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恢复到发展，再到复兴的过程。根据官方发布的数字，目前中国基督徒的人数约有1700万，而民间的的估计则要高出许多，有的估计是6000万，也有的估计是8000万，最高的估计则达一亿。不管数字是多少，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飞速发展已成为一个不争得事实。今天，不论是基督教内人士，还是从事宗教研究的学者，甚至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都毫无忌讳地表示，最近30年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在国际学术界也引起了关注，宗教社会学是把中国基督教的复兴作为一个范例，在全球宗教复兴的背景下予以特别重视。在近年来西方出版的有关世界宗教发展的学术著作中，无一列外都把中国看作当代宗教复兴发展的一个案例。那么基督教的复兴在中国社会中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哪？

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思想、和组织，在目前中国的存在或表现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公开教会、非公开教会、和学术界的基督教研究。相对于中国强势的传统文化和世俗文化、以及广大的无神论影响而言，基督教在中国还是属于弱势群体，在社会上的影响还很有限。就基督教本身而言，三种形式的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一

如果你去中国的大小城市，在市区中很容易看到陈旧的西式教堂建筑，以及近年来建造的仿西式教堂建筑，这些教堂往往就是公开教会的宗教活动场所。这些教堂建筑很容易使人意识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2005年秋，笔者曾乘船从长江逆流而上游览三峡，在长江沿岸因三峡工程而新建的许多城市中都能看到新盖的基督教堂及上面高耸的十字架，这些教堂建筑已成为这些新兴城市中一条靓丽的风景线，似乎在告诉长江中航行的人们，这里有基督教的存在。

官方公布的基督徒人数主要就是指参加公开教会聚会的信徒人数，他们是基督教在中国存在的最直接的形式。到了星期天的时候，你在各个城市都会看到许多人进出这些教堂，也会听到教堂里传出的唱诗声；有些教堂由于人数太多，可能在教堂外还会聚集很多人，通过闭路电视、或广播来参加主日的崇拜。由于这些教堂在主日通常都要举行数场崇拜活动，这样星期天进出以及聚集在教堂门前的庞大人群，就成为社会上所能看到的最直接的基督徒。这些教堂建筑和参加崇拜的基督徒，无疑向更广大的社会做了基督教在中国存在的见证。

今天中国的公开教会是1950年代中国教会在政府的劝导下进行三自革新运动的产物。1949年共产党执政，建立了新政府。当时新政权与中国基督教界还是存在着紧张的关系。众所周知，基督教是信仰有神论，而共产党信仰无神论；基督教是从欧美国家传入中国的，而欧美国家对共产主义有极深的疑忌。这些都影响到新政权与中国基督教界之间的互信。另外，19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爆发，冷战开始，中美公开走向对抗。在中国的基督教会和基督教机构大多与美国的基督教教会有着密切联系，并接受美国教会的经济资助，这样切断中国教会与美国教会的联系，或者说从更深一层看，切断中国教会与美国的往来、消除中国民众的亲美症和恐美症就成为当务之急。1950年新政府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与中国基督教界的一些人士多次会面，指示他们要采取行动，切断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消除中国基督教中西方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基督教界在官方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三自宣言”，开始了三自革新运动，并于1954年建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至此，中国教会开始赢得了政府的信任，并得到政府的许可，得以继续进行公开的宗教活动。革新后的中国教会日后成为国家宪法明令保护的合法教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开教会。由于公开教会与政府关系密切，不少对此存有疑义的人也将之称为官方教会。

虽然在人员来往上、在经济上、在神学和信仰的交流上中断了与西方基督教会的联系，中国教会在宗教活动场所上却仍然继续使用西方传教士建造的教堂建筑。今天你在中国大下城镇看到的西式教堂建筑，大都是由欧美在华传教士于20世纪上半叶建造的。20世纪初，西方基督教对华宣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大量的教堂被修建。这是因为一方面来华的西方宣教士人数增加很多，同时中国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也有很大增长，有信徒就要有宗教活动，要活动就要有活动场所，所以大量新的基督教堂建立起来。另一方面，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许多19世纪建造的教堂建筑都被毁坏，特别是在北方地区；义和团运动后，不少西方宣教士用庚子赔款重新建造了新的教堂。这些教堂建筑一般来说都非常牢固，时至今日，仍然屹立不到。保存至今的基督教堂，不仅仍然为公开教会提供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也成为许多城市吸引游人的旅游景点，比较典型的如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的天主教北堂，上海人民广场的莫尔基督教堂，哈尔滨的索非亚东正教堂等。这些教堂对社会来说，其意义更多的在于教堂建筑所展示的西方经典建筑艺术的精美和奇异，使人们在一群单调的钢筋水泥火柴盒建筑中得到美的享受。当然，这些教堂建筑本身也无言地昭示着一种被称为基督教的宗教在中国的存在。

对公开教会来说，一方面，它得到政府的承认与保护，可以公开地从事宗教活动，包括主日崇拜、查经、团契等；同时它也为众多的基督徒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活动场所，使普通信徒不必为自己参加宗教活动而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这是它作为公开教会的优势。另一方面，受到政府的保护，也就意味着要接受政府的管理。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政府管理宗教的传统，如在唐朝、元朝，政府中设有专门管理宗教的部门。继承这一传统，今天中国的政府机构中也设有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负责管理中国的各种宗教组织。目前在中国对宗教的管理主要是依据宗教行政管理条例，即俗称的宗教政策。这些政策对宗教组织的活动有一些限制，比如规定公开教会的任何宗教活动只能在政府认可的宗教场所内进行。这样，教会就较难积极主动地在社会上创造机会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教会在西方国家可以做的许多工作或可以发挥的作用，中国的教会都无法做到。

此外，由于主流社会无神论的统治及对有神论的排斥，不少信仰基督教的精英人士碍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不愿进入公开教会，公开曝光自己的信徒身份。这样，公开教会的资源，包括人才、经济、神学思想等，就变得很有限。这也是限制公开教会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总的来说，公开教会的影响主要是在教会内部，如关心信徒、为信徒提供心灵慰籍等方面；公开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很有限，除了做一些慈善救助外，很难在推动社会进步、公义上有所作为。

二

如果你熟悉中国教会内部的状况，你也许听说过基督教在中国还有另一种存在形式：非公开教会。此外还有几种对这类教会的称呼，如地下教会、家庭教会、非建制教会、民间教会等，其中家庭教会是最常用的称呼。家庭教会倾向于不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也不与公开教会有来往，故保持一种地下、半地下或秘密的状态，教会以外的人很难觉察到他们的存在。参加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很多是感到公开教会的活动满足不了他们的宗教感情需要，也有不少人是觉得在公开教会中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家庭教会的人数始终是一个谜，应该不少于公开教会的人数。近年来，许多家庭教会已经浮出水面，呈现出一种半公开的状态，这种情况在都市中更为明显。

家庭教会产生的背景要比公开教会的形成复杂的多，家庭教会的产生并无一种固定的模式。现代意义上的家庭教会应该是在1949年以后出现的，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在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由于家庭教会没有统一的组织、统一的神学思想、统一的信仰体系，每个家庭教会产生的环境与原因都不一样。总起来说，家庭教会产生的背景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基督教中保守的基要主义信仰的影响，最典型的当数北京教会著名的牧师王明道。在各种人群或信仰中都有保守、温和、和开放之分，保守的一方往往对信仰都有特别的坚持，有时甚至到达一种不可妥协的固执地步。19世纪末美国的基督教会因着对世俗世界，特别是对学术和文化看法的分歧，出现了自由派和基要派。自由派主张要使基督教信仰适应于当代学术和文化的发展与变化，对与当代学术和文化不适应的信仰成分要进行扬弃；基要派则认为要以不变应万变，不能随着外部的学术和文化起舞，要坚守信仰的基要部分，不做任何无原则的妥协。在基要派看来，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信仰、比上帝的话语、比圣经的教导更重要的了，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将过去，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唯有信仰是最重要的。基要派的信仰在20世纪初也传到了中国，对不少中国的基督徒和传道人影响很深，王明道是最具代表性的。王明道在1920年代就在北京组织了基督徒的家庭聚会，并于1930年代建立了基督徒会堂。他的教会不与外界的政治发生联系，1940年代，日本人要在北京建立亲日的基督教团体，王明道拒绝参加。这倒不是因为王明道爱国反日，而是他保守的神学信仰立场使他对这些与信仰无关的事没有兴趣；1950年代初，当中国的教会进行三自革新运动时，王明道的教会也没有参加，同样的道理，这并不是因为王明道反共，而是他对政治没有兴趣。王明道为此做了20多年的牢，这使他成为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先驱。在50年代，与王明道持同一保守信仰立场的还有少数一些基督徒，他们中的不少人都为此做过牢，并在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率先组织了不隶属于公开教会的家庭教会，这些教会也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追求一种纯粹的信仰生活。应该说，中国最早的家庭教会主要是由这部分坚持保守的基要派信仰的传道人和基督徒建立的。

二是从公开教会分裂出来的。1960和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宗教在中国都被人为地消灭掉了，起码表面上看来是这样。虽然作为宗教外在表现形式的教会团体、活动和仪式等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被取缔了，但作为宗教内在表现形式的宗教情感、信仰和经验等却依然存在，用任何方法都难以抹去。正是因为如此，70年代末，中国政府又重新恢复了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在重新开放的公开教会中，有些传道人或神职人员之间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不少矛盾，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彼此的揭发批斗，或在教会职权分配上彼此不服，就使得一些在教会中处于劣势的神职人员离开了公开教会，另外建立起自己领导的教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公开教会中，有些信徒和传道人对教会领袖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过分密切不满，或是在神学信仰立场上与教会领袖不同，彼此难以共处，故离开公开教会，建立起符合自己神学信仰立场的教会。这类从公开教会分离出去的教会通常都不再可能隶属在公开教会系统中，只能成为一种处于地下状态或没被政府认可状态的家庭教会。

三是由海外基督徒帮助建立。中国向来都是海外教会传福音的重点地区，许多基督徒一直都把来中国传播福音、为上帝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作为他们的最大愿望。基督徒所说的传福音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传教，是基督徒的一个大使命，在教会内被视为极高的义举，有如佛教所说的积功德。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来华传教的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基督徒，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西方传教士。1980年代后，基督教在世界上已有了广泛的传播，有心传福音的基督徒已不限于欧美国家，亚洲不少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香港、台湾等地的基督徒也加入到向中国传福音的行列。这些包括欧美和亚洲地区的海外基督徒就成为推动中国家庭教会发展的另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不少海外的基督徒怀着传福音的热情来到中国，除了在专业技能上帮助中国外，还向他们周围的中国人传福音。许多中国人在这些海外基督徒的劝说下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成为了基督徒。基督教的一个特点就是团契生活，即基督教聚集在一起过宗教生活，如学习圣经、唱诗、祷告等。刚刚成为基督徒的这些中国人也需要团契生活，海外基督徒就帮助中国的基督徒建立起了团契或基督徒的聚会。这些团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教会。显然，这些教会既不隶属于公开教会，也与从公开教会中分离出去的家庭教会有所不同，而是另外一种不公开、非官方的教会，当然从总体上说是属于家庭教会。这类家庭教会发展后，中国的基督徒逐渐承担起了传福音的使命，又建立起了更多的家庭教会。

家庭教会在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早期的家庭教会主要出现在乡村，近年来城市中的家庭教会和校园中的学生团契增长较快，家庭教会已成为中国所独有的一种宗教复兴现象。家庭教会的发展也吸引了不少优秀人才的参加，包括学术界、艺术界、科学界、和企业界的不少精英人士都参加家庭教会的宗教活动。这些人士参加家庭教会，一方面是因为家庭教会的宗教活动较少受到政府的限制，比较能够按照基督教的传统来进行，满足了他们宗教情感的需要；另一方面，家庭教会聚会规模较小，比较隐蔽，不易曝光他们的公开身份，也使他们感觉比较舒服。早期的家庭教会坚持不与政府接触的立场，也就得不到一种合法的地位，并导致教会常常处于一种地下、秘密的状态，无法公开自己的活动；近年来，城市中的家庭教会逐渐公开化，也尝试在政府登记，希望能够合法化，但目前仍遇到很多难题。家庭教会因其特殊的处境，不可能通过公开的、社会性的方式获得发展，而只能经由私下的方式劝说旁人归信基督。由于缺乏合法的地位，就不得不保持一种地下或半地下的状态，因此家庭教会在社会上也就很少被人知道。至于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与公开教会相比，家庭教会就更加有限。

三

如果你对基督教会一无所知，那么你在中国最可能接触到基督教的地方就是书店了。在书店中的社会科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的书架上，你会看到很多翻译成中文、或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讨论基督教的书籍。看到这些书籍，你会意识到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在中国还存在，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历史、社会、文化现象，基督教还在被中国 人所研究和介绍。如果你关注学术界的活动，你也会发现在许多大学或社科院中也有一些研究基督教的机构，他们举办会议、讲座、开设课程、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对基督教进行学术研究。从某个角度看，学术界的基督教研究也就成为基督教在中国为人所知的另一种方式。

与前两种基督教在中国存在的方式不同，学术界的基督教研究是基督教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和文化在中国存在的方式。中国学界的基督教研究主要是最近30年产生出来的一个现象。自基督教传入中国起，一直都有对基督教的研究，如明末清初一些士大夫对天主教的研究，清末和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对基督教的研究。然而，形成规模、系统性、建制性地对基督教的研究，应该说是近30年的事情。1949年，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后并没有把基督教看作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结晶，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大智慧，予以重视和认真深入的学习研究，而是从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出发，认定宗教会随着科技、教育、和经济的发展而自然而然地消亡。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如今全球的科技和经济不所谓不发达，但宗教也出现了全球性的复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将宗教从表面上消灭后，宗教也从来没有真正地从人们思想中消失。1970年代末，中国拨乱反正，纠正了以往的左的错误，也恢复了宗教组织和活动，教会又重新出现，教堂里又传出了唱诗祷告的声音。然而宗教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另一方面，中国对外开放，西方的文化一下子涌入到了中国，西方文化中深厚的基督教色彩也引起了中国人的好奇。基督教是什么？中国需要研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先恢复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接着北京大学率先在高校中建立了宗教学专业，在大学生中培训精通宗教的专门人才。在1990年以前，只有少数高校设有宗教学研究，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复旦大学。1990年以后，宗教学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在众多高校中出现。这其中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是，这些高校中的宗教学研究大都是以基督教为主。其原因主要在于，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密不可分，离开基督教就无从了解西方文化；中国的对外开放需要了解西方文化，这就绕不过基督教。基督教代表了人类的先进文化，基督教与现代化最为匹配，西方的现代化受益于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后产生的基督教新教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督教在近代传入中国后，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大学、医院、报纸、出版、慈善等事业都是由基督教率先创立的，正在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无法对基督教视而不见。

目前在中国设立基督教研究机构的高校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襄樊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和河南大学等。这些研究机构的教研包括开设介绍基督教的课程、举办有关基督教的学术讲座和学术研讨会、出版研究基督教的书刊、翻译基督教思想文化的书籍等。当然这些学术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出版。致力于基督教学术研究的刊物包括：《基督教文化学刊》、《基督教学术》、《神学美学》、《基督宗教研究》、《维真基督教思想评论》、《圣经文学研究》等；介绍西方基督教的翻译丛书包括：“基督教文化译丛”、“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基督教文化经典系列”、“清华哲学翻译系列－北美宗教文化专集”、“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等，这些学术活动都对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以及与国际的接轨做出了重要贡献。

就社会层面的影响而言，基督教在当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一种思想性的影响，主要来自学术界的基督教研究。基督教学术研究因其是一种政府允许的活动，故可以公开的进行；又因其是一种学术行为而非宗教行为，故并不受宗教政策的限制，因此可在教会所触及不到的社会上进行。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上人们所能感受到的基督教，在很大层面上是学术界基督教研究的成果，而这些成果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在思想层面上。然而，由于学术界的基督教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历史、和文学领域，而在宗教信仰和神学层面涉猎不多，故对作为信仰的基督教的推广并不产生直接的作用。

四

任何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新思想的推动。当学术界思想活跃、新思想不断出现的时侯，也就是社会发展蒸蒸日上的时期。古今中外，学界一直都是社会发展的智库，它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理论的资源。

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进步在当代世界的大环境下，离不开向人类先进文化的学习，而这种学习离不开日益增强的中外文化交流。在全方位的中外交流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与西方文化、思想的交流，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西方文化毕竟代表了人类的先进文化。曾经作为西方文化主体的基督教，目前也在非传统基督教国家中快速发展，使得基督教的传播带有全球化的特征。这种状况也就进一步显示了中西文化交流中基督教研究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从这一点看，今天不了解基督教，不仅不能了解西方，而且也不能了解世界。

长久以来，中国人总以为自己对欧美有较深入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实际上，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也只是一些表面的、皮毛的，并没有触及到西方文化的核心，即宗教信仰的部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所塑造的欧美社会与实际状况有很大的出入，我们常常根据好莱坞大片的描述，把西方想象为灯红酒绿、唯利是图、道德败坏、性泛滥、并且每天上演警匪大战的社会。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西方由于有基督教的深厚影响，在道德自律、公共秩序、重义轻利等方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而这些方面并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最近几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争执和冲突不断出现，中国的专家学者大多只是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角度来分析理解，很少触及到文化深层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缓解这些矛盾，甚至不能有效地帮助找到这些矛盾的根源。我们必须认识到，构成西方文化底色的基督教是需要我们重新了解、认真研究的，不了解基督教就不可能了解西方文化，而不了解西方文化就不能处理好中西关系。以往，中国忽视了对基督教的研究，一直把基督教当作封建迷信，坐等其消亡，伤害了中外基督教信仰者的情感，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现在，中国的学术界开始正视对基督教的研究，这种研究存在的本身就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记。

中国的基督教研究通过学术研讨的方式，提醒人们基督教在古今中外的存在，以及本身所具有的普世价值，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丰富中国持续发展的思想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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