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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困境及其责任主义的价值重建

刘魁(东南大学)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已经从主要的生产力层面扩展到分配公平、政治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与核心价值观建设等层面,现代性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在思想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目前主要面临着新启蒙主义、民族主义、反现代性的现代化及多元主义等四种思潮的博弈,可是,由于种种缘故,这四种思潮在中国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危机与困境。在自由主义泛滥、全球生存危机之际,中国应当高举社会责任的大旗,走责任主义的现代性价值重建道路,由此才能真正实现制度自信与民族复兴。

所谓“责任主义的现代性”,主要是相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及其价值观”而言的。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强调个体的一系列自由权利不同,责任主义现代性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虽然赋予了主体的一定自由权,但是作为主体的个人不能够只享有自由权,还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社会责任与人类责任。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为限制各种社会强权对个体生命与自由的威胁,强调个体的生命、财产与自由权,但忽视了相应的社会责任。在西方传统宗教还在起作用的背景下,它与宗教一起不自觉地承担了相应的强调自由与责任的教化责任,共同维持着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转。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理性主义的兴起,随着传统宗教权威的下降,尤其是随着资本垄断地位的增强,这种制衡作用被打破,西方文化走向了单面强调自由主义的权利价值取向,强调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思想自由与价值多元,强调个体的自由权,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但是,片面强调自由忽视责任的社会教化,所导致的恶果是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核威胁、吸毒泛滥等一系列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正义立场,人类应当倡导建立在超越个人自由之上的“责任主义现代性”。

我们之所以倡导责任主义的现代性价值观,除了为了避免自由主义价值观上述弊端的需要以外,还基于乌尔里希·贝克与安东尼·吉登斯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尤其是基于汉斯·尤纳斯(Hans Jonas)等人倡导的具有“远距离的伦理”特征的责任伦理思想。按照贝克与吉登斯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由于高科技与全球化等因素的发展,人类正在从工业社会进入风险社会,甚至是进入了“世界风险社会”,可是,目前由于种种缘故,目前却存在着“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没有任何组织明确地为人类所面临的全球风险与危机承担责任。有鉴于此,汉斯·尤纳斯等人提出了责任伦理思想,主张人类敬畏自然,爱护自然,积极担负起守护和关爱整个自然生态圈的职责,强调“人类不应该滥用自己的权利,不应该忘记自身的职责,不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而践踏其他物种的正当权利,不可只着眼于当代人的利益而忽视、甚至侵害未来人的利益”。贝克与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以及尤纳斯的责任伦理警示我们,人类要化解全球风险,就应当基于责任伦理,倡导责任主义的现代性价值观,为人类的未来负责。

当然,与传统社会的责任伦理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类型的现代性思潮不同,责任主义的现代性具有如下的特征:

其一,它具有强烈的责任伦理意识:在“世界风险”时代,个体不仅要自己的行为负责,还需要为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负责,具有未来主义的后果伦理特征,与传统的德性伦理等动机伦理有明显区别;其二,它是建立自由权利基础之上责任至上的现代性价值观。“个人自由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和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自由主义特别强调维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主张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每个人生而平等,天然具有支配自己身体和财产的权利,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价值观不同,责任主义的现代性价值观承认个人作为主体的自由权,这毕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但是不承认自由至上,而是强调责任至上。其三,它不是建立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也不是民族国家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全球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具有个人主义特征,强调每个个体都是主体,国家、社会是为个体的自由权服务的,责任意识淡漠,而在责任主义现代性这里,作为主体的不再是个人,也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全人类,它的根本基础是全球主义。

此外,我们之所以倡导在中国建设责任主义的现代性,也是基于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

其一,历史与现实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倡导个人自由,但不能依赖西方的自由主义引导中国的发展,否则,就会后患无穷。在现实生活中,自由主义已经导致西方社会的一系列危机,如金融危机、财富分化、民主危机、科技危机等;许多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东欧、前苏联、非洲等),都导致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社会动荡、经济危机、道德下滑,所以,中国不能指望西方的自由主义现代性引导中国的发展,需要建构责任主义的现代性以引导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其二,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决定了需要通过责任伦理去引导、去解决。中国现在的国情: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GDP已经是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大幅上升,国际政治、经济与军事地位大幅上升,民族复兴有望,另一方面是面临环境污染、社会分配不公、腐败严重、道德下滑、信仰危机等严峻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社会失序问题,在此时刻,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价值只会导致个体行为原子化,社会离心离德,不利于民族的发展,恰恰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全球责任意识与伦理情怀,因此,倡导责任主义的现代性及其价值观恰逢其时。

其三,中国的国际地位决定了中国应当承担倡导全球正义、引领世界生态文明的现实责任。在国际上,中国是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积极探索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中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正在探索与传统社会主义不同的“中国道路”,自然要承担历史赋予的国际责任,倡导全球正义,反对霸权主义与殖民主义,倡导生态文明,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价值危机,为中国建构责任主义的现代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的国情及其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必须基于全球正义倡导责任主义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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