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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与上帝的关系 —— 人的堕落与复和[1]

查常平博士(四川大学)2011-6-14

1.关系的基础

作为自我存在的个人,如何回应上帝的启示?当人决定信仰上帝的时候,他就需要思考自己信仰的上帝是谁?需要思考这种“决定信仰上帝”究竟意味着什么?需要思考这种“信仰”如何可能?当这样发问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人理解为一个能够思考的“自我”、一个充满生命理智的“自我”了,一个“我思”的主体。如果人所信仰的上帝和自己没有本质的差别,那么,他所信仰的不过是自己的本质、自己的本能、自己的能力的理想化形式。他对上帝的信仰其实是对自己的本质、自己的本能、自己的能力的信仰;如果他所信仰的上帝和自己具有本质的差别,他从自己以及其他同类的个体存在经验中就无法体会到上帝的存在,那么,他怎样才能确认自己所信仰的上帝就是和自己具有本质差别的那位上帝本身呢?古代希腊人关于真理的提问,同样可以用来面对人在信仰上帝时的处境的提问:如果人已经认识上帝,他就不需要追问上帝;如果人不认识上帝,他即使找到了上帝也不可能知道他所找到的上帝就是上帝本身。此时,除非人对上帝的信仰变成了上帝对人的启示,除非上帝亲自以人的语言向人显明、向人宣告他的存在,否则,人就不可能寻找到作为其信仰对象的上帝本身;如果上帝来寻找人、希望人能够接受他,那么,除非他成为人的样式、具有人所拥有的人性,使人在自己的经验中能够辨认出他的形象,否则,人在根本上因为和上帝没有共同性而不可能认识和接受他。在这个意义上,上帝成人在逻辑上乃是人在信仰上帝过程中必要的前设,是人从认识上帝到信仰上帝即反过来被上帝认识、被上帝拣选的前设。这就是为什么归正宗强调人对上帝的信仰必然是基于上帝对人的预定和拣选的原因。上帝需要在一位既与人具有绝对差别、又与人具有绝对相关的存在者那里把自己向人启示出来,目的就是让人能够与他发生绝对相关的关系。按照基督教的正统教义,耶稣基督的人性使其同人绝对相关、他的神性使其同人绝对差别。这样,上帝在一位同人的绝对差别且绝对相关的存在者中即在耶稣基督里启示了自身的形象[2]。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像(林后4:4,西1:15,腓2:6),“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像”(来1:3)。这样,人的自我与上帝的关系问题,即人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同上帝绝对相关又绝对差别的问题。它以上帝与人的关系为前提。具体地说,这就是上帝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同人绝对相关又绝对差别的问题。[3]

当上帝把自己启示为历史上的耶稣基督本身后,人依据什么来回应上帝的这种自我启示呢?在逻辑上,首先,这位来自上帝的耶稣基督必须宣称自己就是来自上帝[4] ;其次,他需要在言说过程中言说出上帝的本性,同时在自己的存在中活出这样的本性。这种本性包括上帝的慈爱与公义[4]。面对这种言说与宣称,个人需要做出对他的信与不信的决断。从上帝与人的绝对差别的关系方面说,人不可能在完全认识了上帝后才能去信仰上帝。因为,人在根本上就不可能完全认识上帝,否则,他就和上帝不是处于绝对差别的关系。任何能够被人完全认识的上帝,只能是人自己在理智的想象中完成的偶像。历史上哲学家们的上帝,其实就属于这样的以观念为表达方式的偶像。上帝和人的绝对差别,决定了上帝的隐秘性之规定性[6]。对于人而言,耶稣基督依然是上帝的奥秘,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乃至神学家无法穿透的奥秘。这奥秘,体现在耶稣基督是上帝之道成为的肉身事件里,体现在基督耶稣[7]从死里复活的事件里[8]。另一方面,人的信仰的决断,也不意味着人是在一种完全对上帝无知的情况下做出的。因为,上帝成为耶稣基督肉身的样式,目的就是要人能够对他有所认识,能够在触摸他的身体中靠近他、能够在领悟他的言说中领受他、能够在与他同行中度过人生,能够藉着效法耶稣基督从而效法上帝本身。这样,人对耶稣基督的上帝的信仰,不是基于迷信或荒唐的信仰,而是基于人的有限理性基础上的信仰。即使如此,信仰也不只是关于人的理智的认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人的意志的实践论问题,是人对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寻找自己做出的意志上的回应。信仰显明了人的理智思考能力的绝对有限。信仰的本质是个人生命意志的决断。它基于人的有限的感性、理性以及意志的决断,基于人对于一种那些承受了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的生活形态的选择。

也许有人会说:“我可以通过沉思寻找到自己的上帝。”不过,请问你用以沉思的生命理智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上帝不把自己启示给你,请问你依据什么说你所沉思到的上帝就是上帝本身?既然你不知道上帝是谁,那么,你怎么能够断定你沉思所得到的上帝就是上帝本身而不是你自己关于上帝的想象(或关于自身的偶像)?即使如此,你最后的回答,一定还是属于一种意志性的决断:“信不信,随你!”换言之,对于不信耶稣基督的上帝的人,还是依据自己的信来确定自己所寻找到的上帝(或者真理)。不信者一定相信自己的不信,否则,他就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即使对于怀疑主义者而言,他也一定要相信并且确信自己是一个怀疑主义者、确信自己处于一种怀疑之途中。然而,如果他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表现出疑神疑鬼的情态,那么,人们只能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如果他还怀疑自己是否究竟在精神病院,那么,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而不再是怀疑主义者了。正因为如此,怀疑主义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现实主义者、机会主义者。

2.关系的扭曲

在基督教看来,人若不信在上的耶稣基督本身,那么,他就根本不可能和上帝有明确的关联。同时,如果人和耶稣基督的上帝没有明确的关联,人与人之间以及同其他世界因子之间就不可能有公义的关系,即使它们依然处于互相关联的某种关系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里把自己启示出来的原因。十字架的竖木,当然就是传统神学所说的人神关系的纵向表达;但是,十字架的横木,并不是传统神学仅仅理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表达,而且还包括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语言、人与时间之诸种关系,包括横向关系中的一切受造物。我们这样说,是根据耶稣作为自我的弥赛亚身份的意识、作为肉身的自然之在者、作为犹太人历史中的一员、作为通过语言的言说把一切启示出来的圣言、作为特定时间中的存在者。就纵向关系而言,这不意味着上帝和人没有绝对关联,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同人客观地发生了关联,不信者只是基于自己在主观上的不信而拒绝接受这种关联。这时,从世界图景逻辑以及基督教的教义看,人拒绝同耶稣基督相关就不再同上帝相关,他封闭在受造的世界中[9] 而被异化——圣经称之为人的堕落。并且,人在其中也扭曲了同其他世界因子的公义关系。它呈现出如下的七种可能性。

2.1 人的神化:当人只是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所表达出来的纵向关系的时候,当人仅仅强调人神关系而忽视了自己同其他受造物的关系的时候,人就有可能虚妄地宣称自己成为神,把自己看成是高于其他受造物的存在者。人把自己神化、像一切偶像崇拜者那样把自我神化、陷入骄傲的罪中。它构成人的自傲的神学根源。人陷入自我称义的罪中。其异端的形式为:教主通过设定末世的时间僭越为时间之主,从而取代上帝;他把自己神化取代了耶稣基督的中保位置,从而在教义上否定三位一体信仰。自我称义的结果,就是人在自傲中把自己限定在一个狭小的对于创造者的无知世界。他必随从世界的风俗,生命没有定向。他将有限的人的存在当成无限本身来崇拜。“上帝已经死了,而且必须被埋葬。但如果继承上帝者,以自己取代上帝的位置,则他已经不再是人,而是上帝了,虽然可能起先看来只是‘逐渐成形中的上帝’。”[10] 英雄崇拜、领袖崇拜、明星崇拜,不过是人的神化在古今历史中的生活版。把自我神化的人,其实是人的扭曲。这样的人若是有权者,他将带给他人巨大的灾难。二战时期的希特勒与日本天皇、和平时期无神论国家出现的极权偶像们的行为结果就是明证;他们若是普通人,其在社会交往中往往自以为是、以井底之蛙看世界。他们自以为真理在手也拒绝同他人交流。当然,即使是在接受耶稣基督的基督徒那里,也可能会犯同样的毛病。他们以妄称上帝先知的名义向信徒发出审判之言。他们忘记了耶稣所说的:弃绝他、不领受他的话的人在末日将受到他所讲的道的审判(约12:48);忘记了教师“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提前4:16)免得遭遇更严厉的审判。任何基督徒,都应当自觉到敬虔并非基督信仰的核心,自觉到仅仅强调人神关系而忽视了自己同其他受造物的关系有可能陷入异端的危险,进而需要自觉到骄傲与自信的差别,并且自觉在社会交往中、在和自然的相处中、在同历史的相遇中警惕自己陷于自我中心的骄傲之罪——陷于唯我主义、人定胜天、虚无主义的罪中,从而悔改自己向耶稣基督的上帝、向世界中的自然、历史以及向自己总是保持开放的态度。

人若知道上帝的义,就不能立自己的义而不信服上帝的义(罗10:32),不能不把自己当成一位绝对有限的存在者。即是说,人如果知道了上帝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使上帝成为上帝、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使自己成为人(这就是上帝之义的涵义),人才不至于把自我神化、陷于骄傲的罪或沉沦为动物,那么,人只有在信仰中谦卑地做出是否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决断。当人做出了这样的决断后,人始终就会向上行走在地上而成为具有尊严的存在者。他站立而不是匍匐于大地,不自大也不自卑。他所相信的那位上帝为其存在赋予了尊严而不自卑,他相信自己不是上帝而不自大得随意主宰他人的生命,他相信自己是人而不以自卑放弃自己的人生。人活在耶稣基督的上帝与其受造的世界之间的张力之中。

在人与上帝的这种关系意义上,人是一个神圣性的存在者。“神圣”意味着“圣洁”,“圣洁”意味着绝对的差别。换言之,人在受造的意义上同他的创造者上帝因耶稣基督而有着绝对的差别,人不能将自己神化为“神”。“否定人的神化(the divinity of humanity)可能性,源于上帝的人性已经发生在耶稣基督里。让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人,正因为如此而不让人成为上帝:这是基督教信仰需要思考的人学任务。基于上帝的人性否定人的神化,这将成为对于我们人性最严格的诠释。”[11] 另一方面,人因耶稣基督在领受上帝的慈爱中而同其发生绝对的关联,在这种绝对关联中同其他受造物发生相对关联。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这就是诗人发出如下吁求的原因:“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诗90:14)“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诗85:7)同时,在所有的受造物中,人被赋予管理世界的责任。人和其他受造物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物质都有着绝对的差别。人在根本上不属于动物的范畴。即使把高级动物的名称给予人,其实这种观念也是在贬损人的尊严。

2.2 人的物化(或唯自然化):当人降格为受造物中的动物、植物、物质性的存在者,他就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这构成人的自卑的根源。人的物化,又内含三种形式:首先是人的动物化:人成为肉体生命的生存者,把人在生理上的肉体需要看成是人的全部存在的需要。“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腓3:19)他们按照动物界的伦理——弱肉强食的伦理来生活。人活着,就是为了肉体生命的生存与延续。至于和人的精神相关的一切活动,都被看成是无意义的行为。人的意识,以肉体生命如何生存延续为对象。生活中,动物化的人仅仅思考如何挣钱喂养自己的肚腹与如何把孩子当作肉体生命来养育?但是,即使这样,人毕竟还是人而不是动物,人在如此思考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追思社会公义(正当的挣钱手段)以及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之哲学问题,离不开探问人的理想人生形象。凡是从动物性来定义人的时候,都是将人做动物化的思考的结果,是从人与动物的类似性对人的规定,即使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亚里斯多德)、理性的动物、制造工具的动物(本杰明·富兰克林)、符号的动物(卡西尔)等等。“关于人的动物性概念使我们在物质宇宙中为人找到了一个位置,然而它无法解释人与次于人的最高级动物之间的无穷差异。用动物的形象来描述人,和用人的形象来比拟神一样,除了描述上是不恰当的以外,在‘会思想的动物’这一术语中,‘动物’一词所具有的暗示性和联想性含义造成的曲解同它澄清的混乱一样多。”[12] 其次是人的植物化:人成为自然生命的生长者,即自然生命体,仅仅把生命的成长本身看成是人的存在,生长活动成为人的全部活动;最后是人的物质化:人堕落为物质自然的在者,即物质自然体,只是生活于物理的时空中,甚至成为丧失意识能力的人。

人的物化的结果,导致对于人的尊严的贬低。因为,这样的信念使人沉沦为非人的物。如果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就会越来越具有动物性而变得自私、狭隘、封闭,越来越丧失人性的慷慨、宽广、开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意义上,人的物化属于人的堕落状态之一。人由于和上帝的关系的破裂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破裂,包括人与物质世界、植物世界、动物世界关系的破裂;另一方面,指人与自身的整全关系的破裂,把人仅仅理解为物质性的在者,即人作为物质自然体、自然生命体、肉体生命体,人仅仅为肉身的生存、生长、在而活着;第三指人用物质主义的观念来理解世界中的其他因子。人理解他人(社会),把他人看成一个肉体生命。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仅仅是为了肉身的生存而存在的物质交换关系(功利主义的人生观),仅仅是建立在血缘或泛血缘基础上的交往关系(人只在亲戚或准亲戚之间交往)。男女之间的关系演变为仅仅为了满足肉身的需要而存在的关系;他把历史理解为人为了生存而抗争的过程,由此形成一种物质生产、流通(或传播)、消费(或接受)的文化诠释理论;他认为上帝也不过是和其他受造物一样的偶像,或者说物质性的在者,如有人提出上帝是谁创造之类的问题;他理解时间、语言为一种物质性的客观存在。至于究竟它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性的在者,这种堕落的物化观最终也不清不楚。

在人与自然相关的意义上,人的确是一个自然性的存在者。人是一个物质性的在者(物质自然体——诗90:3 人来自尘土、又归于尘土)、自然性的生长者(自然生命体——诗90:5-6“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肉体性的生存者(肉体生命体——诗90:9-10“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我们作为肉体生命将要结束。)不过,我们不能像物质主义者那样仅仅看到人与自然相关的这个方面,还要看到两者在本质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就是人在被造时被吹入的气――精神。

2.3 人的唯我化(solipsism of human):我们拒绝人的神化观念,并不拒绝人具有上帝形象的人观,而是拒绝任何人虚妄地把自己当作神的思想与行为;我们批判人的物化观念,并不否定人以身体的形式与自然的先天关联,不否定人是一个自然性的、生长性的、肉身性的存在者,而是否定仅仅把人当作这种自然生长的肉身存在者;同样,人的唯我化,指人忽视同终极信仰的存在的关联而专注于自身的存在、专注于作为个人自我的实现而无视和世界图景中的其他因子的关联的存在现象。当耶稣说下面的话语的时候,他要表达的意思就在于把人从这样的唯我主义的自我观中拯救出来,使人通过同耶稣基督的关联而向其创造者敞开生命的丰富意义:“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可8:34-35)耶稣这里所讲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是指人以自然的肉体生命为生命的全部,指他绝对以自我为中心审视世界。这样的“自我”,其内容就是从血缘而生的肉身、“人意”(约1:13)。人的唯我化的结果,最终导致人同世界图景中其他因子的决裂而使人的自我堕落为自然的、动物性的肉体生命。当人的生命去除了其作为人的内容时,他就丧失了自己作为独立存在者的生命本身。所谓的极权主义者,其实就是这种唯我化的观念的信仰者。他(或他们)在根本上拒绝同他者的对话,拒绝在同他者的对话中来改变自己。他以强权的方式把自己本能的生存信念当作一种普遍信念强加于他者,强加于包括自然、社会、历史、时间、语言之类的他者,甚至强加于自身的“自我”。于是,他所呈现出来的生存状态除了赤裸裸的本能外还是本能的赤裸裸。他的行为因为是出于“人意”而不可能恒久。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的意义上,人的唯我化致使人的堕落。人丧失了意识自身、反省自身、批判自身进而更新自身的能力,因为他不在他者之中而只是囚禁在自身之中。他不可能在自身中把肉身与精神区别开来,不可能以精神的追求来引导自己的肉身生活。这种“只在自身之中”的自身,实质上是丧失了人性的内涵的自身,是自身的失丧。“基督教信仰把这种趋向自我奠基的存在倾向理解为罪。对于信仰而言,作为自我认同的认同是那些正在丧失他或她自身的标志。因为,根据信仰对该事情的理解,我们从来没有在我们自己里发现自己。在我们自身中,我们不可能同我们自身照面。当我们同自身之外的他者照面时,我们才同我们自身相遇。……我们只有在同那凌驾于我们之上又不是内在于我们的自我关系(self-relation)中的在者关联时,我们才能真正地超越于我们的自我关系。那以此方式凌驾于我们之上的在者存在于自由之中,并通过其自己的行动创造出各种关系。”[13] 这些关系,就是人在世界图景中的人与语言、人与时间、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历史的关系。这里,人与自身的关系,显然处于一切关系的核心,因为他同其他世界因子的关系要通过这种关系中的自我意识才显明出来。作为自我性的存在者,人是一个意识生命体。人在自己的意识生命中将自己展开为理性的、感性的、意性(意志)的存在[14]

2.4 人的唯社会化:当人拒绝通过耶稣基督同上帝发生关联,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灵性,他只能生存于满足自己本能的、生理的需要的状态中。他向他人敞开的目的是将其纳入自己的肉身活动的域界里,因而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肉身共在的关系。当他人不能满足自己的肉身需要的时候,当他人不能成为自己的工具的时候,他人的肉身就成为“唯我论者”消灭的对象。社会的瓦解由此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在儒家文化异常强调肉体生命的延续、强调“天下”观念的中国传统社会反而周期性地出现社会大震荡的原因。于是,在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便产生出一种悖论性的存在现象:表面上以他人为中心实质上以部分人的“自我”的肉身需要为中心的“集体主义”观念。这里的“自我”,无非是社会生活中的有权者阶层;这里的“他人”,一方面指那些有权者中的弱势个体,一方面指社会中作为无权者的个体。所谓集体主义的信仰,不过是极权主义的统治者们的工具。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就是集体主义信仰内涵最充足的例证。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意义上,人的唯社会化带来人的堕落:人由于和上帝的关系的破裂从而延伸出人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人在情感关系上的破裂。人在社会生活中沦为政治动物、经济动物,因而在这样的活动中人标榜动物性为人性。其中,弱肉强食的强权原则就是具体的体现。法律不过是为了保护这种动物性的强权原则的工具。

相反,唯有当人恢复了同创造者的绝对关联后,人因为在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才发现了和自己一样的他人所处的位置,他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者,一个不断同他人有交往的精神生命体。[15] 人与人之间的绝对的共在关系,是社会共同体得以稳定地建立的基础。这需要生存其中的人具有一颗爱众仇敌的心(太5:44)。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没有能力把敌人转化为朋友、转化为邻人,这样的文化所形成的社会就必然面临瓦解的命运。其中人所经历的被践踏经验,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力之外。

2.5 人的唯历史化:没有对于死者的绝对尊重,就没有历史。耶稣基督的复活,为在社会中存在的人赐予了盼望。对于那些在社会生活中遭遇了不公义对待的人,这种终末论的盼望显得尤为重要。相反,当人拒绝接受复活的耶稣基督后,任何以复活的名义保留下来的文化实质上就不再有终极的历史性的根据。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再来的事件为人类承诺了完整的面向未来的历史时段;另一方面,这位永生的上帝,并不把人短暂的几十年的社会存在看成虚无。任何人最终都面临基督耶稣再来时的审判。所谓人的唯历史化,指把人的心理生活、社会生活仅仅看成是一堆历史事实的观念理论。至于这种历史事实背后内含什么样的终极意义,它拒绝做出任何的追问,甚至阻止人对此给出任何终极的解答的努力。人仅仅需要活在当下的传统中,活在一种没有记忆、没有想象的传统中。

在人与历史的关系的意义上,人的唯历史化将导致人的堕落。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中,人拒绝任何深度的阅读、写作活动。因为,阅读、写作活动是人与历史生者发生关联的中介;任何深度的阅读、写作活动,背离人的唯历史化所依存的历史相对主义的观念。既然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只能在历史本身中被赋予意义,既然人所赋予的历史事件的意义都是相对的,那么,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深度阅读与深度写作的可能性。

当人以汉语族群在中国大陆当下的历史为历史的内容的时候,这对于个体而言首先是肉体生命的生存史,对于群体而言将是强权正义的统治史。其中,历史的过去与未来,都服务于对当下有权者的需要与诠释。相反,当人在世界图景中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后,人不得不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者,即一个文化生命体。过去的历史积淀于人的现在之中,未来的历史生起在人的现在之中。[16]

2.6 人的唯时间化:在人与时间的关系的意义上,人是一个时间性的存在者。当摩西说: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诗90:10),这是就人的一生所要经历的物理时间而言;当他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90:12)这是就人的心理时间而言;当其感叹“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诗90:4)这是就上帝的永恒时间相对于人的物理时间的关系而言的。当人断绝了同永恒存在的关系后,人就不再在永恒之中,他的现在就只能和水平方向的物理时间中的过去与未来相关。他在社会中、在历史中所经历的时间,通通都会被还原为人的物理时间。换言之,人在时间中的丰富性被其单一的物理时间所代替。人唯一拥有的时间即外在于他而在的物理时间。人的唯时间化,指人单单活在物理时间的现在之中。其生存状态为:没有意识生命在心理时间中的变化、没有精神生命在社会时间中的遭遇、没有文化生命在历史时间中的唤起。人沦为物理时间的奴隶,他昏昏噩噩地随波逐流,“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弗2:2)。他活着是为了等待死亡的降临。这就是人时关系中的堕落状态。

2.7 人的唯语言化:在人与语言的关系的意义上,人原本是一个语言性的存在者。根据基督教,上帝是一位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经里、在教会中言说的上帝。因此,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意味着人具有言说的需要和表达的能力。它给出了人的言论自由在神学上的依据。“我们首先是上帝对之言说的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是人(位格)。成为人,意味着能够被某个在我们之上者所言致。这在人与作为或者人与生产力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中使我突显为一个自我、一个‘我’。”[17] 换言之,正是对于上帝言说之倾听成就了人的位格性存在,使其成为“自我”的存在。相反,当人断绝了与这样一位充满默示的上帝的关系后,人在世界中同其他因子的正当关系也遭遇了毁坏。其结果带来人在语言中的堕落,人对于其他世界因子不知所云,或者在混乱中展开对于世界因子的言说。人的灵性语言枯竭,习惯使用公共性的、无所指的语言而拒绝使用私人性的言语。其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空话、大话、假话之类口号性话语的盛行;其在家庭关系里表现为夫妻用一种社会化的称呼来称谓自己的配偶之类语言现象。

3.关系的复和

所有这些在人堕落后出现的现象,客观上无不贬损人的存在,使人沦为非人,从而践踏了人的尊严。它们背离了圣经所启示出来的公义的关系性的人观。这种人观意味着:

人按照上帝的形象(“我们的形象”——创1:26)而造,指人是在同上帝的关系中被造。人被置于与创造者的关系以及和其他受造物的关系之中。人与创造者的关系,即绝对差别中又绝对相关、绝对相关中又绝对差别的关系。如果人丧失了这种上下关系,人在世界图景中的其他各种关系由于没有轴心必然处于分裂状态,而且将各自趋向以自身为中心,正如我们在上述的人的堕落状态中、在人的非人化现象中所见的那样。原来,“在上帝与虚无二者之间,人与其他被造者因神圣良善愉悦的上帝创造而生存着,而在人与自然之间有极强的连接关系。如果加以认真看待,这种关于创造的信仰就带有批判的释放性力量。诸神与诸魔将从世上消失,因为世界是超越的上帝所创造,并且摧毁人、国家政治、国家主义与拜物教的自我神化之存在根基。”[18] 进而言之,任何将世界中人的语言、人的时间、人的历史、人的社会、人的自我、人所依存的自然包括人的肉身的极端化以至神化的根基也被摧毁了。

什么是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形象就是“我们”,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作为三个位格的上帝,是三个位格之间彼此绝对差别的上帝;作为一体的上帝,是三个位格之间彼此绝对相关的上帝。上帝在绝对差别中绝对相关,这就是上帝的慈爱;上帝在绝对相关中绝对差别,这就是上帝的公义[19]。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指人借助耶稣基督在人神之间的中保作用、借助圣灵的交通同上帝发生绝对相关与绝对差别的联系。“在创造故事的叙事中,……不再是王,而是人,个别的人与全体的人们,被任命在地上成为上帝的形象。

这种对于天命以及人的价值的信仰,具有非常显著的批判功能。它禁止把统治者、领导者与天才神圣化,而期盼着使‘人’得有做人的自由,这使得国家、人民、社会、种族的神圣化成为不可能。”[20] 人被这样一个上帝放在世界的种种关系中存在,而且位于这些关系的中心[21]。他“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1:28)他与各样受造物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语言、人与时间、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关系。人的本真的位置,取决于他在世界图景中的个人化选择。他要么通过选择承受在上的信仰而与其他受造物发生正当的关系,要么拒绝这样的信仰陷入不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关系之中。正如前面在“人的唯我化”部分所阐明的那样,人不可能在自我中心中完成对于自己作为个体的建构,他只能在同世界图景中的其他因子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建构属于自己的个人性的自我。

但是,人需要自我化,需要在与自己的创造者的绝对关联中把自己的独特本质在世界中展开出来。这个展开的过程,就是人的个人化过程。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代替“我自己”来完成“我的”自己即“我的自我”的塑造工作。而且,只有在与自己的创造者的绝对关联中,“我”才是作为一个绝对的个体生命存在着,“我”才能作为一个个体在自然中、在社会中、在历史中绝对地存在着。在这个意义上,人作为在自然中的主体生命的存在,同时是其作为在社会中的个体生命的存在,也是其作为在历史中的我体生命的存在[22]。相反,如果人拒绝了同自己的创造者的绝对关联,人就算不得什么。当《诗篇》第8篇大卫说:“人是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或译‘必死者’)是什么,你竟眷顾他?”(`WNd,(q.p.ti yKiä ~d'ªa'÷-!b,W WNr,_K.z>ti-yKi( vAnða/-hm'(,自译)这正是他在发现了人与创造者的绝对关联后发出的感叹。所以,他在同篇第1节与第9节不得不由衷地颂赞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荣美!”(#r,a'_h'-lk'B. ^m.viâ ryDIäa;-hm'( WnynE©doa] hw"Ühy>)。

由于上帝的三个位格本身在绝对相关中又绝对差别,人信仰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结果,使人成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者。这种关系性的存在,把人置于同语言、时间、自身、自然、社会、历史乃至上帝本身的公义关系中。人面对这些世界图景中的关系因子,而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成为“人类”的肢体。当然,在严格意义上,人和它们之间只是一种相对相关与相对差别的关系。[23] 换言之,在人的本质存在(即“自我性”)里面,内含语言性、时间性、自然性、社会性、历史性乃至神圣性的规定性。这正是我们前面讨论人的自我与语言、自我与时间、自我与自然、自我与社会(他人)、自我与历史、自我与上帝之关系的逻辑前提。我们为什么能够在世界图景关系中来讨论人的自我,因为人的自我本身就是一种在世界图景关系中形成的存在者。这样的存在者,我们称之为“个人”,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那一个”。

个人怎样在上帝之中成为人?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说明“在上帝之中”的含义。基督教的圣经把上帝启示为在耶稣基督里的上帝,这即是说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那么,个人在上帝之中,就意味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上帝之中,意味着个人在耶稣基督之中。正如前面所言,个人通过他的信仰决断来决定他是否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上帝。当他做出了这样的肯定性的决断后,他就在耶稣基督之中。《使徒行传》称这样的人为“基督徒”(11:26)。由于耶稣基督现在升天在父神那里,当基督徒说他在耶稣基督之中的时候,其实是说他活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他接受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关切他的历史事件——耶稣基督事件[24]。现在,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和圣灵与世界发生关系,他们同世界相遇在一个切点上。这切点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就是指历史中的耶稣基督事件。于是,个人怎样在上帝之中成为人的一种答案,就是个人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在认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中生成为人。当人成为基督徒后,他按照上帝形象而造的原本有的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得以恢复。它们共同融合形成作为个体的人。这样,成为基督徒就是成为人;而成为人也就需要成为基督徒。所以,人是一个处于上帝与虚无之间的中间性的存在者,是处于其他受造物中的存在者。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人要认为自己“合乎中道”(fronei/n eivj to. swfronei/n,罗12:3)的创造论神学基础。因此,做基督徒最后就是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在世界中发现自己具有相应位置的人。这时,他必须用生命意志来决断,需要做出选择。

事实上,当个人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存在置于和上帝之间的一种绝对差别又绝对相关的上下关系之中。个人因为复活的耶稣基督而不能越过这位永生的存在者成为上帝,他和上帝有着绝对的距离。他不能把自己神化;同时,个人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所呈现出来的上帝的圣爱而和上帝有着绝对相关的关系,个人不因为与上帝的绝对差别而向自然的动物世界沉沦。他不会把自己物化;个人因为在耶稣基督里而活在与上帝的关系之中,活在与语言、时间、自身、自然、社会、历史的张力关系之中。他因这种张力关系而成为世界图景中的一员。反之,如果人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和其他世界因子所发生的关系就会是一种单向度的不平衡的关系。至少,当其处于这样的张力关系的时候,人被赋予了全面修正其中出现的这种不平衡关系的可能性。这就是基督教关于人的复和教义的部分内容(2011-6-14)。


注释

  1. 本文属于笔者正在写作中的《新约的世界图景逻辑(第二卷)——马可福音》中的“导论”里的一小节。
  2. 保罗神学的论题之一,尤其体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
  3. 参见后面“上帝与个人的关系”部分。
  4. 约翰神学的论题之一。
  5. 参见后面“人神关系中的上帝”里关于“上帝的结构即三位格”的讨论。
  6. 见太6:1-18多次提到“隐秘”中的天父的经文。
  7. 在保罗的术语中,他用耶稣基督时侧重其神性中的人性,用基督耶稣时侧重其人性中的神性。
  8. 罗16:25-26,林前4:1,弗3:4、6:19,西2:2、4:3,提前3:16。
  9. 至于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信徒如何同上帝相关联,需要另外的文章探讨。
  10. 莫尔特曼:“人子的国度”,见《道风 基督教文化评论》,第21期,香港:道风书社,2004年,第27页。
  11. Eberhard Jüngel, Theological Essays, vol.1 (Edinburgh: T&T Clark Ltd, 1989), 152.
  12. 赫舍尔:《人是谁》,魏仁莲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23页。
  13. Eberhard Jüngel, Theological Essays , vol.1 (Edinburgh: T&T Clark Ltd, 1989), 134.
  14. 参见笔者著:《人文学的文化逻辑——形上、艺术、宗教、美学之比较》,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9-51页。
  15. 这就是为什么二十世纪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精神穷乏、在使一部分人集体化的同时对另一部分人采取孤立政策的原因。
  16. 犹太人的历史观即是最恰当的例证。他们在反复对自己的祖先过去如何出埃及、过红海、对自己的子孙将来如何迎接弥赛亚来临的叙述中确立起他们现在存在的基点。
  17. Eberhard Jüngel, Theological Essays , vol.1 (Edinburgh: T&T Clark Ltd, 1989), 150.
  18. 莫尔特曼:“人子的国度”,见《道风 基督教文化评论》,第21期,香港:道风书社,2004年,第29页。
  19. 参见后面“上帝的本质”部分。
  20. 莫尔特曼:“人子的国度”,见《道风 基督教文化评论》,第21期,香港:道风书社,2004年,第31页。
  21. 由于中世纪神学潜在地确定了上帝对于世界的创造、护理、救赎,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传统其实是指人在世界中被上帝赋予的管理角色。经济学诞生的神学根据就在这里。
  22. 参见笔者著:《人文学的文化逻辑——形上、艺术、宗教、美学之比较》,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2-64页。
  23. 这并没有否定上帝与人的绝对相关又绝对差别。因为,如果反过来说人与上帝绝对相关又绝对差别,那么,人依据什么才能够持守和上帝的这种关系呢?除非相信一位和人绝对相关又绝对差别的存在者——耶稣基督——外,人不可能依靠自己而拥有这样的能力。例如,在现实的意义上,人不可能爱历史中的每位生者与死者,他只可能对其保持一种敬畏的爱感态度。因为,人如果和历史是一种绝对相关的关系,他就应当具有某种能力和历史中的全部存在者发生关系的能力。这即使对于最卓越的历史学家也是不可能的要求。
  24. “耶稣基督事件”独特内容的探讨,参见笔者著:“新约文本的基督论”,人大复印资料《宗教》,5(2009),pp.9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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