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之于民族的重要性，如同人的灵魂之于人体的重要性。一个人失去了灵魂，也就失去了生命；一个民族失去了民族精神也会存而如亡，存而不兴。正是因为如此，具有远见卓识的文化精英无一不重视和强调民族精神的振兴。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强调， “中国历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并盛赞他们是 “中国的脊梁”，认为那种恤民、爱国、坚持正义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更是誉满全球的论述精神的经典，他所强调的那种勤俭创业、克己守信的精神，虽然不是某个特定民族的精神，却是近代以来把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引向富庶强大的精神。

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可以说是通行的常识和共识，然而，人们在如何培养和塑造民族精神上却存在区别和分歧。培养和塑造民族精神除了需要教育引导和政治宣传之外，还需要信仰化育，前两个方面已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对于第三个方面，特别是基督教信仰在化育民族精神方面的积极作用人们往往重视不够。为此，本文立足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全面开放的中国国情，尝试探讨基督教文化在构建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信仰基础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一、信仰是民族精神的根基；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航标和力量源泉，它能激励一个民族在奋争中度过苦难的岁月；它能指引一个民族在顺境中锐意进取；它能鼓舞一个民族战胜外来的侵犯掳掠；它能引导一个民族克服内在的劣根顽疾；它能调动一个民族整体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它能催迫个体返身自省彰显良知。

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一个民族虔敬地相信它，忠诚地维护它。人们对民族精神不是表面地附和，而是发自内心地敬仰，不是此一时彼一时地应酬，而是始终如一地尊奉。离开了虔敬的信赖和依靠，民族精神就成了无足轻重的虚无飘渺的存在，而这时正是一个民族最大的灾难和悲哀。中国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对于人是这样，对于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失去了对民族精神的信心和信念，一个民族谈何生机和希望。正是因为如此，鲁迅先生对解放前民族精神的羸弱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哀怨之情。

那么怎样才能国民保持昂扬的民族精神，避免民族精神的“心死之哀”呢？唯一的途径就是使国民保持对民族精神的信心，因为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够在国民中唤起志气、激情和斗志，就是因为国民对民族精神保持了坚定了信心和信念，相反国民对民族精神失去了信心和信念就会导致民族精神的羸弱，甚至会导致民族精神的心死之哀。那么如何使国民保持对民族精神的坚定信心呢？那就需要把对民族精神的信心和信念上升为信仰，或从信仰中化育出对民族精神的信心和信念，这一点是由信仰的特点及其与信心和信念的逻辑关联决定的。

信仰是绝对接受和维护，不容置疑和犹豫的发自灵魂深处的虔信，而信心和信念则是可以质疑动摇，甚至是浮浅短暂的相信，这是信仰与信心、信念的最大区别。信仰是从信心和信念中深化、升华而成的，这是信仰和信心、信念的最基本的逻辑关联性。二者的区别决定了把对民族精神的信心、信念升华为信仰，或从信仰中化育出对民族精神的信心、信念的必要性，二者的逻辑关联决定了这种深化或化育过程的可能性。

任何信仰对信仰者来说似乎都具有不证自明的先验合理性，然而事实上，信仰对信仰者来说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凭空生成的，而是来自于信仰者的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并在其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中不断凝化和巩固。在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的过程中，“信心”既是信仰形成的逻辑支点，也是经验向超验转化的逻辑支点。信仰确立的过程，是从“对经历了多次验证的事例或规律怀有信心”，发展到以此类事物或规律作为生活的信念，再到把此类事物和规律升华为生命中的信仰。“多次的重复，反复的验证”既是“信心”、“信念”和“信仰”逐次深化的原因，也是人们超越经验的认识，形成超验的信仰的原因，因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表征着信心、信念与信仰之间所存在的动态逻辑关联。

当然，我们既可以通过把信心、信念升华为信仰的方式维护和坚定民族精神，也可以通过运用信仰化育信心的方式坚定和巩固民族精神，而且这两种途径也不是孤立割裂的，而是交互运用，互动共存的。只不过要结合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信仰状况着力于其中的某一方面。例如有着悠久的信仰传统和浓郁的基督教文化的欧洲国家就宜于利用民族的信仰传统化育出国民对民族精神的信心，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按照这一途径产生的。那么对于与欧美国家存在重大文化差异的中国，应通过什么方式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奠定信仰基础呢？这就需要具体分析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信仰状况，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信仰是民族精神的根基，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民族精神，必须从构建合理的信仰基础入手。

二、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信仰困境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儒家思想主导信仰传统，多种信仰文化并存于各代的状况。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汉唐以来儒家思想一直主导着人们的信仰观念，但是其间儒释道等信仰也在各个朝代同时并存，甚至在某一时期其中某种信仰还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汉朝前期道家思想曾经主宰着人们的信仰观念，南北朝时释家佛教曾盛极一时。但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旧的信仰观念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如果说这种变革是由政治制度的变革所引发的文化观念的变革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则从社会存在的基础层面彻底终结了旧的信仰传统，过去的任何一种信仰观念都不可能在当代中国复兴甚至复苏了，因为它们的本质和存在模式背离了当代的时代精神，失去了生活基础。

盘踞中国两千余年的儒家文化（也可以称为儒教），主导着封建时代的人们的信仰，宣扬天人感应、家国同构、天人合一的信仰观念，并且通过封建教育考试制度来灌输和强化，目的是为了论证封建集权统治的合理性，对人们进行思想禁锢。这种具有强制和愚弄属性的信仰，在封建统治时期也往往导致道貌岸然、口是心非，心服口不服的情况，那么在封建统治已告终结，专制统治臭名昭著的当代社会，具有愚民之嫌的儒教肯定会被人们普遍唾弃。

当然有的学者从儒教中引伸出民本思想和忠孝礼仪观念则应另当别论，但无论如何发挥也不能把儒教升华为全民的信仰。其实，从儒教中引伸出的民本思想，与当代社会盛行的民本观念意义并不相同，当代的民本或人本思想是近代思想启蒙的产物，它强调的是个性和个体的自立性、独创性和自由性，与其对应的是民主法制的政治体制。而儒教中的民本思想则从属于天人感应、家国同构的专制集权思想体系，它是封建皇帝、官吏的治民策略，体现的是人对人的依附性，特别是民对官的依附性，与其对应的是人治、专制的政治体制。至于从儒教中引伸出的忠孝礼仪观念虽然在家庭和熟人生活圈内还非常必要，但是也不能把它强调为通行的基本生活规则，更不能把它抬高到信仰的高度，因为现在毕竟是以民主、平等、法治为基本理念的市场经济的生人社会。

道家的思想在当代中国也不能成为普世性的信仰，更无力担当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信仰基础。因为道家推崇弃圣绝智的制度模式和自然无为的生活理念，前者与规则日益缜密完善的现代法治社会格格不入，因而是空幻的制度设计，后者有违于彰显自我、积极创造的时代潮流，不能被公众所遵从，只能被少数隐逸人士所践律，因而不可能为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提供信仰支撑。诚然，有的学者从道法自然的理念中引伸出了尊重顺应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不能说他们的主张没有见地和意义，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道法自然的意义拔得过高，认为道家的思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现代人的思想。因为思想的发展遵循历史的原则，从总体上来讲后代人的认识总比前代人的认识更为深刻和丰富，因为后人比前人拥有更多的历史。因此道法自然的理念对现代的环境保护理论以及生态伦理的启示意义是有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只有在解决问题的条件具备之后才能被提出来，古人没有遭遇到当代人所遭遇的生态环境问题，也不会从保护生态的角度提出生态问题。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就是，“不执不通，无色不空”，只有经历过了才能真正地看透看破，不为假象所惑，中国古人对自然生态问题的思考缺乏生存论基础，因而不可能达到现代人的思想水平，更不可能超越现代人。因此，道法自然的理念，只具有有限的理论借鉴和启发意义，不能把它置于信仰的高度。

佛家的信仰在当代中国也不可能成为民族精神的信仰基础。从佛家的修行方式来看，它是出世性的，脱离正常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全身心地投入到斋戒修行当中。例如，规定要戒除婚姻家庭生活，脱离生产实践到寺院中修行。如果一个国家中的所有人或多数人都按这种模式生活的话，谁去生产，谁为这些修行的人提供生活资料呢？无容置疑，这种信仰模式不具有普适性。当然，信仰佛教也可以不脱离生活和生产，在家修行，在家居士就属于这个类型。但是，这并不是修行佛教的主流模式，基本的修行模式还是出家修行。而且，从佛教的信仰理念来看，也不会被人们普遍接受。因果报应、扬善罚恶，特别是罚恶是其基本理念，在佛经中不但宣扬神佛、菩萨和天堂，而且宣扬妖魔、恶鬼和地狱，而且后者的数量和给予人的可怖感受，远远多于前者所给予的安慰和希冀。而且在很多时候人在世俗生活中难于辨别真正的善恶，人在生活中自然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惴惴不安。加之佛教重视来世的报应，视今生的俗世生活如梦幻，从而降低了人的生活激情和动力。总之，无论从修行模式还是信仰理念来看，佛家的信仰都不足于为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提供信仰支持，至多可以为当代的社会的发展提供某些文化资源，例如它的戒杀观念能够启发人们珍爱生命、关爱自然。

为了说明传统的信仰已无力支撑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我们简单地分析上述三种最基本的传统信仰，当然中国的传统信仰不止以上三种，由于它们都无力为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提供信仰支持，在此不再一一细述。

探讨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信仰基础，共产主义信仰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处于主导地位，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最高的人生信条。共产主义信仰是否足以支撑起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认清共产主义信仰的主体构成，其次要认清共产主义信仰的理论特质。

从共产主义信仰的主体构成上来看，共产党员是共产主义信仰的主体，此外在一般群众特别是激进青年中也有一部分人坚持共产主义信仰，总之，是一部分觉悟了的社会精英，而不是全部社会成员接受和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尽管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它的主体不是社会成员的多数而是少数。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共产主义信仰不好或不正确，而是说由于它的先进性和进步性，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一般群众还不能达到它的标准和要求，因而它还不是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和坚持的信仰，因此，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坚持和接受它，其实那也是做不到的，因为那种做法违背了信仰的自由本性。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只讲奉献不讲报酬，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行，在短时间内可以，时间长了不行。”也就是说蕴含着无私奉献精神的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只适合于少数共产党的人生信仰，而不是适合于多数一般社会成员，共产主义信仰是少数社会精英的信仰，而不是作为国民的主体的一般群众的信仰。民族精神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甚至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而不是少数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也不能是某个政党的精神追求。如果把只适用少数社会成员或某个政党的信仰作为民族精神的基础，就会使民族精神在信仰的层面失去群众基础，就会使民族精神难以得到维护和巩固。

从共产主义信仰的理论特质来看，共产主义学说以集体主义作为行为原则，以批判革命作为行动纲领，以无私奉献作为精神追求。这些原初的理论特质在批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社会革命背景下，确实发挥过许多积极进步的作用，它对于增强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革命斗志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以个人为本位，以经济利益为内驱力，以互利共赢为交往原则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上述共产主义的那些原初的理论特质已经与当代人特别是多数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追求不相契合。综合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无论从其目前的主体构成来看，还是从其原初的理论特质来看，仅凭共产主义信仰并不足以为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构筑坚实的信仰基础。但是，也不能无视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更不能无视为数庞大的共产党员群体对共产主义学说的信仰和追求。最为可取的思路是顺应历史的发展，结合当前中国的实际，充分挖掘利用共产主义学说中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成分，进而把那些契合于时代精神的成分与其他可资利用的信仰文化相融通，为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构建真正适应中国国情且反映时代特色的信仰基础。有人曾这样说，中国人什么都信过，却什么都没有真正地信过，中国人之所以很少有虔诚的信仰，就是因为中国人的信仰理念往往与其时代精神不一致。而要实现信仰理念与时代精神的一致性，必须首先认清当前的时代精神和信仰趋向。

三、开放的时代需要共通的信仰

当前的时代是开放的时代，开放是当代世界的基本趋向，更是当代中国的总体特征，是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最突出的内容，可以说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决定和标志着中国文明进步的程度。开放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开放对中国来说既是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又是文化观念和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因此在中国开放与改革是相提并论的。因为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前的中国，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领域都处于封闭状态，缺乏灵活自主性和对外开放性。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根本上扭转了这种全面封闭的状况，开启了日益全面深入的开放的时代。

时至今日，经济体制改革步入了攻坚阶段，僵化的政治体制、保守的观念意识已成为进一步开放的深层羁绊，而且两者相比较而言保守的观念意识更为根本和关键。制度总是有人执行和驾驭的，没有观念意识的全面开放和彻底变革，政治体制的变革只能成为表面现象，其精神实质和深层理念不会改变。因此要适应开放的时代精神，必须变革保守的意识观念，特别是深层的信仰理念。

与开放的时代精神紧密关联的是融通的精神。不同的经济体制、社会管理模式和文化观念的融通性，决定了经济政治体制以及文化观念开放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果不同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是绝对两极对立、不能融通的，也就没有必要进行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意识的改革开放了，正是由于不同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具有融通性和相互借鉴性，才有必要在这些领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过去由于我们是在绝对的两极对立中思维，才造成了封闭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所幸的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发现了不同的体制和文化观念的融通性，从而才坚定地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邓小平曾经这样说过，“资本主义可以搞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句简短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的融通性思维，正是这种融通性思维引导中国坚定不疑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当前变革保守的意识观念和僵化的信仰理念也需要引导和匡正，可见是否确立和贯彻融通性思维和在多大层面上确立和贯彻了融通性思维，决定了变革意识观念和信仰理念的水平和质量。拒绝融通性思维，固守对立性思维，或曲解了融通性思维（例如把融通曲解为替代），就会把变革意识观念和信仰理念，曲解为取消本民族的意识观念，抛弃本民族原初的信仰理念，在实践的层面就会导致民族精神的没落甚至丧失；接纳融通性，并且把融通理解为不同意识观念和信仰理念在新的时代精神下的良性互动和优势互补，就会使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在开阔的世界背景和广阔的时代前景中彰显出优势和活力。

在开放的世界背景和融通的时代趋势中，回归自我是最为突出的主体精神。主体精神反应了主体从全盘拒斥或盲目接受，向立足自我，从自我出发，发展自我的价值态势和行为模式的转变。开放的世界既是对人而言的开放，又是人自身的开放，融通的时代是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融通的时代，离开了人特别是人从自我出发开放、融通的精神，世界和时代就失去了开放、融通的意义，因此回归自我，是世界趋势和时代精神的内在要求，是从理论到实践，从认识到行动走向世界、融通文化的关键环节。回归自我，首先要在空间逻辑层面上立足自我，从自我出发，发展自我。无论走向开放的世界，还是向世界开放，都要立足于本民族的状况，必须是从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出发的自主行动，不能被其他民族强迫，也不能强迫其他民族。无论借鉴外来的文化或信仰，还是向外输出文化和信仰都必须由本民族的意志来决定，必须是自愿地相互融通，不允许强制性质的输入或迫使性质的接受。否则这种开放和融通就不是回归自我、发展自我，而是丧失自我。其次，回归自我要在价值意义的层面上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现世的生活为本。人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制度设施的建构都是源于人的生活的，都应该起到促进和推动人自身向更美好、更幸福的方面发展的作用。甚至人的信仰理念也应该是服务于人的幸福生活的，虽然许多宗教信仰都有关于现世和他世的区分，这种区分从根本上讲都应该是为了使人更好地把握现世的生活，更投入地进行生活创造，使现实的生活更为和谐幸福，而不能使人对现实生活的厌弃和拒绝，否则这种信仰更定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总之，开放、融通的精神所要求的是对自身负责的态度，对生活负责的态度。

开放、融通、回归自我的时代精神，决定了当代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样式， 也决定了当代人类的信仰模式。它要求民族之间解除经济封锁、政治对峙和文化隔阂，在开创和谐互利的生活中确立共通的信仰。共通的信仰与共同的信仰具有根本区别，后者一味地强调信仰的相同性、一致性，体现了一种文化霸权、信仰强制意识；后者是在尊重差异性的前提下突出互动性、融通性，体现了一种文化开放、信仰自由的意识。共通同的信仰根源人性中的共性因素，表征了当代世界开放、融通、回归自我的时代精神，渐趋成为当今世界的信仰导向。日益推进的全球化浪潮是这一新型信仰模式的实践样式，关于普世伦理、全球伦理的热烈探讨则为这一新型的信仰模式的登场提供了理论契机。中国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传统和融会贯通的思想优势，更应该积极主动地适应时代的发展，打破观念禁锢和实践羁绊，立足时代精神和全球视野，积极参与和激活信仰层面的互动、交流与融通，增强民族信仰的全球效应，充实提升中国的信仰理念。

四、基督教文化的特质及其对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信仰化育

在开放、融通的时代，各种宗教文化和信仰理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交流，其中基督教文化传播得尤为迅速和广泛，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信奉。其原因除了开放、融通得时代背景外，主要还在于基督教自身的特质和优势及其对个人和民族的精神化育。

首先，基督教文化倡导一种入世的精神，鼓励人进行劳动创造。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其所著的《论人的使命》一书中充分阐释了基督教文化对人的创造活动的赞许和鼓励。书中认为，上帝并没有规定人的本质，只是给予了人充分的自由，人的生存使命就是在生存过程中充分利用上帝所给予的自由，进行积极的自我创造，通过积极的创造活动充实自己的本质。基督教所倡导的这种积极创造精神，是一种珍视生活的入世精神，使它与其他多数的宗教信仰区别开来，其他的宗教大多都倡导出世的精神，要求人们看淡今生的生活，关注来世的去向，这种信仰显然背离了人的现实生活，因而不具有普适性。基督教文化所倡导的入世精神，鼓舞了人们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顺应了以人为本、尊重创造的时代潮流，因而具有极大的普适性，有力地推动了人们的精神修养和实践创造，所以，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一个民族都具有一种引导生活和化育精神作用，它能够激发人们的生活热情，鼓舞人们的生活信心，使人的生命历程获得力度和深度。

其次，敞开的精神也是基督教文化尤为突出的精神特质。谢文玉教授在其专著《THE CONCEPT OF FREEDOM》(《自由的概念》)中深刻揭示了这一精神特质，书中认为理性主义把自由理解为对多种可能性的选择，选择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自由。与之不同，基督教认为自由不是通过选择获得的，而是通过敞开获得的。人在生活经历中只有不断地敞开自我，才能使无限的意义进入自己的生活，而却不会因为被某一种事物牵制和束缚而失去自由。基督教文化所倡导的这种敞开的生活姿态，一方面适应了开放融通的时代精神，契合于人对生活意义的无限探询和创造，因而能够引导人们拓宽意义视域，提升生活境界。另一方面它能够启迪人们意识到生命作为一次经历，整个过程的意义要大于任何一个环节，因而能够引导我们以前瞻性的思维思考生活，以持续性的原则进行实践。 在竞争激烈，资源短缺、焦虑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引导作用无论对于个人规划自身生活，还是对于一个民族选择实践模式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今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和可持续的发展观的落实，尤其具有重要的信仰支持和精神化育作用。

再次，基督教文化还体现了一种突出的自治精神。自治、自主和自我负责的精神，是一个民族走向开放的世界，与其他民族相融通的主体条件，所以开放融通的时代也是回归自我的时代。然而，由于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和专制体制所造成的依附观念和奴性的影响根深蒂固，中国人尤为缺乏自主精神和自治能力，这一缺陷是中国健全市场体制，完备市场主体人格，融入世界潮流的深层障碍。而要彻底消除这一障碍，必须使人们确立自治、自主、自我负责的信仰理念。自近代路德改革以来，自治、自主、自我负责的精神日益凸显为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基质，因此它为化育中国的自治精神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如果一个人在信仰的层面确立了独自面对上帝的理念，自然会在生活实践的层面确立慎独理念和责任意识，就会摆脱奴性和依附性，挺立自主性和自治性，从而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行为主体。相反，如果只在口头上说教自主性和自治性，却不能从信仰的层面确立自主、自治的理念，就不能形成稳定的自主、自治的精神品格和行为方式，遇到需要作出抉择和担负责任的关键时刻，就会失去自主性和自治性，表现出奴性和依附性。因此，培养自主、自治、自我负责精神品格和行为意识，需要充分利用基督教文化对自治精神的化育作用。

当今中国的民族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入世创造的精神、敞开自我的精神、自治自主的精神是最具时代特色的几个方面，基督教文化在化育和发扬这几个方面的民族精神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基督教文化对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的积极的信仰支持。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句中国的古语本来说的是信用的重要性，意思是人如果不守信用，就拿他没办法了，其实，在信仰问题上也可以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没有信仰，就什么也谈不上。对于民族精神的培养来说更是如此。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讲的民族精神和信仰是作为社会多数的普通公民的精神和信仰，而不是某个组织或党派的精神和信仰。我们并不反对某种特殊的组织或党派有其特殊的信仰，并且不否认那种精神和信仰在其组织或党派内部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甚至会对整个社会的信仰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我们认为，人的阶层有差异，觉悟有高低，信仰有分歧，但是它们之间并不是对立的，而是融通的，在融通中形成了具有某种层级和次序的共通的信仰，由这种共通的信仰构造成了民族精神的信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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