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十三辑 二零二六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13 Spring 2026
内容摘要：晚清来华传教士是传播西方进化观念的关键群体，其活动主要依托报刊与中译西书两种途径展开。本文首先梳理报刊媒介中进化观的三阶段脉络，即自地质古生物的知识铺垫到生物进化的科学译介，再到将进化逻辑应用于社会领域，呈现出由自然科学向社会学说演进的趋势。在此基础上进而剖析中译西书中的进化观，指出传教士以自然神学为框架，将科学知识的传播作为引向上帝创造的论证，使科学介绍服务于其传教目的。质言之，传教士的传播活动虽带有宗教底色，但客观上为进化观念在晚清中国的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引言
进化观作为晚清最具影响力的西方学说之一，其成功传入与植根，来华传教士当为核心引介者。他们通过报刊与中译西书这两种途径，共同推动进化观念的普及，使之成为晚清思想界的重要阐释框架。在此过程中，传教士群体抱有怎样的动机与考量，两种媒介的传播侧重又有何不同？厘清以上问题，不仅能够更完整地把握进化观念在有清代的传播脉络，也可借此解读晚清传教士群体的思想动向、策略选择及其在思想转型中的复杂角色。
一、报刊媒介中的进化观
自19世纪中叶起，在晚清中国接受和吸收西方新观念方面，传教士群体可被视作西学东渐进程中的重要桥梁之一，进化观念的输入与传播亦是其中一环。正如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 1941-2019）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中揭示的那般，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和小猎犬号都未到达过中国，但在达尔文主义成为一个术语前，部分达尔文的思想观点已经传入中国。[1]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可以说，来华传教士为晚清思想界了解进化观等西方思想学说奠定了主要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报刊无疑是传教士传播进化观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发展和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其一是1850年至1870年的前期间接铺垫阶段。其代表报刊为1857年创刊的《六合丛谈》，主笔是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这一阶段主要是初步引入地质与生物进化思想；其二是1870年至1880年的科学实证阶段，代表报刊为1876年创刊的《格致汇编》，主编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这一阶段开始直接译介西方生物进化论；其三是1890年至1900年的社会进化阶段。代表报刊是《万国公报》，其主导者是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和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这一阶段主要聚焦社会进化逻辑，因此纯生物学进化理论相对被弱化。
首先是1850年至1870年的前期间接铺垫阶段。1857年，《六合丛谈》发刊于上海，每月1册，其刊载内容主要包括宗教、科学、文学和新闻等。其中大部分由伟烈亚力撰写，少数为投稿。[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66页。 在《六合丛谈》第1卷共计13号的篇幅里，“地理”文章出现多达9次，由此可见其重要性。其核心的演变观点可初步分为如下两方面。其一是天文宇宙动态观。如1卷1号“地理”《地球形势大率论》篇有言：
天文学家言，吾人所居之地乃诸行星之一也。诸行星皆绕日而行，故或称属日诸行星。行星离日远近不同，大小疏密，及自转之时亦不同……地球，行星也。远日二万七千五百五万里，绕日一周，三百六十五日二时七刻三分四十九秒，是谓一岁……凡地球之形状，旋转，有光，有热。四时变化，昼夜相递。潮汐朔望，气化异象，及一切功效，皆藉诸行星而成焉。[3]沈国威编著：《六合丛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影印本），第523页。
由上述引文可知，《地球形势大率论》篇主要刊载西方天文学知识，并提出天体运行规律及宇宙动态演化概念。其行文措辞中所言地球绕日公转抑或自转，都指向地球非亘古不变的思想。这一论述为打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认知奠定理论基础。除了论述天文宇宙动态观，“地理”还涉及地球地质变迁依据。如1卷2号的“地理”文章有言：
地质家分所见之磐石为二，一有层累，一无层累……有层累者，乃磐石为风雨所侵，冰霜所泐，流水所冲击劘碎，后复凝成石。无层累者，乃在地中因火山涌出，凉而复凝成石也……观有层累磐石之质，及诸物之迹，分为数等……其中有硬英沙石，坚凝青石等，总名旧红沙石，孕有细虫、珊瑚螺蚌之迹……以上诸层递次聚积，孕各种禽兽草木之迹，或隐或现，可见已历无数年代。地势屡变，以成今日之形，此亦至奇绝异之事也。观地势自古至今，无一刻静谧。磐石消泐，泥沙淤涨，火山涌起，地震陷裂，海陆迭更，不知凡几矣。[4]同上，第539页。
引文内容实际上呈现出19世纪中期传入中国的近代地质学知识，其核心观点有二：岩石成因分类与地质演变观即均变论。首先是岩石成因分类方面。按引文观点，岩石可分为沉积岩（“有层累磐石”）和熔浆岩（“无层累磐石”）两种类型，两类石头的形成与变化过程，清晰地证明地球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年代（“可见已历无数年代”）。其次是地质演变观。引文指出地球的地形（“地势”）从古至今一直在剧烈变化（“屡变”），最终形成今日看到的地球面貌（“以成今日之形”）。这一过程被称为“至奇绝异之事”，强调其复杂性和长期性。此外，引文还用“无一刻静谧”和“不知凡几矣”两组词语，有力地强调地质作用是在持续不断、永不停歇地进行着，且这种巨大的海陆变迁在地球历史上已发生过无数次。由此可知，包括岩石学、古生物学、地层学和均变论在内的地质学思想，在19世纪中期已开始较为系统与相对准确地传入中国，是早期地质学知识在中文世界的重要记录。
其次是1870年至1880年的科学实证阶段。1873年8月21日（清同治十二年癸酉闰六月二十九日），《申报》在第404号版面刊登题为《西博士新作〈人本〉一书》的消息。消息写道：“英国有博士名大蕴者，撰著名书，大显于世。近所新作者则又有《人本》一书，盖以探其夫宇内之人，凡属性情血气，是否皆出于一本也。”[5]《申报》编写组编：《申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第177页。 消息中的“大蕴”即达尔文；而所谓“《人本》一书”，指的是达尔文的著作《人类的由来及其性选择》。由此可知，消息将达尔文与进化观相联系。因此，讨论进化观在晚清中国的传播过程，《申报》这则消息可作为源头之一。此外，须留意的是，达著的出版发行时间是1871年2月，2年左右国内报刊便刊登相关报道，这一反应在当时不可谓不迅速。1874年，傅兰雅在上海创办旨在普及和推广自然科学的格致书院，开班设讲，定期展览科学技术成就，逐渐将其发展成为一所西学图书馆。两年后，在得知由丁韪良等传教士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即将停刊的消息后，傅兰雅重操旧业，以书院名义发行一份专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月刊《格致汇编》。创刊号于1876年2月9日（光绪二年正月十五日）问世，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份科学杂志。其中亦连载傅兰雅译介的《格致略论》。文章概述地质演化及生物进化：
各种土石结成层者，工必由渐，时亦极迟，从地球初造之时，以至新层俱成之时，所历日期必极多，或为数千万年，或为数万万年也。当此多年之间，尚未生人，即今之所有禽兽，亦大半未生，略地已成球形之后，必若干万年，尚无动物发生。久之始有蛤生出。[6]傅兰雅主编：《格致汇编：李俨藏本》（1876年·第五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影印本），第109页。
按照引文内容的观点，地质演变具有漫长性，是一个“渐而迟”的过程。地球各地质层的形成亦经历千万载之久。与此同时，生命存在亦有其滞后性。在地球形成的漫长时间里，人类与禽兽等生命尚未出现。此外，引文还谈及生命演化的阶段性。如引文所言，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才开始出现“蛤类”的生命形式。这一表述实际上反映当时古生物学的认知，即在早期地层中，最古老而常见的大型化石多是诸如蛤这类生物。1877年8月，傅兰雅在《格致汇编》撰写《混沌说》一文。该文介绍生物从简到繁的进化过程，并首次谈到猿化为人这一在传教士内部颇有争议的看法：“近来西国考究人类之原始，其先出于何处，系何法所成。地球自生人以来，历年多少等事……有人说动物初有者甚简，由渐而繁。初有虫类，渐有鱼与鸟兽，兽内有大猿，猿化为人。盖从贱而贵、从简至繁也。”[7]傅兰雅主编：《格致汇编：李俨藏本》（1877年·第七卷），第621页。 傅兰雅此处能做到主动介绍猿化为人的看法，这已表明其所处的客观立场，且这一表述亦呼应达尔文所谓人猿同祖论。与此同时，傅兰雅从地质学与古生物学来展开论述进化观相关内容，体现其强调的是科学实证（“考究”）。
最后是1890年至1900年的社会进化阶段。1899年2月至4月，《万国公报》连载《大同学》。后者由李提摩太口译、华人主笔蔡尔康（1851-1921）笔录整理。该文节译自英国社会学学者本杰明·颉德（Benjamin Kidd, 1858-1916）于1894年11月出版的《社会进化》。在《大同学》第二章“论进境”中，着重讨论社会进化的条件。该章开宗明义地提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无他，能求日进无疆而已矣。”[8]林乐知主编：《万国公报》，华文书局编辑部主编：《清末民初报刊丛编之四》（二九）（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第18355页。 在李提摩太和蔡尔康笔下，颉德的进化观念被表述如下：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人类与禽兽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求日进无疆”，即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永远竞争、不断进化的规律。这一规律用颉德自身的话语来概括便是：“人类自从出现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向前进化，并且这种进化仍在我们眼前持续着……社会制度和文明在某一方面与个体相似，它们都是有机体，显然具有一定的健康和发展规律。”[9]Benjamin Kidd, Social 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1. 颉德所谓的社会有机体论，实际上是对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继承，后者将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应用到社会领域，以进步观念来解释社会发展过程。在19世纪的历史哲学理论中，这是一种可臻完善论，即未来处于无限开放状态。它不会像千禧年论那般实现最后状态，它只能被无止境地接近，人类社会越来越接近这种完善状态。[10]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隗仁莲译，安希孟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人类社会这种无止境的进化状态，也恰好对应《大同学》第二章开篇所言“日进无疆”的观点。
二、中译西书中的进化观
除报刊媒介外，译介西学书籍亦是来华传教士传播进化观的重要途径。然而，西学译介过程中存在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创世论在理论上与进化观念存在显著张力，二者何以能在翻译活动中实现调和与共存？更具体地说，作为上帝教义在世的诠释者，传教士群体为何积极投身于西学中译工作，并主动传播以科学形式呈现的进化观念？探讨传教士关于如何调和科学与宗教二者关系的论述，或可为理解这一独特历史现象提供一个切入视角。如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在《格物探原》“一卷第二章论物质”中议道：“既二十六字母，足为六千万余言，则六十二元质，尤能成无数万物。二十六字母，能否自行配合，称为语言，或成为一卷书？吾知其必不能也。然则六十二元质，非有具极智慧者配成之外，焉能成世界万物……无人不能成一卷书文，无上帝讵能成世界一物？”[11]韦廉臣：《格物探原》，张洪彬校注（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5-6页。 在韦氏看来，26位字母便可为数千万言奠定基础，62位化学元素（“元质”）更可成就万事万物。那么，元素从何而来？如果没有上帝这样极具智慧的存在，这些元素并不能形成世界万物。类似表述在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天道溯原》一书中亦可找寻：
今西人煆炼诸物，辨其纯杂，已得原质六十余多，然所验未尽，不敢谓其数止是。若问此原质何自而来，则此数十类并非苟合而生物，亦有相配相悖之别……今数十原质，各具此性，或合或离，若合符节，非大造化工意欲创造世界，先自无而化有，备足各料以成万物哉？圣经所云：天地以主之命而造，有形由无形而出。[12]丁韪良：《天道溯原》，傅德元、王晓青编注：《丁韪良基督教作品选粹》（新北：橄榄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27页。
丁韪良认为，今日所能辨析的化学元素已有60余种，虽然这远不是科学的尽头，但可以肯定的是，万物以成的元素惟神所造。因此，无论是韦廉臣对“无上帝讵能成世界一物”的发问，抑或是丁韪良鲜明指出的“主自无而化有以成万物”，基本上可以视为近代来华传教士群体的态度缩影。他们以自然神学观念为主要载体，进而来介绍近代科学。因此，对科学理论的介绍起始于知识的传播，但最终落脚点却是上帝的出现。正是这样一种自然神学观念，使得诸多传教士接纳并传播科学理论。在他们看来，宣传科学等同于宣传自然神学观念，二者可合二为一。在部分传教士看来，认识并研究自然界存在的规律，是为论证上帝的存在，明了事物种种变化皆为“上帝在宇宙间之显示”“实出于上帝之仁恩”。[13]谢卫楼：《是非要义》（通州：华北协和书院，1907年），第40页。尽管部分传教士秉持从近代科学理论提取要素来为宗教辩护的理论态度，但对于另一些传教士而言，任何可能对虔诚信仰构成威胁的科学观点，应对其保持较高警惕。如德国基督教礼贤会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基督教的上帝并非如科学作家所言那般，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理论化的上帝。相反，上帝“无形无象，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道至大而无外，其道至妙而无穷，有非言语可能形容者”。参见花之安：《自西徂东》（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17页。 在上述动因驱使下，近代来华传教士积极传播着科学知识，并持续将翻译西学书籍作为其中重要传播途径。
1873年，《地学浅释》翻译完毕并出版。作为中译西书重要代表作，《地学浅释》是近代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译著，于1871年刊行。[14]实际上，据孙维新在《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最为要论》（1889年）一文记载，《地学浅释》刊行于1871年，1873年才出齐。参见上海图书馆编：《格致书院课艺》光绪己丑上（一八八九）（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影印本），第80页。 其底本为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Charles Lyell，1797-1875）所著《地质学原理》1865年第6版，由美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 1815-1893）口译，华蘅芳（1833-1902）笔述，赵宏绘图。在传播进化观念方面，《地学浅释》无疑起到先驱作用，对晚清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作为学校教科书，它多次再版。诸如康有为与梁启超（1873-1929）等学人均受到该书影响，鲁迅（1881-1936）在南京读书时还曾手抄过此书。[15]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3页。 此外，《地学浅释》还因其“雅洁”译笔受到赞赏。如徐维则（1867-1919）在介绍此书时称道，该书“大旨以地球全体为均石凝结而成，其定质虽为泥为沙为灰为炭，而皆谓之石类，均有逐渐推移之据。观地中生物之形迹，可知当时生长，既有水陆湖海之不同，又有冷热凝流之各异，故地层累不明，无从察金石之脉。是书透发至理，言浅事显，各有实得，且译笔雅洁，堪称善本”。[16]徐维则等：《增版东西学书录·地学第二十》，王韬、顾燮光等编：《近代译书目》（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20-221页。 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亦对《地学浅释》予以称赞。梁氏议道：“人日居天地间，而不知天地作何状，是谓大陋。故《谈天》《地学浅释》二书，不可不急读。二书原本，固为博大精深之作，即译笔之雅洁，亦群书中所罕见也。”[17]梁启超：《读西学书法》，《梁启超全集》第一集，汤志钧、汤仁泽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8页。 尽管《谈天》《地学浅释》皆被梁氏列为“不可不急读”，但《地学浅释》因涉及进化论表述，故相较《谈天》显得更为重要。
《地学浅释》尽管是地质学相关译著，但其内容也涵括地质、矿床学与古生物学等科学知识。书中一方面系统介绍自然进化观点，即地层演变与地层中所含古生物与化石的渐变史；另一方面也谈及人类社会三期进化进程。如在自然进化方面，《地学浅释》卷三十八有言：“地学之事，能令人知地面之物，其变不知几何次，高山变为深谷，深谷变为高山，海变为陆，陆变为海。凡地形有更变，则天空气之冷热，亦必因之而变，而动植之物，递生递灭于其间。”[18]莱伊尔：《地学浅释》，玛高温译，华蘅芳笔述，上海图书馆整理，载《江南制造局译书全编》18（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年影印本），第648页。 高山深谷、大海陆地，彼此会相互变换；一旦地形有变更，空气冷热亦会随之变化，而动植物亦是按照某种生灭顺序而变动。由此可知，自然规律，一字以蔽之即变，且该变化是一种渐变而非突变。如卷十三“沛育新”一节有言:
前论之意，若谓造化生物之时。其某物之形体性情，各有一定不能改变，亦不能变此物为彼物，此旧说也。后有勒马克者，言生物之种类，皆能渐变，可自此物变至彼物，亦可自此形变至彼形。此说人未信之。近又有兑儿平者，言生物能各择其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情亦时能改变。此论亦未定，姑两存之。[19]同上，第430页。
引文首先简要介绍物种不变论观点（“旧说”），即生物形体与性情皆固定不变，不能从一物变化为另一物。紧接着介绍生物进化史上两位思想巨擘关于物种起源问题的讨论，其一是拉马克（“勒马克”），其二是达尔文（“兑儿平”）。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 1744-1829）认为，一切生物由其他生物演变而来，这是一个连续而缓慢的过程。换言之，万物皆变是一个自然法则而非神灵干预的产物。可以说拉马克是生物渐变论的代表人物。达尔文除了认可生物可变原则，还揭示出生物自然选择（“各择所宜之地”）的生存逻辑。在该书译者看来，此二学说还未定论，故皆暂且记下。虽如此，上述引文应是中国最早引进并介绍拉马克和达尔文二者进化理论的表述。[20]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第403页。
188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在北京同文馆作有关西学的演讲。隔年，其演讲内容经翻译整理后以《西学考略》为题出版。其中，拉马克与达尔文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书中，并分别以“赖摩”和“达尔温”的译名呈现：
法国有赖摩者，又创新说……生物始出如水中虫蛰。其初或一类或数类，后年代渐远，变形体分支派，生足而行陆地，生翼而飞青空，又越千万代，兽之直立者（如猩猩之类）渐通灵性，化而为人……四十年前，有英国医士达尔温者……乃举赖氏之说而重申之……盖太古之时，地面多水，其生物水陆皆宜，后水陆分界，陆地禽兽始出。至人则在地之最新一层方有骨迹，可知人生最后也……盖天地之生物，皆次第经营而成，实有聪明智慧而为万物之主宰也。[21]丁韪良：《西学考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西学译著类》129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739-740页。
丁韪良首先介绍了拉马克生物进化学说的核心图景，包括生物的共同起源、生物由水生到陆地再到飞翔的漫长渐变、生物的分支分化，以及人类自兽类祖先进化而来四个方面内容，并且用地质化石证据作为这一理论的论据。但丁氏似对拉马克和达尔文的理论差异理解不深，因而认为达尔文是重申拉马克的观点。其次，作为一名传教士，丁韪良积极地将进化观念纳入基督宗教框架，并尝试调和生物进化的客观事实与超自然主宰者的关系，即一方面承认生物进化的直接过程，另一方面又肯定上帝作为“次第经营”万物的“主宰者”，赋予进化过程以目的性和神圣性。[22]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仲均安（Alfred G. Jones,1846-1905）认为，“天地万物运动之和顺列次，断乎不是万物自有自得自成，亦非偶然做巧，亦不是出于无心之命”。参见仲均安：《道玄指实》第四卷（上海：广学会，1908年），第4页。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季理斐（Donald Mac Gillivray，1862-1931）亦明确表示“万物胥由偶然而成”的主张不足信，宇宙之所以进化是因为有“上帝旨意统乎其间”。参见季理斐：《宗教天演合论》（上海：广学会，1923年），第8页。从以上对达尔文学说中偶然变异观点的批评可以看出，传教士们强调世界的合理性与规律性的目的在于，不仅为一个作为设计者的上帝，而且为造物主上帝的存在提供理论依据。
结语
晚清来华传教士通过报刊连载与西书译介，构建出一套独特且渐进的进化观念传播路径。这一路径不仅体现在内容上从间接引入、科学实证到社会应用的阶段性深化，更深刻地反映其传播动机与策略的内在逻辑：即以自然神学为思想载体，将科学新知纳入神学阐释体系。尽管其目的在于服务传教事业，但在客观效果上，这些努力系统地引入关于自然演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知识与新思想，一方面冲击了传统“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宇宙观，另一方面也为后续晚清维新派建构进化史观提供科学依据。因此，考察传教士在晚清进化观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对于理解晚清思想变迁的复杂性、多元性及西学东渐的传播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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