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一辑 二零二零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1 Spring 2020
内容摘要：美国历史中社会冲突，特别是引人关注的种族冲突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三组对立关系模式：黑白种族主义的对立冲突；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斗争；罗马主义与基督教主义的信仰角力。解决的方案，在于建立“保守主义一元主导”的社会公共意识形态并通过法律维护。
在美国的历史中，社会冲突背后的身份、政治和信仰的因素，主要表现于三组模式的社会矛盾关系和意识形态对立关系：黑白种族主义的对立冲突；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斗争；罗马主义与基督教主义的信仰角力。本文将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阐述。
一、黑白种族主义的对立冲突关系：有色人种的公民权利斗争
美国的种族对立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表现为纯粹的种族对立因素，最后一个阶段则是“种族因素”向“政治因素”的过渡。
第一阶段始于1865年美国南北内战后的奴隶制废除，尤其是旨在保护美国黑人权利的《1875年民权法案》签署之后。1916年美国南方的黑人大规模移民北上，大概有50万人移居到北方的城市里，主要原因是南方的棉花遭遇前所未有的虫灾，农场主破产，大批黑人失去工作。这是美国黑人城市化的最初过程。[1]1917年波多黎哥成为美国的一个海外州，之后，大批的波多黎哥黑人移民到美国本土。
根据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论文的记录分析，从1919年开始，即大批黑人移民后的两、三年，美国城市就开始爆发种族骚乱和暴乱，即种族冲突动乱，主要是民间自发的暴力对抗。[2]在1941年的一篇社会学论文《种族动乱的社会学》中，美国黑人学者Robinson强调种族冲突的本质并非由于人们的理念、信仰和行为的不同，而是出于生物学的不同特征，因此这是一成不变的冲突因素。[3]同时，这种冲突还具有“等级种姓”（caste etiquette）对立的特征，以及更有“气急败坏和混乱”（frustration and chaos）的因素。[4]
Robinson根据1938年的统计资料指出，在美国许多地方黑白种族冲突事件都有发生，而其中四个指标性的导火索是：黑人大量移民进入白人社区；黑人社区因人口增长而扩张；有关黑人犯下强奸等罪行的报道或流言；黑人与白人的工作竞争。在结论中，他认为这些种族冲突事件，不论哪一方首先挑起，归根结底，表现为黑人的主动性和白人的得胜。[5]
第二个阶段始于1957、1960的两部《民权法案》，尤其是《1964年民权法案》的签署正好与“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开启同步。二战期间和战后，美国的战争产业经济飞速发展，导致了大规模的城市化，社会人口分布结构迅速变化。于是，黑人纷纷涌入工业城市工作，这是美国黑人进一步城市化的过程，[6]并导致了各地一系列的权利冲突和种族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1957年和1960年的民权法案相继通过。在此基础上，马丁·路德·金为首的黑人平权运动，导致1964年的民权法案获得通过。
由于黑人的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获得了全面的法律保障，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社会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在法律上黑人和白人成为完全平等的公民，所以在现实中双方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甚至生活居住区域内的合法接触被迫密切，这就导致了黑白种族的紧张对立关系，并成为常态化。由此可见，前二个历史阶段的黑白种族冲突，本质上反应了马克思的社会学核心理论——阶级斗争，因此可以综合称之为“种族阶级斗争”。
美国黑白种族冲突历史的第三阶段，可以从2008年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当选之后，直到如今。根据《警察权力和种族骚乱——巴黎和纽约的城市动乱》一书的研究，这个阶段的种族冲突本质，表现为警察执法和政治家的派别立场。具体而言，警察的政治立场化的执法，导致了与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冲突。[7]美国警察执法与黑人之间的冲突，不断刷新种族分化意识，典型案例当数1992年的洛杉矶种族暴乱，[8]和2020年蔓延全国的“黑命贵”暴乱。[9]
这两次以黑人群体为主动方的暴力抗议运动，反应了种族因素向政治因素的过渡。需要指出的是，这两次以黑人为主导的暴力抗议运动，不仅针对美国政治建制，还冲击了美国的华裔、韩裔社区，不少商家遭到抢劫和破坏，个人受到伤害。在我看来，美国的白人和黑人都有各自的种族主义意识，是双向的敌意——歧视和仇视。如今美国黑人的种族主义言行十分高调，而白人的种族主义言行则相当低调。亚裔正在成为美国种族冲突的第三方社会立场。
二、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立冲突关系：围绕政治立场的社会斗争
二战之后，由于种族矛盾的天然性和无解性，借助后现代主义的“自由放纵”文化浪潮，美国开始将人们的社会身份进行文化定位，从而建构多元主义的社会模式。这是第一阶段，表现了自由主义三观对保守主义三观的有力挑战。
始于1966年[10]的美国文化大革命，导致无神论特征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盛行，主要表现为以“妇女权利解放”为理由的民间自发的性解放运动及其必然的副产品——1973年最高法院判决堕胎合法。从此，后现代主义成功登上政治正确的制高点，以基督教保守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美国文明生态，发生了本质性的退化。
这个阶段，人类学对个人身份、民族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定义，围绕着一个定理；不同的文化类型，导致不同的身份。尤其是对于民族的身份，甚至将其降格为“不同文化组成的社会团体”。这种通过“文化”定位和建构多元身份的政治意识形态工程，很快导致了相对于种族肤色定位的社会身份更为严重的社会分裂和族群对立。例如，欧洲先行一步，从大约20-30年前开始，伴随着第三世界移民族裔的涌入和伊斯兰教群体的增长，社会冲突和动乱在欧洲各地不断爆发。
1993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学术上成功解构了人类学和政治学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乌托邦模型。于是，911之后，美国政府努力摆脱文化建构社会身份的模式，高举“爱国和自由”的政治大旗，致力于实现以“公民”为一元身份主导的社会结构，从而将多层次的社会身份矛盾关系，简化为政治立场的对立身份关系：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是第二阶段，强调“个人中心主义”和“爱国集体主义”。
正如当代俄罗斯哲学家斯米尔诺夫所指出的，与俄罗斯不同，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是“通过政治程序”；不是根据文化传统和宗教传统，“而是根据美国的公民身份来界定的。……在美国，公民身份是主要的，文化传统与宗教传统是次要的。” [11]同时，他也提出俄罗斯的文化逻辑和文明逻辑是独特迥异的，需要不同于欧美社会身份的建构方式，即基于适合自身的一种“文明规划”。[12]
总之，从1964年美国的黑人和妇女民权运动得胜之后到现在的社会冲突，主要经历了文化建构身份和政治建构身份的两个历史阶段。前者是后者的铺垫，或者说，后者是前者失败后的转型。时至今日，全球化运动已将欧美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从文化的角度看，美国本土黑人是西化（文化白人化）程度最高的族裔，然而，为什么黑人与白人的对立却最严重呢？
可见，文化定位身份的模型，仍然缺乏必要的因素，即忽视了我所称的“文明类型因素”（上述的俄罗斯哲学家也提出了文明类型的观点）。文化形态容易改变，文明类型却相当牢固，因为与信仰、血统和历史息息相关。例如，欧美与俄罗斯同属西方世界，为什么彼此长期为敌呢？这是因为两者的文明类型不同，正如日本与韩国、中国的文明类型有区别。个人之间也是同理，生命类型决定人际关系，即使在相同宗教信仰当中，也是如此。
这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代表着身份定位从族裔文化的坐标正式转型到政治层面，当属2003年波士顿的同性恋集会示威。在挑战传统保守的男女婚姻概念之后，这一运动接着又提出变性、多性等身份的新口号。这一系列所谓的“性身份平权运动”，[13]最终导致2016年高等法院判决同性婚姻合法，以及2021年国会提出的性别平权法案。
于是人们看到，所有围绕阶级、种族、文化、宗教、伦理的身份定位和斗争，全部归入公民政治身份的范畴。于是，公民的政治身份，分裂为左派和右派，即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为定位的社会身份对立阵营。尽管欧美的法治体系、教育机构和主流媒体，竭力施压引导民众接受左派自由主义，然而，一统全局的理想至今难以实现。
2020年的美国大选，标志着由民主党与共和党所代表的左右两大阵营，全然超越了种族、民族、语言、宗教的身份认同，上升到公民政治信仰意识形态的高度。正如亚里斯多德所指出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时到今日，通过政治立场的身份认同而划分的社会群体，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矛盾和动乱的主要执行者。[14]
三、罗马主义与基督教主义的对立冲突关系——信仰意识形态的斗争
美国的历史中，还贯穿着一条社会政治斗争的暗中路线，我称之为“罗马主义”和“基督教主义”的对立冲突。
第一个阶段是美国的殖民地和建国初期。1620年一些清教徒和殖民者登陆美国大陆，签署了具有原始宪法意义的《五月花号公约》，并在最初的普利茅斯殖民地政府中，保持法律效力长达70年，[15]从而赋予了美国殖民地政府保守基督教的政治色彩，我称之为“基督教主义”。
美国的殖民地和建国时期，正逢启蒙运动思潮席卷西方世界——我将其视为“罗马希腊文明的复辟”。期间，罗马希腊文明与亚里斯多德“上帝观哲学”的结合，形成了“霍布斯—洛克—杰弗逊”的社会哲学版本之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合称为“罗马主义”——即致力于“人定胜天”的巴别塔工程，表现为人本主义的亚宗教精神。
正如启蒙运动的鼻祖、科学经验认识论的创始人英国哲学家培根在《科学新工具》中所指出的那样：“只有让人类恢复对自然界的那种主权——这是来自神性的馈赠，并让人类拥有这样的权能，人类的活动才会被坚实的理性和真正的宗教所主导。” [16]这种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制度，就将中世纪的信徒（公民）—教会（政府）—神权的垂直负责制的社会政治结构，转型为公民—政府—宪法的横向负责制的社会政治结构。
托马斯·杰弗逊，作为美国民主党的鼻祖，将培根和洛克的思想成功实践出来，并充分展现在《独立宣言》中，奠定了美国政权的罗马主义基调。《独立宣言》的上帝观，毫无基督教的坐标，属于典型的自然神论。美国《宪法》以“我们，美国人民……”作为开头，则根本没有提到“上帝”。总之，建国的宪法未收录《五月花号公约》，基督教主义被排挤到体制外，从此丧失了原本的优势政治地位。
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完全模仿性继承了公元前的罗马共和国模式，并非发明创造，只是进行了细节性的改良。美国的政治制度，明显遵循了亚里斯多德的理想政体模式——寡头与民主的宪政结合体，最终成为宪政、联邦、共和、寡头、民主制度的混合体，也相当于古希腊政体的复辟。
第二阶段，建国之后，历经南北战争，直到二战结束。南北内战可以视为罗马主义与基督教主义的第一次武力对抗。内战爆发之前的时代里，正如法国的外交家和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的结论：在美国，基督教虽然没有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但是由于教会人数众多，仍然以民间社区的方式，自发性地深刻影响社会和政治。他在《论美国民主》中指出：
“在美国，宗教对法律和细节的公众意见，无法实施任何影响，却指导着社区的行为方式，并且通过约束民众生活的方式，来约束国家。”“在美国，宗教不直接参与该社会的政府，却必须将其视为这个国家政治建制中最重要的单位；即使宗教不赋予自由的美味，也会促进自由结社的运作。”[17]
美国的宗教，主要是犹太基督教，有时会主动支持政治家，而政治家也会主动寻求宗教的支持，双方存在基于价值观和利益的交集；这种宗教政治的市场，也被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竞争一分为二。[18]这两大对立的宗教政治联盟阵营，曾在1960年代发生指标意义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信仰较为热心且教会归属性较强的白人基督徒支持共和党，而信仰相对不热心且教会归属性较弱的白人基督徒支持民主党。[19]
第三阶段，从二战结束直到现在。期间，继承启蒙运动精神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崛起，进一步表现为极端的放纵自由化，甚至抛弃了“上帝观”——“上帝死了”，与“现代（古典）自由主义”划清了界限，演化为彻底的人本主义，即人和人的自由意志，成为这个世界的绝对中心。
2020年的美国大选，对于基督教和政治保守主义的限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标志着罗马主义乘坐启蒙运动的帆船，登陆美国之后的复辟，自1776年建国，经过近250年，将基督教为主的保守主义势力完全击败，美国成为新罗马。
代表着政治保守主义的共和党，自1988年老布什当选总统后，由于基督教主义背景的逐步淡化，导致其政治意识形态立场不断左派自由主义化，越来越接近民主党。这种左右两元政治的交集不断增大的局面，正朝着左派一元政治主导的演变方向，稳步快速发展。
总结反思：提倡“保守主义一元主导”的社会公共意识形态
可以认为，本文阐述的三组模式的社会矛盾关系和意识形态对立关系：黑白种族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罗马主义与基督教主义，不仅书写了美国的社会冲突历史，还塑造了美国和美国人的身份。
美国的左派自由放纵主义和右派保守主义，已经演化为两元政治的激烈对立冲突，必将继续导致社会动乱，结出民主社会的苦果，甚至堕落成为独裁专制——这符合柏拉图的社会制度进化论。因此，美国的唯一出路，依我看来，在于建立“保守主义一元主导”的社会公共意识形态，并通过明确的宪法修正案，来维护这种“一元”在社会与政治等公共生活领域的主导地位。所有的多元，必须臣服于这种一元。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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