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单元。就在这个称作半岛的弹丸之地，中国与西方近代文化开始了最早的接触，并演绎了东西方文化450年的冲突与融合的历史，就澳门美术发展的进程而言，也有它独特的风格与面貌。这里，很早就形成了一个有南欧特色的基督教城市，出现了一大批以油画与雕刻为媒介的基督教艺术品。但是，随着世界帆船贸易的扩大，澳门文化的多元化与自然景观的丰富性，尤其是以中葡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融洽的社会风貌，吸引了东西方艺术家来澳门创作，产生了大量以西洋艺术为主体、中西合璧的浮世绘。本文分为“早期基督教艺术”、“东西方画家笔下的浮世绘”、“澳门艺术的特点与价值”三部分，对澳门艺术的概念作初步探讨。
早期基督教艺术与画家
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以1513年若干葡萄牙商人为先。一般推测，早在南宋后期已经有中国人在澳门沙梨头一带定居，到了16世纪初期，位于内港一侧最南端的妈阁庙也已经建成。[1]那时，澳门作为天然避风港与经商要道的，由中国与东南亚人自由互市之地逐渐转入西来的欧洲人之手。在1535年前后，澳门与印度的果阿城一样， 成为葡萄牙人在亚洲经常的居留地和商业往来码头，其后仅数年之间，“飞甍高栋，尽为西洋人所有”。[2]。然而，真正使葡萄牙人立足于澳门的，并不仅仅是国际贸易推动的结果，而是天主教在远东最早的传教据点的建成。几乎与欧洲人在东方商品交易兴盛的同时，西方宗教团体耶稣会、方济各会的会士也来到东方传播基督教教义，1576年澳门正式设立了主教区，相继建立了一所所规模相当的教堂。[3]至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时，耶稣会不仅在澳门有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在北京都站住了脚跟。澳门成为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根据地。费尔南神父的报告写道：
在中华帝国，有一个岬角是广东省的一个半岛，上面有一座葡萄牙人的主教城，那就是澳门。耶稣会在澳门学院有座学院，里面一般住着三十位教士，但今年（1601年）则近七十位，因为其中在1600年和1601年前往日本的教士在这里过冬。这所学院是两大传教事业（日本传教团和中国传教团）的神学院研究人文科学、艺术和神学。即将到那一带各大基督教群体中工作的教士们在那里进修文学和神学。[4]
这座耶稣会在澳门的学院是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神父创办的。当时，作为耶稣会远东巡视特使范礼安意识到日本大名封建纷争更迭的危险，便认为迫切需要在足够安全的地点准备一处避难所，作为收容受迫害者或进行培训的场所。由于果阿太遥远，马六甲太易遭受战祸，于是就将它定在澳门。经罗马主教同意，他于1594年在那里创建一所公学，这即是澳门最早的西方式学院──圣保禄学院。[5]该学院设有哲学、神学、人文等学科，有一座藏书4200册的图书馆及一个印刷所。成立之时即有学员200人，其中有绘画班与音乐班。该学院培养的画家被送往中国内地，许多西方艺术品也经过澳门传入京城。
至今尚存的圣保禄教堂前壁上，能看到早期澳门美术最有代表性的雕刻和建筑。该教堂建于山上，前有68级宽敞的石级，前壁高度为27米，宽度为23.5米，上方呈梯形缩小，使整体显得气势雄壮。它共分五层，各层有廊檐，并立40石柱将正前壁分割为大门、神龛等若干空间，柱子均属于古代希腊伊奥尼亚柱式，与1575年在罗马落成的早期巴洛克式耶稣会教堂的布局、结构都很相近。前壁雕刻分为铜铸与石刻：第一层中央正门门楣及左右门上方有浅浮雕的文字与耶稣会标志，周围饰有精致的植物图案。第二层共有四个神龛，分别立有西方教会圣人青铜铸像四尊，其中有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 东方传道使徒方济各.沙勿略，这些铜像都带有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写实主义的特征。此外，两棵浮雕的棕桐树，象征着“基督的复活，灵魂的永生即死的复活”等意义。[6]第三层开始，融合东方成份的装饰显然增加，而图案与塑像也更为多样化。在正中的神龛，是教堂的守护神升天圣母的铜像，神龛四周饰以厚厚的一串百合花环，象征圣母的纯洁。它的两旁花岗石上，刻了六位天使形象的浮雕，他们分别作祈祷、吹奏号角及燃香护送圣母升天的动态。该层更注目的是两块嵌板上的高浮雕：“圣母指引贸易之船”，“圣母踏龙头”。前者刻划一艘远洋大帆船，船头的上方为圣母全身像，它体现了当地传教士、居民及航海者的特别崇拜。圣母像外形圆浑厚实，其间线条概括而有柔软，双目紧闭的脸庞与为祈祷紧合的双手构成一种安详的姿态，令人想到汉晋时期东方雕塑的古朴、拙重。第四层中间以百合花和菊花装饰起来的神龛里安放着青铜小耶稣像。其两旁是受刑用具梯子、鞭子、长矛等，再就是两位捧着耶稣受难十字架、木椿的使徒。顶层是一个三角楣，它的顶端竖立着十字架，楣正中嵌着一只睁着双眼、拍打着翅膀的铜制灰鸽，它的四周被太阳、月亮、星辰所包围，象征着由天主所创造的宇宙。清驻澳门官员盛赞雕刻艺术曰：“石作雕镂，金碧照耀。”[7]总之，一眼望去，琳琅满目，生机盎然，奠定了西洋艺术在远东的基础。
澳门早期的绘画主要是宗教题材的油画。这与西洋教堂展示的壁画有关。当时，信徒每周第七日要做礼拜，“至期男女分投诸寺，长跪听僧演说”。那些寺院均有耶稣的“诞生图、被难图、飞升图”，用以说明“耶稣行教至一国，国人裸而缚之十字架，钉其手及四肢，三日苏，飞还本国。 更越四十日而上升”的圣经故事。[8]教堂所绘连续性的壁画，本意是对不懂西洋文字的教徒进行启蒙，而实际起了普及西洋画的作用。如《澳门记略》记述了人们对西洋画技的感叹：“所奉曰天母，名玛利亚，貌如少女，抱一婴儿，曰天主耶稣。衣非缝制，自顶被体。皆采饰平画，障以琉璃，望之如塑。” 现在澳门天主教艺术博物馆还珍藏着许多宗教题材的油画。《圣弥格尔天神像》（17世纪初）是华裔修士倪雅谷（N.Jacpues）自日本返回国内，途经澳门时所作。画面寄意一名身披红被袍的勇猛武士将天主教徒从禁教的苦难中拯救出来。另有四幅18世纪初无名氏画家的作品，描绘了圣方济各的一生。前两幅描绘他神化前的生活，画面以深色墙壁为背景突出身着庄重服装的人物。图中一个做着拒绝手势的少年，示意着他那冲破凡人命运的勇气。后两幅画描绘自然田园风光，水、天、山岗、树木与飞鸟，还有一个白色的修道院。圣方济各向飞鸟讲道 ，在泉水边隐居，终于见到基督。[9]另一幅《日本长崎的殉道圣人》（1640）则表现了1597年2 月5日菲律宾圣方济各修士团23人在日本殉教的事件，这其中至少有十名日本信徒。当时大批日本信徒由于禁教避难澳门，可能是此画的创作动因。[10]这批油画的特点是模仿意大利古典主义画风，尽管渗入了东方的平涂与线描技法，显得有些笨拙，但是，作为东方早期优秀西洋画是受之无愧的。
与此同时，澳门也成为向中国内地输送西方艺术作品与人材的基地。来华的传教士中既有专业画家，也有艺术品的携带与传播者。尽管很多人只是途经澳门，或因为教难等原因在澳门停留，但他们为澳门美术的兴起曾经作出一定的贡献。同时还须注意，一些土长的澳门人入教之后，在艺术方面也颇有成就。笔者仅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一书统计，这类人物就有38位。[11]意大利神父尼阁老(Nicola) 1560年出生于那不勒斯的诺拉镇，1582年8月7日与利玛窦一起抵达澳门，当时他们随身带有铜版画，大都是意大利著名油画的复制品。尼阁老在学习中文、为将来的传教作准备的同时，为大三巴教堂作《救世主》油画一幅。1583年7月，尼阁老到日本长崎开办美术学校，又在岛原、天草、有马等地的耶稣会学校任教，他精通油画、湿壁画、铜版画及粉笔画，还能制造自鸣钟、乐器等。他曾经为丰后神学院作壁画，他画的耶稣像经利玛窦之手赠送给万历皇帝。由于日本教案，1614年尼阁老与许多日本天主教教徒一起返回澳门。在那里，他继续从事绘画，还创办了一所西方美术学校，其中大多学生为尼阁老在日本的弟子。直至1624年去世之前，尼阁老还指导倪雅谷描绘沙勿略的肖像。[12] 当时日本的禁教运动，迫使那些有才华的宗教画家长期滞留于澳门，大量的宗教美术品也被转移至澳门。因此，可以说澳门宗教艺术的传播，为当地美术人才的养育、也为初创的澳门美术作出了贡献，同时又为近代澳门美术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东西方画家笔下的浮世绘
浮世，即人间或人世之意。宋代著名词人苏东坡有“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深宫”之名句。当日本开放国门之后，浮世绘是江户时代流行的一种风俗画，主要以女性及歌舞剧内容为题材。[13]日本浮世绘的表现手段大量吸收了西洋画法，但又创造性的继承了传统，它们不仅影响了西方画家的创作，还成为欧美美术馆广泛收藏的珍品。
大约1557年之后，葡萄牙人垄断了以香料为中心的东西贸易权，澳门成为它在远东的国际贸易中转站。数百年来, 澳门港口货运量之大、商品种类之多、利润之高，都是非常惊人的。中国的生丝、绢织物，日本的金、银、小麦、漆器等物曾经源源不断地运往澳门进行交易，从而使这一弹丸之地迅速繁荣到顶点。另一方面，澳门与珠三角、华南地区的交往也为澳门经济打下基础，清初“澳门与北方（香山和广州）大规模通商，他们向北方运去从东非海岸运来的珊瑚、琥珀、鱼肚、燕窝、鱼翅和其它高级货物。原来不定期开放的关闸在这一年（1667）的8月宣布每日开放，人们敲锣打鼓、放炮鸣枪欢迎这一决定。”[14]澳门建筑与城市都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南湾葡萄牙人居住的地区，形成“高栋飞薨，栉比相望”之景观。然而，自葡人居澳门之后，这里始终是华人与欧人杂居的地方，大抵“夷人居楼上，赁华人居下”，“澳人之居，华人杂入其中，赁屋营生”。[16]在风俗方面，欧风渐入，也出现许多与内地不同的特色，澳门的人情风貌吸引了西方画家的到来，他们笔下的风情画，成为澳门浮世绘的典范。
最先旅居澳门的画家是英国人约翰.韦伯（John Webber），他于1779年到达澳门，翌年返回英国，曾经创作了棕色金属版画《妈阁庙及内港景色》（28X40.6CM，1888年）编入自己的画册《南海风貌》。[17]英国人丹尼尔画家家族中有托马斯.丹尼尔与其侄子廉威.丹尼尔(Thomas & William Danniell)于1785年和1793年两次到达中国南方作画。托马斯曾经在私人画室学习，又于1773进入皇家美术学院，至1784年间他在皇家学会多次展出地志景观与花卉画。该年他决定带着孤儿侄子廉威去印度旅行并工作。他们于1785年8月23日经澳门抵达广州，在广州、澳门画了大量速写，逗留数月后前往印度，7年后他们随马戈尔尼勋爵访华的护航舰返国。他们根据写生素材创作了不少油画与版画，出版了6本画册，蚀刻版画《澳门贾梅士洞》（12.3x19.7cm）[图3-18]是代表作之一，成为此处最早的真实记录。此画采用暖黄调子，主体突出，光线强烈，刻画细腻，人物点缀得当，是所有描绘此景作品的姣姣者。[18]接着，苏格兰画派的威廉.安特森（Willian Andersen, 1757-1827）以油画绘《澳门半岛之景象》，这样的全景画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的。英国人罗伯特.埃里奥特（Robert Elliot）是海军上校兼业余画家，1822年随军舰到过印度与中国，1824年在澳门画下两幅南湾全景画《北眺澳门南湾景色》、《南眺澳门南湾景色》，以细致笔法，精确线条，用铅笔描绘了南湾全部面貌。[19]这些作品成为澳门产生浮世绘的技术基础。
1838年秋法国环球旅行画家博尔杰（Auguste Borget）来到澳门采风，一住就是半年，画了大量的素材。他对妈阁庙独有钟情，在笔记中写道：“尊敬的朋友，用欧洲语言来描绘中国事物实在太困难了，我还没有勇气向您谈到此地所见到的无疑是最美丽的景物——澳门大庙。我几乎天天来到这块叫‘妈阁庙’的地方。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这里的景色都引人入胜，倒不是因为它雄伟壮观，而只是因为它小巧玲珑，尤其是因为它突出的中国风格。”[20]他的画几乎都被做成了石版画(Lithograph)，代表作《妈阁庙外的广场》是以油画写生稿为底本并参考其它速写制作的，具体的人物位置、色彩构成略有变化。他对画面构图非常注意，妈阁庙建筑群的横向沿伸与庙前旗杆的纵向安排，夕阳下妈阁庙主建筑的强烈明暗对比，都使画面构图丰富多彩，加上广场上不同活动的民众，显示出这里作为清代重要海关的繁华景象。当作品制成黑白石版画后，以大面积的黑白灰色块强调整体构图的黑白效果，阳光感更加充足。另一方面又以丰富的细节描绘，如女人服装、大庙瓦脊的装饰，人物形象与关系的刻划，加强了此画的可读性。以直线交织刻划建筑表面，以不同方向的弧线刻划树枝、树叶，以特殊的白色提亮个别高光以区别于纸的底色，这些都是石版画表现质感的方法。
赴澳门的西洋画家中，英国画家钱纳利（George Chinnery）是最有成就的。有爱尔兰血统的钱氏出身于伦敦，祖父是速记大师，父亲也是书写大师，还曾经在自由艺术家协会展出过肖像画。钱纳利本人于1792年进入皇家美术学院，1795年在学院展出了20幅肖像画。接着，他迁居爱尔兰都柏林，成为都柏林皇家美术学校指导成员之一。1802年他以画家的身份前往印度，在马德拉斯、加尔各答、达卡等城市生活到1825年，然后就来到中国广东澳门直到去世。[21]“钱纳利具有一种优势，即他在技巧方面的多才多艺。他掌握了所有的表现手法，能够绘制很大的肖像画，也能绘小型作品，包括水彩、水粉与用铅笔、钢笔和褐色材料的速写。”[22]他留下的数以千计的生活速写是澳门最好的浮世绘。专家认为：
钱纳利时代，澳门风云变幻。画家如何在权力和各种势力不断斗争的澳门生活了二十七年，画家的的作品可以帮助解答这些问题。“画家的笔触描绘的总是默默无闻的平民的日常劳作、消闲和奔波，澳门的空间、风景、海上生活以及名胜古足迹。……他以无与伦比的线条和色彩留给我们一幅十九世纪真正的风情画。[23]
《食客》画的是澳门城门边的一条小路，那里往来的人们总是休息并吃小食。大门将人物分为两组，前景中摊主正在动手做菜，几位客人匆匆站立而食。画这类素描时，对开始的轮廓线控制得比较严格，最后收拾的时候，他还会像用铅笔、钢笔合用时的状态，将几个特殊的地方，以浓重而有节奏的线勾勒一下。画面顿时就出现了灵气。[24]他还画了许多动态中的渔女、主仆人、小孩的单独速写。值得强调的是，钱纳利的油画或水彩画都是在无数幅素描速写基础上绘制的，因此对构图取景、刻画人物完全是胸有成竹的。代表作之一《濠江渔歌》中的海浪即是以透明的色彩、轻盈的笔法来完成的。[25]那种现场作画却又十分沉着的笔触开创了澳门浮世绘写实细腻的风格。
在西洋画家的带动下，澳门与广州都出现了以描绘现实风情为主的浮世绘。尤其以啉呱、煜呱、新呱等中国画家具有名声。啉呱原名关乔昌，他大约在38岁时遇到钱纳利，是钱纳利的高足，后来他在广州十三行同文街开了一家画店，成为钱纳利绘画业务上的劲敌。据说，那是一幢三层的房子，下边是画店，二楼即是画室，有二十个年青画工在大卷的白色或黄色的通草纸上摹画。而啉呱对钱纳利的摹仿几乎可以乱真。这些画虽然使用了西洋颜料，但依然有浓厚的中国风味。[26]以下的作品并不能认定是某一作者，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绘比较普遍的澳门浮世绘的代表作。
《澳门南湾》是一幅民俗性很强的浮世绘。[27]作者以近距离观赏的南湾海面与建筑群作为画面主体，虚拟的视平线在画面中部，视平线以下为大片重叠的西洋建筑，然后是南湾大道，停靠许多船只的海滨，前边水域有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轮船，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帆船，以及中国帆船。南湾大街上的所有物体均被作者有意识地拉高，从左到右依然是西望洋山、普通民居、商行与旅店建筑、大炮台山及海滨的枷思栏炮台，其中悬挂英国旗帜的建筑最醒目，另一些有意突出的白色、红色建筑前分别有葡萄牙旗、清国旗。此画绘了许多细节，如南湾大道上的榕树与行人，枷思栏炮台六门炮及禁区档牌。远方白云与群山简洁柔和的线条，衬托出南湾街的繁华。它的技法特点是造型作了适度的变形与色彩的夸张，体现了富有装饰性、民俗语言的油画风格。许多建筑变成一种类型反复出现，加上红色、绿色的有节奏地分布，给画面带来了音乐般的韵律。用笔看上去工整且笨拙，但有其幽默的情趣，如将人画得特别长，侧转的房子、街道就不顾透视了，还将两边山上的城墙分别用了兰与红色。
《澳门内港码头》以水粉画形式表现的浮世绘。[28]本图绘澳门内港一侧全景，视平线在图二分之一偏下，天空中云彩明亮，海面上洋船、渔船密布，显示了东方大港的气势。从左（北方）至右半岛上排列了一系列自然景观与建筑群：沙梨头村庄，贾梅士公园，安东尼奥教堂及葡人住宅区，华人住宅与商业区，清官方建筑关部行台与海关小税馆在此，因有两个人工码头，小税馆也称大码头税馆，背后有大炮台及圣保禄教堂，往右有临海的西洋建筑、仓库，后边可见主教堂，圣玫瑰堂等，然后是下环村与亚婆井社区，背后是圣老楞教堂，这里还有带屋顶的码头，最后西望洋山下有妈阁庙及村庄，圣地亚哥炮台。海上外国船舶共 6艘，挂葡国旗4艘，另2艘挂奥地利国旗。中国大船1只（朱红装饰），开帆大船3只，落帆大船9只，其它小船无数。
这幅画的技法是中西融合，西法为主。画面中可见一定程度运用西洋透视，如建筑注重立体感，船只有近远大小区别，山体、树木、呈现团状结构，有受亮与背光之别，也有冷暖、明暗及体积感，水中船舶均有倒影，水与云有阳光感。但是，作者具有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意识，不追求完全真实的空间，西洋船平面化，帆船略绘出立体效果，勾红线、白线，单独看近似中国画。还用线勾建筑外形、屋上瓦片。画水形式感很强烈，用笔一笔笔绘，多而不乱，绘云彩用大笔，无专业技巧。在立意构图时，有一定的创作意识，如依据需要山移动增高，各个物体大小变化穿插有序。
从上述二画，可以推测作者由画坊画工集体制作。先由主人定全图构成内容，分局部画，如建筑、山林、水面。在此图中，绘帆船者技术好些，绘西洋船者次些，或同一人绘，由于原来熟悉中国事物，画工易画好帆船。正如丁新豹指出的：“以分工方式大量绘制，往往一些人专画树木或人物，有些专画手或脚，另一些却画房子，均各擅胜场，学有所专，但却不能独立自完成一幅画。据知，图样是利用透明的纸摹绘的，每个画工都有一套绘制的图样轮廓，他可以随自己喜欢，选择所需的图形——船艇、雀鸟、官员或其他事物。据发现，甚至有先以木板轻印出所需图形的轮廓，然后才着色的。”[29]浮世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仅写一组人物，有些描绘世态风情，也有表现植物、动物及道具的，当它们传入西方时，都会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
但是，浮世绘中也有完全由个人创作的作品。土生葡人巴普蒂斯塔（Marciano Antonio Baptista）绘制的澳门世俗景观即是重要的证明。油画《大街上的买卖情况》（横51 X竖35CM）是描绘中国街区以人物为主的市场情景的。[30]这是街头的临时交易，画面近景10余人分成四组做买卖，有鱼类、肉类、蔬菜等物品，一位妇女背着一位小孩，正在看着称鱼的称杆。另一位摊主正细心地打称计算蔬菜的重量。其余人有挑选，也有等待的。远处有更多的交易者。背景是二列交叉的二层楼房，受西洋影响，楼房有女墙、灰泥饰物及百叶窗，但一楼的店面门板依然是中式的，全部可以装上卸下，有些店前还做了红色的遮阳板。招牌上写有“葡公美铺”、“XXX公村铺”等店号。他的另一油画《树下的食物摊档》以一小食摊主、客为对象。背身的摊主正为食客准备食物，仆人弯腰海洗碗，周围数位站或蹲的食客正匆忙用食。摊主有简易的木桌用炉子现烧。左方的大树可遮阳，远处有民居，一位柴夫正走近来，可知此地为进出澳门的路口。
巴普蒂斯塔1826年生于澳门，年青时家境贫寒。但他有幸结识钱纳利，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甚至整天跟在画家的后边，随时帮助画家干任何事情，包括调配颜料等“杂活”。[31]他的油画，笔触比较含糊，偶而用线条扣一下，明暗关系也不十分明确，人物的体积、解剖均表达不够妥贴。但是，作为一个澳门土长的业余画家，他的成就是应当肯定的。首先，真切地记录了晚清澳门的人物、道具及环境。男人背后的辫子、头上的帽子，使用的碗具和木制品，这些早已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图像为研究这类实物提供了重要依据。其次，他的技法溶入了东方人对西洋艺术的理解，体现了土生者对西方艺术的接受方式。画中色彩比较接近于原色，前者用了不少红色，青色，后者也多用平涂的固有色，这些色彩都能自然地组成画面，如两幅画中都以系红腰带突出重点人物。构图不求深度，追求平面的变化与穿插，特别是人物的动态组合十分合理。用光乃采用戏剧式效果，加强了头部的立体感，画面中心部位的光感，似乎还有阴影，但总体上并非追求真实的光影。他的西洋画手段与方式，实际上也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学习西画初级阶段的水平。
从上述澳门浮世绘的作者到作品，我们可以体会澳门到作为早期西方进入中国的桥梁，它的艺术有着许多与内地绝然不同的特征。
澳门浮世绘的特点与价值
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一处于中国地域的边缘，而且来自于下层的画种依然十分默生，有时候还会抱有一定的偏见。有人认为，中国人绘制的浮世绘经过分工方式大量绘制，存在同一的缺点——构图呆板，缺乏变化。也有人认为，以流水作业的形式进行，当有些画工并末掌握好绘画的技巧时，便出现质量参差的情况。如何看待这些边缘并来自于下层的作品，这是中国绘画史研究者必须重新考虑的问题。在此笔者就澳门浮世绘的特点与价值作初步的归纳。
宗教绘画题材的作品虽然在澳门引起信徒们的崇敬，也为西洋画最初的传播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它们接受与影响的范围比较有限。而澳门浮世绘的特点与价值却完全不同，它不仅是澳门历史发展的真实纪录，也是世界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它对历史史实的角度来讲，浮世绘可以证实许多已经消失的人文与自然景观。例如，描绘澳门南湾的“全景画”有数十幅，各个时期的中外画家分别从南向北、或从北向南作全景画。我们看到这些画面不仅有东西望洋山与远处海岛山脉形成美丽的山势曲线，与沙滩紧接的海水波浪总是迎来点点渔帆，而且南湾的景观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各种地中海式建筑在那里增高扩大。劳里刻印的《澳门南湾景色》（1770年）以嘉思栏炮台及大路为近景，远处是围绕着教堂的民居，可以看出，当时楼房并不多，有些人家都能为自己的建筑圈起围墙。至罗伯特.埃里奥特(Captain Robert Eliot,R.N.)绘制《由澳门北面看到的南湾》（1824年）时，南湾已经基本上是两层建筑，其中画面中心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建筑十分显著，其外部立面中央有装饰三角楣，金字塔式的中国式屋顶被镶嵌中国釉彩瓷砖的西式矮挡墙遮住。画面右侧另一幢建筑，则采取西方围廊式的布局，四周各以五根柱子围成宽大的走廊，屋顶是双层的。最明显的是海滩已经被新建的大堤缩减，原先水中炮台与陆地连成一片。另一幅《澳门南湾街景》（约1850年之前）则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宽敞坚实的大路完全改变了原有景象，这里已经初露欧洲南部城镇的风光了。这些绘画有助于我们整体认识澳门建筑与社会的发展。
可以肯定，大部分浮世绘所绘内容在1849年以前，而从1700年左右为澳门作浮世绘创作已经开始了，我们将这些作品集中在一起，可以看出一个基督城是如何成长为一个东西方文明交融的近代城市的。作为摄影技术发明之前的真实记录，一切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澳门浮世绘也是中国美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环节。如上所述，澳门早期的绘画是以宗教画为特色的，葡萄牙人最初租用澳门之时，西洋教堂发展极快，与西洋建筑外部雕刻相协调的，是为教堂内部装饰的基督教题材绘画，这使澳门美术的萌芽阶段一开始就带有宗教特征。[32]与此同时，一批有抱负的旅行画家先后来到澳门，创作一批表现澳门特色、相对精致的浮世绘。总体上说，如丹尼尔叔侄、钱纳利、博尔杰等都是欧洲具有优秀水平的画家，他们所取景色之优美，令画面常常带有一定的诗意。由于西洋画家长期居住澳门，得以对景物十分了解，可能反复在同一地点作大量的素描作品，因此入画内容无论人物还是景物都带有很大的主观能动性，许多色彩作品通常是长期观察积累的结果。有时，画家会反复描绘同一景色，最后形成一幅优秀的创作性作品。如博尔杰的《妈阁庙前广场》。也有取局部景进行适当自由组合的城市建筑群，如史密诺夫的作品《圣若瑟修院下的民居》、《中国税关大楼》。[33]这些作品大多尺寸较小多数不超过50cm，还有更多的小型作品描绘在速写本上，笔法细腻，刻划深入，有些画家在画面的边角注释文字。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澳门绘画的特色。
从表现手法来看，.后期中国佚名画家的作品也是出色的民间艺术之一。有些画面中将东方固有墨色渗入，产生古朴感受。构图简中有繁，用笔工整出新。总体是工整而不笨拙。中西绘画技术溶合为作画基础，例如，《澳门内港码头》工具是毛笔，颜色用水彩或水粉。画水波光鳞鳞，并非全靠西洋技巧。带有中国画的意像性。这些作品作为室内装饰很耐看，远看从上至下，灰——亮——暗（暗中有明）——亮——深，简明——繁复，几个层次与对比效果均不错。尤其是组画放在一起，会感受民间艺术具有的特殊审美效果。另一些油画，看上去对西洋技巧把握不足，但是，像一幅《澳门南湾》，用笔细腻平稳，不露笔触，构图上松下紧，简洁明了，透视与明暗关系准确，一定程度借鉴民俗化色彩，多以红、绿色点缀建筑物，并有意识地突出典型事物，代表早期中国人制作油画的较高水准。
另外还要看到，19世纪前期在澳门浮世绘美术的气氛之中，出现了巴普蒂斯塔那样优秀的画家。后人评价“他的作品是西方绘画技术与东方神韵的最佳结合”，这是由于“作为土生葡人，他很容易与当地的中国居民来往。由于他的桥梁作用，东方的画师们对欧洲绘画的过程和技巧也有了新的认识。”[34]例如，他绘制的巨幅水彩画《南眺澳门南湾景色》，用了棕色的勾线，来增强建筑与人物的外形，整个画面的色彩相对减弱，以求得更加统一的调子，具有东方绘画的韵味。这种情形在许多外销画中都可以见到。这些佚名中国画家的后代中，就有可能产生新的具有一定水平西洋画家。
总之，澳门特定年代产生的浮世绘作品，不仅为中国纪录了海上开埠的岁月，也为中国美术史繁多的流派增添了一朵奇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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