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国悠久的文化目前正经受着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剧烈变化。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其程度史无前例，这使得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充满及其复杂的变数。其中，如何在文化的建构中面对作为“他者”的基督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又严峻的问题。

一、 当代中国文化架构中的“三足”

人们一般公认，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但儒学不是单一起源，更不是单线发展的，儒学的三期划分就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特别是第三期儒学乃“三教”合流的成果。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中华文化已经融为内含多种成分的一体。鸦片战争以后，这种格局被打破，各种思潮涌入中国，经过几十年摩荡，在中国大陆又形成了文化发展的新“三足”——“中西马”。

“中”即中国传统文化，所不同的是其中已经不纯粹是中华文化的原创内容，而是包含外来的佛教文化成分，尽管有中国人自己的改造。

“西”即西方文化，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说法。但西方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所以用其单指基督教文化也不为错。

“马”即马克思主义。由于政治斗争的缘故，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大陆获得一统地位。马克思主义本来属于西学，因为马克思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儿子，他有“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情结，他的思想是“两希”文化传统——理性与信仰的综合体，是这两种文化冲突与调和的思想结晶。在这方面，马克思对基督教的颠倒和对黑格尔的颠倒在形式上是一样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概算是西学对中国所曾发生的最大影响。但因为马克思自己认为他的学说是对西方文化的颠倒而拒绝认同，又加中国人将其奉为人类至尊，所以在中国只能单属一派。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文化景观：在旧的“三教”合流中，中国文化的两支——儒和道共同面对外来的佛教；现在的新“三足”则是中国文化作为一元面对外来文化的两股力量。所以，我们看到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传统成分越来越不纯粹，并不感到奇怪。

按照文化历史分期，可把即将到来的新的中国文化形态简称“第四期儒学”，其要素是在“三足”之下的“五元”。由此，中国文化的整体系统就可看作是“一体两翼三足五元”。所谓“一体”就是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总体，地位不可动摇；“两翼”就是中西两大文化汇流与融合，它们代表了人类现有文化的两极，而不是过去人们说的阴阳旧“两翼”；“三足”即在西翼二分后形成的“中西马”；“五元”就是儒学、道学、佛学、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五大文化要素。这样一来，从今天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在“五元”中还是占有较多成分。假如“五元”能够融会在一起，也可谓“五教合流”。

二、基督教作为文化认同的他者

基督教在目前中国文化的建构中身份最为独特：一方面，在“五元”系统中它是根底最不牢靠者，既是外来者，又受到马克思主义非宗教化的抑制；另一方面，在中国目前的道、佛、伊斯兰和基督四大教的教徒中，基督徒可谓发展最快、人数最多，大有反客为主的架势，而且与过去主要集中在乡村和落后地区不同，在城市里也零星地有了一批有层次的自发的“文化基督徒”。

目前，中国社会对基督教发展及其后果的态度和评价，从中西马的角度看主要有三种：其一，是文化忧虑。这来自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虔诚。虽然中华文化博大圆融，讲究兼容并叙，但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特别是经过“五四”以来文化洗礼所导致的精神混乱，使一些人对基督教的快速涌入顾虑重重。其二，是文化乐观与希望。这主要是一批有西化意识或倾向人士的态度，他们痛感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一面，特别是由于中国人精神信仰的不纯粹所导致的社会转型中的混乱，而主张发展基督教，重建信仰世界，认为这样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其三，是文化拒斥。这主要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当权者，与普通的共产主义者关系不大，因为只有当权者才是现实体系的真正受益者。但这个群体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这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精神现象。

中国社会目前的复杂精神状况表明，人是有多种精神需求的，而且随着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精神需求的内容与形式也会发生变化；而当下，在从旧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变和主体选择的多样化，使得精神空间骤然放大，特别是由于人口流动的加剧和传媒的影响，便在权力控制较弱的城乡之间留下巨大的文化对流层或精神空间，它预示着，外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将要占领中国的精神市场。而从发展的层次和水平来看，中国社会也需要一种宗教情结，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宗教就等于缺少法度和规矩，而规矩和准则是目前中国社会最急缺的东西，但它必须是在精神层面获得充分的认可之后，形成一种内在的约束，才可能于实践和行动中践行和履约，社会才有秩序。因此，基督教的传入，它的前仆后继的精神化追求和宗教思维的“启发”作用，都可能有助于归并中国人的宗教情结，将其序化，形成系统的精神理念。

当然，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面对其他“二元”，遇到了真正的对手，甚至不排除精神解体的某种可能性。因为，尽管中国古来就有祖先崇拜和尊老的传统，可是许多人一旦改变信仰之后，他们的终极追求、终极价值和终极解释就都发生了根本转变。由于中国从未没有经过从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化的精神洗礼，完全是通过“自然宗教”—血亲伦理很松散地笼络在一起的，长期以来主要是以其体大形散、无为自化的自然运行方式来维系的，非常不牢固，特别是当前的积贫积弱状况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巨大信仰真空，在新的强势文化冲击下，原有的精神结构很难保证还是完整的一块。对此，应有充分的精神估计。

三、作为他者的基督教

由于中国精神市场的广阔性，任何一种思潮要全部把它占领都是不可能的。目前，对中国来说，基督教还只能算是他者，既是固有文化的他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者。目前“三足”融会的局面还远未形成。因此，基督教要在中国精神市场的天下三分中分得更多的份额，还需要做许多属于他者的工作。

首先，是充分理解中国精神文化的非宗教性传统。中华文化在古代从来没有形成以神学为主导的局面，宗教甚至不是社会反抗的武器，在某种程度上倒是社会矛盾的减压器或调和剂。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之所以能在中国迅速传播，并占据主导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就与中国的无神论传统有关，特别是与儒家的精神追求有关。这样，基督教之来华也必须总结历史经验，它的传入不是来炫耀或进行文化殖民，而是一种新的对话和精神交流。尤其后现代社会将不会再是哪一门宗教独步天下的时代，各种宗教之间以对话取代对抗，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存共荣是必然趋势和选择。于是，基督教在传播的观念、目标、方法甚至信仰的形式上都应有所变化。而这对于新教来说是不困难的。否则，只是把中国当作文化下游实施单向度的信仰传播，将会遭到一切文化守成者的抗拒。

其次，要处理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虽然马克思主义作为后来者曾经抑制了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但相对于中国文化，它毕竟是基督教的近亲，是基督教文化之根上开出的智慧花朵。马克思主义在捣毁中国人传统精神结构方面发挥了历史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起到的作用，因而也在一定意义上为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铺通了道路；否则，近年来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毫无障碍地转信基督教。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方互相敌视的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倒有可能联手合作。对此，基督教的智者们倒是有必要考虑如何由马入中的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符合基督教的解释。

再次，基督教进入中国会形成新的形态。象任何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一样，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必然会反过来影响其本身并导致其变化。特别是由于西方文明存在的问题，人们普遍把视野转向东方，开始关注和欣赏东方价值。或许，基督教也有借儒家文明振兴之意；而且，由此一来，反倒可能减少文明之间的冲突。可以预计，基督教今后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会是“四化”：世俗化，伦理化，东方化，合一化（与其他思潮兼容）。如此，借助中国几千年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基督教向中国传播的过程就可能成为其中国化或中国基督教建立的过程。这将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新基督教，而且可能是一种新的世界范式的宗教。因此，目前中国的基督教期待着“惠能”的出现。

面对上述情形，基督教本身必须主动行动，力争在中国精神的重建中有所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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