的一段路。正是在被理性的这种局限性所困扰的情况下，信仰便开始生成。或许，陷入理性的囚牢，明白自己的无知，是通达真理的第一步。
苏格拉底的“明白自己无知”便已经是一种真理，他潜藏着一种谦虚的服从的态度，而这也或许是人类凭借理性所能获得的唯一真理。艾克哈特认为人应当真正地服从，应当脱空自我，应当去爱人。
爱、服从之中的人，依然需要关怀和鼓励，这便是宗教存在的理由，宗教是帮助人来走向至善，即走向上帝的。然而，这种结论的得出是建立在前两条结论的基础之上的，它是在认识到人的理性的局限性的情况下所得出的结论。但是，人类认识存在本身并不仅仅只有理性一种方式，还有启示的路径。因此，对于谦虚的艾克哈特来说，他永远都无法否认启示神学的优先地位，并且内心里也非常渴望这启示能够降临在自己头上。
恩典的真理观，是一个复数，至少有两种表现形式：1. 继续通过自己的认识理性来追求真理，并将自己所追求到的真理归结为是恩典；2. 承认认识的局限性，试图通过实践理性来认识上帝，并将实践中所收获的真理归结为恩典。前者体现为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和自然神学证明，后者体现为西方哲学的实践论转向。有信仰的科学家的工作，经常被作为第一种恩典真理观的典型案例，这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科学工作始终是一种实践的工作，科学的逐渐技术化才形成了近代科学[30] 。因此，实现了从第一种恩典真理观（素朴的恩典真理观），到第二种恩典真理观（实践的恩典真理观）的转换，是近代哲学的重要功绩之一，它对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思想的启蒙起到了突出的贡献。自知自己的无知，并自知自己认识论的局限，便需要通过实践来通达超越者。实践一方面连接着我们的理性，另一方面连接着存在本身，故而是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实践才是第一哲学的支点[31] 。当前，西方哲学正在经历的伦理转向，可以说是一种对实践的恩典真理观的回归，这种回归之旅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至少从艾克哈特就已经开始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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