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是文化？有着各种定义。我在此指的是一种世界观（或一种主导世界观与几种支流世界观相混合形成的世界观），所框架的对各种存在（包括神、灵界、大自然、人）之间的关系、发展变化的过程（起源与结果），以及这种世界观在社会各种（包括伦理道德、政治、法律、宗教、风俗等）领域中的表现。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整体的构架。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大都是由过去各种经验、理性活动积淀形成的，但这中间也包含了很大一部分造物主上帝向被造物人的启示，（藉着写在人心版上的律法（良心），藉着所造之物（大自然、动物、人）。而圣经文化则是造物主藉着圣经这一特殊启示，将真理清晰地赐给人。每一种人类文化都可以因着接受圣经文化、接受造物主的启示，而被重新整合，弥补缺失，注入生命，重生出新的文化。这种新生的文化既是原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是一种基督教文化。历史中曾有过希伯来旧约文化、希腊基督教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为何不会有东方基督教文化呢？

当我们关注基督教文化时，需要把神性真理——就是上帝所启示的，关于各种存在的起源与结果并相互间的关系等，从宗教、地域、民族的各种文化表现中剥离出来。神性真理或者说圣经真理是基督教文化的核，但这一真理在世间，是藉着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来表现并传播的。今天我们是藉着西方基督教文化来接触圣经、接触上帝的启示。西方文化只是一个载体，基督教文化也不是我们关注的终极点。而是要让我们的目光穿透基督教文化，最后注目于圣经，进入造物主藉着圣经所赐给人的世界观。在此可以称它为圣经世界观，也是常说的基督教世界观。它是上帝藉着特殊启示赐给人类的真理，也是人类藉着对上帝普遍启示的思想渴望领悟、明白、进入的“真理”。这真理简单地说就是“有神、有罪、有救”。扩展开来，就包括了创造者与被造物的关系（神与人）；被造物彼此间的关系（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就包涵了人与自己的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这一切的关系及其中的法则所形成的文化就是圣经文化，或称为基督文化，也可称为“神性文化”。但它绝对有别于泛称的“神性文化”，通常泛称的“神性文化”其实只是宗教文化，甚至只是一些模糊混杂的，含有偶像迷信或唯心灵思或神秘主义的文化思想碎片。

所有的文化，所有人类的文化，无论是地域文化还是民族文化、宗教文化，都源自于对造物主的揣摩认知以及对受造物特别是对人自身的认知。这种认知的对象是统一的确实的存在，那就是造物主与各种被造物，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运行的法则，中国人常说的“道”。这认知的主体——人，及认知的过程方式，因所受的各种不同的局限形成不同的偏误，如同瞎子摸象，各有对真理局部的认知也各有偏差。地域空间的局限形成各种地域文化，如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时间的局限形成各历史段的文化；各种宗教文化的形成虽然比较复杂，但仍然不过是出于各种局限的综合结果，如地域、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民族主体性格特征等等。

因此，人类文化中的各类别文化可以也应该彼此对话，藉着对话，即能扩展自身的认知范围也能逐渐纠正认知偏差。这种对话的意义建立在对一个真理的认可上，那就是各种文化所努力认知的对象是一个完整、真实、不变的存在，那就是神的真道（圣经文化、基督文化）。这个完整、真实、不变的存在在各种人类文化中被冠以不同的名字，对它的认知也是模糊的，存有许多偏差的。如中国文化中的“天”。但这个完整、真实、不变的存在，已经由造物主藉着他的特殊启示圣经赐给了人类。这一存在是启示性的，在普遍启示中它是模糊的，在特殊启示中它是清晰的。

在人类文化的对话中，首先，如果否认认知对象的统一性，否认神存在及神律法的真理性，那就完全失去了对话的必要。因为若是每一种文化中所领悟、趋近的“存在”都是不同的，或者根本就没有那个“道”那个“存在”，对话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圣经这一造物主的特殊启示确实是人类文化对话的“福音”。因为有了特殊启示，就肯定了人类文化彼此对话交流的意义，同时也使人类的文化对话有了一个趋向的目标。各种的人类文化都是站在各自的局限中对真理的揣摩，没有一种人类文化能够与神文化（也就是神创世的一些奥秘真理）全然相合，因为全然相合的含意就是对造物主及受造物完全的认识，并完全地除尽人认知过程中因各种局限所带来的偏误。只有较接近真理与较远离之分，或是较清楚理性与较模糊感性之分。藉着彼此的对话，虽然能更多领悟真道，但永远都还只是纠缠于模糊认知中。更可怕是进入一种文化的争竞、扩张与侵略。而神的特殊启示——圣经文化、基督文化的参与，使得人类文化对话交流中不是某种文化扩张、吞灭另一种文化，不是劣势文化的消亡，而是各种文化中对真理的认知被唤醒、被扩大。达到各具特色，多姿多彩，百花齐放，同时又是和谐、共存、一同繁荣。

二、

当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对话时，我认为我们应自觉地进行并分辨四个渐进的，不同程度与性质的对话。一、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含有基督教思想的西方地域文化）的对话。二、是中国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含着西方教会文化、西方风俗文化等各种西方地文化因素的基督教文化）的对话。三、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对话，基督教文化包括了圣经文化、教会文化，以及在法律、道德、行为准则、社会规范等各社会领域中反映出来的文化因素。第四个阶段，是我们对话、研究的目的，那就是中国文化面对圣经真理，是中国文化直接面对神真理启示的核心——基督耶稣。

第四阶段其实不能称为对话，因为彼此不是两个对立平等的体系。中国文化如同西方文化也如同各种宗教文化一样，都是藉着神对人类的启示（普遍启示、特殊启示）对神真理的一部分揣摩与认知。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文化的认知到目前为止，确实比较模糊、感性、残缺。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在于中国文化中“圣经”——对神真理唯一的特殊启示——的缺席。“悟天道”是中国文化中的渴望，而“道成了肉身”就自然成了中国文化的福音。这是一个“寻求”与一个“赐给”的关系，仿佛呼唤得着回应。

造物主上帝是一个启示的神，是一个愿意让被造物人来认识他的神。他对人的普遍启示就是藉着他创造的物——人和大自然的一切——向人启示他自己。“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19-20）

在被造物之中，神也特别藉着人这一特殊的受造物来启示他自己，“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1：27），神将自己部分的特性与能力给了人，人的各种特性、能力来自与神，并向人启示着创造者本身。“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2：7）神将自己的生命与灵性给人，并藉此向人启示他自己。也藉着生命与灵性的赐予，使人能够接受、并明白他的启示。

因为神是一个灵，他的启示是灵里的启示，是需要以生命来体会并接受的。这就是圣经上说的“神是一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4：24）。无论是普遍启示还是特殊启示，启示的载体都是物质的，但启示的核心是生命的、灵的。造物主神，是一个灵；福音的核心（也就是救赎的核心），仍然是一个生命，耶稣基督。因此这是一个生命的、灵的层面的启示。

当人与神隔绝后，灵性生命死亡，神向人的启示就进入律法启示阶段。神将他的律法藉着旧约摩西五经里的记述，以人类文字的形式颁布。同时神将他的律法刻在了人的心版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良心。所以人是可以藉着神的所造之物，从外面山川自然、人际关系，并从里面的良知中来揣摩知道神。正如“悟道”，观（外）、思（内）、悟天道。与天地和谐的冥想；藉一叶一花的领悟；知己而知人，知人而知史，知史而知天地之道；等等，都是造物主给人的一种本能的，藉着对他的启示的观察而揣摸神及神的道，并逐渐地，永无穷尽的渴望去完全自己对神（对神的道，对神创造的奥秘）的认知。这种渴望是宗教意识，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动力。这种认知发展的过程，并在社会文化各方面带出的影响，形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

但藉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替人的罪付了死的代价，人与神之间的隔绝撤除，重新可以和好。这一刻起，神的启示由律法层面重新回归到生命层面。耶稣基督这一道成肉身的生命就仿佛是造物主再次吹入人类的一口气。所以人要藉着“信”从律法的物质层面跃入“灵”的层面，来认识作为“灵”的神；同时，藉着“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如吸入神呼出的这口气，来得着生命，重新成为有灵的活人。

在此，我是从创造者的角度来谈论神与人的关系，这主要依赖于创造者所赐给的特殊启示——圣经。为什么我要从创造者的角度，而不是从被造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呢？因为人能够认识神，被造物能够认识造物主，依赖于三个条件：1、造物主上帝愿意被人认识，他是一个启示的神。2、造物主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了人想认识他的愿望以及能够接受他启示的能力。3、造物主上帝将认识他的启示赐给了人。这三个条件也是一切人类文明中对造物主、对天道、对神认识的先决条件。因此，人对神的认识根本上还是依赖于神向人的启示，没有造物主的启示，受造物不可能认识造物者。

这并非是说人在认识中的追求毫无意义，人因着神造人时放在人里面的认识造物主的愿望，不断追求领悟神的启示，就是一个不断趋向认识神、与神和好、进入造物主的安息的过程。进入安息就是进入和谐、完美，就是进入神创造的美善心意，也就是让有各种缺损的人类生命进入完全，达到生命被造的意义，达到无罪。这也是中国文化以及各种人类文化追求的至善之境。

如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谈论天人关系，仍然是一个“问”，是一个揣摩。而从创造者的角度来谈论神和人的关系，则是站在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根部——神的启示，进入了理解、释译“答”的过程。因为受造物对造物主的认识依赖于造物主上帝向受造物人的启示，因此我们谈论研讨上帝与人的关系当然应该从创造者的角度。可以这样说，在圣经这一上帝的特殊启示缺席的情况下，人类文化中藉着创造主的普遍启示不断认识上帝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入的“问”的过程。中国文化中认识“天道”的过程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而拥有上帝特殊启示圣经后，这一过程就发生了质的改变，进入了一个不断理解、明白上帝的“答”的过程。“问”是为了得到“答”，“问”不是终极目的，得到“答”才是目的。“答”也是因着“问”，是由“问”而得的回应。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个不断深入的“问”的过程，是一个趋向圣经真理、启示文化的过程。中国文化接受圣经文化，是从“问”的过程进入得到“答”的过程。不是一次截断，不是一次被吞灭，而是一次继续，一次发展，更是一次得以通向完全的过程。并且任何一种文化，包括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欧洲文化、美洲文化、韩国文化等等，它们对圣经真理的接受都是一个继往开来，得以更新发展，得以通向完全的过程。

三、

我们说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是上帝天父（造物主）给人（受造物）的一封书信。事实上圣经确实回答了人类文化中的种种未知，弥合了一个个缺口。所以当中国文化从表面的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对话，即而进入真正面对圣经（面对神文化、面对基督文化）时，不再是一种对话，而是一种问答。它们不是两个对立分离的个体关系，而是子与母的关系；是表象认知（藉着普遍启示对天道的认识）与造物主（道）本身存在的真理之间的关系；是残破的对“天道”的局部认识，与认知的对像——造物主——藉着特殊启示所呈现出的完整的启示性真理之间的关系。是知其然（知上帝创造的真理（天道）在各种被造物身上及其间关系中反映出来的表面现象，）与知其所以然（知上帝创造的真理）之间的关系。

中国文化（研究者站在这种文化中）若是以询问并领受的心态来面对基督真理、圣经文化，就是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位置与心态，是以神为神的受造者位置、是谦卑受教的心态。真理向谦卑人显明，向骄傲者隐藏。中国有句古话“谦受益、满招损。”人与人之间，人文化与人文化之间交流尚且如此，何况人与神之间，一种人类文化与神文化之间呢？若是询问、判断的心态，就是完全依赖于旧有的、过去的认识经验，势必固步自封，自我封闭，不可能接受这一可以注入中国文化的生命之泉。这与只在乎“问”而根本不求“答”是一样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中心”，以自己为审判、断定的神，这样的决定一定是“拒绝”。因事实上，无论是一个文化还是一个个体的人，要从一个层面跃入另一个更高的层面，都必须有“信心”与“领受”。否则，只能继续在同一个层面中徘徊，进进退退。没有信心的领受，即便对神的启示、圣经的真理有再多的研究了解，进入再长时间的判断分析，都不可能得着这其中的生命。简单说，就是“旁观”是有益的，但这个益处只有在领受、学习、实行后才体现出来。

我们研究谈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时，首先应辨清自己研究和对比的那个主题是在上面说到的四个范畴中的哪一个范畴内，然后才有可能逐步除去地域、民族、时代等的因素，超越局限。从地域性的进入无地域性的；从民族性的进入无民族性的；从具有时代阶段性的进入无时代性的；从宗教进入无宗教。进入更纯粹的人与上帝间的面对，进入受造物与造物主间的问答。然后，带着在这种面对中所得到的领悟——释疑、纠偏、补全等等，重新再进入含有各种具体的地域、民族、宗教因素（或称局限）的文化中，具体对于我们就是再回到中国文化中。使中国文化能够逐步去伪存真；逐步阔大、完全；逐步被造物主的真理之光照亮；逐步被洗净、整合、发展，趋向于神文化。

我们不是藉着“对话”，来简单表面地找出些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间的异同，并停留在“知其异/同”或“执其异/同”上。无论是执著于其异、坚守其异的所谓“民族文化精神”，还是竭力寻找其同，希望以西方文化或教会文化来进入并取代“中国文化”的心态，都不能真正有利于中国文化对神的认知、对神的回归。我想这也不是神的心意。今天我们不是站在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来决定是否要接受另一种人类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覆盖、或嫁接、或替代、或者是进入混合，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而是要来到神的光面前，洗涤、修整、发展中国文化。不是对两个文化孰优孰劣进行一个评比，然后优胜劣汰，让某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也不是表面的取用另一种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以实用主义或拿来主义的心态进行嫁接，取得一种混合的如杂交优良品种那样的新型“中国文化”。而是要承续中国文化中先哲们对“道”对神的领悟，这领悟虽有不完全、偏差甚至错误，但它是神所允许的，是在神心意中的，是藉着神造物的普遍启示，藉着神给人的认知能力，与刻在人心版上的律法（良知），而得的领悟。在承续中国昔有文化的同时，今天我们可以藉着对西方文化、基督教教会文化的研究和认识，来得着圣经，得着神给人类的特殊启示，（这个特殊启示不是给某个民族也不是给某个宗教团体的。）并因着圣经文化最后来到神面前，得着基督。“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相信这个日子、这个时候今天再次临到了中国文化。我们要做的是在悦纳的时候进入神的悦纳，在拯救的日子得着拯救。

圣经上说，创世以来一切的奥秘都在基督里，基督耶稣是世上的光、生命的粮。中国文化对基督耶稣的接受不仅是可以藉着这光得以自省；也不仅是可以得着对各种奥秘的回答，自身文化更扩展更完满；更是得着了中国文化所必须的生命、生命的粮。我们说圣经是神赐给人的特殊启示，而我更愿意说耶稣基督是上帝赐给人的特殊启示。一是因为整本圣经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二是因为耶稣基督完全了、也结束了人类的律法启示阶段，让人类重新进入生命启示阶段。首先，耶稣自己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5：17）他藉着对律法总纲的直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22：37-40）就显明了律法启示的核心。这是一种对律法启示的完全。第二，耶稣替罪之死，从公义与刑罚上完全了律法启示。第三，耶稣复活升天并成为大祭司和中保，从地位和权利上永远完全了、也结束了律法启示。耶稣基督完全了律法启示，结束了律法启示阶段，而他自己本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这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人所不能见的神显明出来。他就是神赐给人的新的生命的启示。从此，藉着圣灵的降下及内住（在接受耶稣稣基督为救赎主的人心中），教导人认识耶稣、明白他的教导，人类重新进入生命启示阶段。

圣经是造物主上帝赐给全人类的特殊启示，耶稣基督也是赐给全人类的，不是赐给一个族群的人，不是赐给一个时代的人，而是赐给所有的人，赐给在他以先的人，也是赐给在他以后的人，赐给所有族群，居住在地球上各个地域的人。是赐给所有人类的文化，是赐给所有人心中的问询的回答。它只是在不同的时空中，被不同的人类文化、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个体接受。并被不同的文化载体、不同种族的人传播。因此，耶稣基督也是造物主上帝赐给中国文化的生命、是赐给每个中国人的灵、是赐给中国文化中追寻真理的回答。我们是藉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载体接受上帝给予我们中国文化的礼物，我们应研究看重西方文化，却不是顶礼膜拜西方文化。是接受其中的宝贝，而不是买椟还珠。

四、

圣经中有许多对中国文化的回答，耶稣基督对中国文化的成全（完全）的例子有许多，有待大家一起研究、寻求。我在此仅简单地举一个例子：

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就反映了人对认识“天”的愿望，并且在此可以看出，中国人藉着造物主的普遍启示，认识到“天”如圣经特殊启示中启示的，是有位格的，否则谈不上合一，合一就是指两个个体的合一。并且中国人模糊地认识到有一种和谐的存在，且向往这种合一的和谐。这种和谐完全就是造物主（天、天道）与受造物（人）的和好，这就是圣经所启示的神对人的心意，与神同住、进入神的安息。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中种种企图到达这个境界这个完全的努力都失败了。

中国文化中尝试达到“天人合一”一个办法就是“消遁”、“无我”，让人化入天地万物中去。周庄化蝶的故事是很典型的例子，是一种向往。然而事实上，当庄子化为蝶以后，留下的不是蝶而是庄子，千百年来飞翔在中国文化领域上空的不是一只蝴蝶本身，而是庄子的蝶，是庄子赋予了意义的蝶，是庄子。又如各高僧、隐士，各种悟禅的名句名言，著名的经文、论著都反而使“我”无法消融。人们反而牢牢记住的是“菩提本无树，明镜本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样的名句，记住的是庄子的“消遥游”这样的名篇。但这些名句名篇不仅没能引导人达到无我、消融于天的目的，反而让一代又一代人津津乐道于人的智慧。禅宗文化其实是失败的，它使人热衷于人类悟禅的智慧、文字的智慧，反而远离了天道。不仅远离了“无我”之境，甚至远离了求问、敞开、领受的心态。

达到“天人合一”的另一个尝试办法，就是让天道行与人身，让“天”融入“我”之中。儒家的“克己复礼”是个子。儒家放弃“出世”之途，而取“入世”之径，“儒家把追求至善的方向局限在当下生活中，从而和佛教道教寻求至善于来世生活或超尘生活的态度迥然相反。”（谢文郁，“基督教，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儒家哲学进入政治、伦理道德、教育，各种社会领域，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从实质上来说，儒家哲学，就是寄希望着人心中的“善”、“天道”，也就是圣经中说的神写在人心版上的律法、“良心”，藉着教育让它发大，藉着克己让它行出善来。同时又藉着“礼”来从外部规范行为和社会环境，来帮助“克己”。这是典型的让“天”进入“人”，进入人的日常行为、人的社会活动，的一种对“天人合一”的尝试。

实事上它是非常聪明的，但却未能成功。圣经中保罗有一段非常准确的描述：“我所願意的，我並不做；我所恨惡的，我倒去做。……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願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做的。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因為按我裏面的意思，我是喜歡神的律；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到此，他似乎在描述以“克己”而想达到“至善”的尝试己走到了尽头，彻底的失败。保罗似乎也是在替中国文化中“克己以求复礼，复礼以求至善”的失败无奈地喊出“苦啊”之叹息。

但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仿佛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死地反见着一个“生”的新天地。保罗接着说：“感謝神，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这里面提出了一个“罪”“罪的律”，是它阻隔了天人的合一。正是因为罪（不以神为神，以人以自己为神），令中国文化中各样实现“天人合一”的尝试都失败了。同时圣经中也给出了一个解决这个阻隔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

因此，耶稣基督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他是对中国文化中这一追求的回答，也是对中国文化中这一无法实现的理想的成全。其一，耶稣基督他本身是道（天、天道、造物主、真理）成肉（人）身，是天人合一。“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恩典与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1：4-18）”。其二，耶稣基督“他並沒有犯罪，口裏也沒有詭詐。他被骂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彼得前书2：22-25）”耶稣基督藉着替死，偿付了罪的的代价，成全了律法对罪的刑罚。使得所有接受他的人，可以进入他的义里面躲藏，披戴他的义，被神看为义，与神和好，进入神的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天人合一成为一种可能，并且这种可能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时己经宣告达成，他曾宣告自己就是一条道路，可以让人（个体的人、人类、人类文化）藉着他进入真理，得着生命。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成全的“天人合一”不是仅仅成全在他自己一个特殊的人身上，不是仅仅让世人看到一个“天人合一”的样板，而是为全人类成全了“天人合一”使人类可以进入神的和谐。耶稣基督的“天人合一”是想使“天人合一”的理想可以成全在每一个人身上。凡进入他的人就达成了“天人合一”，所以圣经中有“披戴基督”这一说法，就是指进入基督的义。他是以自身做为一个容器，使所有进入他里面的人达成“天人合一”，进入神的安息、和谐，因着与神和好，而实现与人和好，与大自然和好，与自己和好的完美之境。事实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对佛教中“普渡众生”理想的最合理、也是最完美的答案与成全。佛教，就一般我所知道的“普渡众生”之法，没有一个能如基督之救赎这样合理、完美。这更证明了耶稣基督是人类文化的答案，是人类文化共同期盼的“弥赛亚”。

上面我只是藉着对一个例子的简单剖析，来看中国文化与圣经文化的关系；来看这个问与答的关系；来看耶稣基督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如我们基于这种对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认识，来对待己有的中国文化、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将使我们的视角从人文视角，转为在神旨意中的，立于救恩磐石上的神性视角。使我们能够以造物主上帝的心意来理解并认知中国文化的过去与今天、并展望和预知中国文化的将来。中国文化必能回归、发展成“神州文化”，必能获得源源不息的生命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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