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深入分析吴耀宗的著作《没有人看见过上帝》，探讨其上帝观及其对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的深远影响。吴耀宗的上帝观具有实践性和处境性特征，其论述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生命体验，也深刻回应了当时社会的问题，并且富含中国文化的气息。本文认为，吴耀宗的上帝观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特别是在结合中国的文化与传统、基于处境与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创新和适应方面。尽管吴耀宗的上帝观存有不足，但仍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总之，基督教中国化应效仿吴耀宗在神学建构上的冒险精神，既重视上帝的启示，又重视理性思辨及人文学科在神学建构中的作用，走一条平衡的“中庸之道”，以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

一、前言

吴耀宗是中国基督教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被认为是中国基督教的先知，是一位先知式的神学家。^[1] 因此，研究他的思想，为当下基督教中国化进一步走深走实提供借鉴或参考是很有必要的。对吴耀宗来说，上帝的信仰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成分，其唯一一本较有系统的著作也是与上帝有关，即发表于1943年的《没有人看见过上帝》。这不仅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的精心创作，^[2] 并且被认为是在他那个时代最能代表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三本书之一。^[3] 所以，本文就《没有人看见过上帝》所反映出来的上帝观作些分析与评论，从而探讨它对当下基督教中国化的启发。

二、吴耀宗的上帝论及其要处理的问题

对吴耀宗来说，因为我们看不见上帝，只能透过客观世界来认识祂，因此，上帝本身是什么，我们无法知道，也不需要知道。我们要知道的是，上帝是一个名词，是代表宇宙里客观存在的许多复杂现象、事实和规律的名词。换句话说，上帝是弥漫着宇宙，贯彻着宇宙，为人所不可须臾离的那些“道”，那些定律，那些真理。因人有情感的需求，所以人会有意或无意地把它情感化、人格化。因此，“上帝”可以说是一元化了、人格化了、情感化了的那个贯彻着宇宙支配着人生的普遍真理。^[4]

若上帝是这样的一个真理，吴耀宗其实也就相应地解决了上帝是否存在、以及与唯物论是否矛盾的问题，^[5] 而这两个问题正是当时拦阻国人能否接受基督教的主要问题。当然，仅仅回应了这两个问题并不足够，因为若上帝是这样的一个真理，那与科学理性研究的真理有何区别呢？而且，这样一个内化的上帝观，与泛神论又有何区别呢？因此，吴耀宗继续阐述道，上帝不仅仅是内在的（上帝横的方面），也是超越的（上帝纵的方面：这是与泛神论或唯物论不同的地方），是与人可以沟通交流（神交）、或能被直觉体认的上帝。因为，上帝不“是哲学家抽象的观念，而是一个活泼的，与人鼻息相通的崇拜的对象。”^[6]

可见，这人格化、情感化了的真理，并非仅是一个“化”或类似，而是一位真实的敬拜对象，与基督信仰所崇拜的上帝是不矛盾的。为说明这个问题，吴耀宗继续阐述圣经中的上帝观，并且认为：“圣经中的上帝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是随着时代，随着人的认识而不断地演变的。不是上帝变了，是人的认识改变了、进步了。”^[7] 他强调，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需要如此不断更新，毕竟“渺小的人类和它的支离破碎的经验，永远不能窥见上帝的真象与全貌。”^[8]

虽然如此，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却也并非无迹可寻，因为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向我们启示上帝是怎样的。耶稣从他生活中对上帝深切与真实的体认中认为上帝是父、上帝是爱。^[9] 若上帝是慈爱的天父，这与世界的苦难及上帝是真理有矛盾吗？而这也正是吴耀宗接着要面对与处理的问题。^[10]

在处理完苦难问题之后，吴耀宗接着要回应的问题是，上帝既然是情感化了的真理，那祈祷应是怎样的呢？他于是阐述了一个与他的上帝观相符合的祈祷观，即“祈祷是整个人生对宇宙整个的真理的体认、交感、追求与服从。”^[11] 吴耀宗随后也接着从八个方面探讨了这样的上帝信仰对生活的意义。^[12]

最后，吴耀宗回应的问题是——什么是真理？对吴耀宗来说，真理不仅是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也是体现人的尊严与价值。因此，认识真理不仅需要藉着严谨的科学理性，也要注重直觉与情感，愿意为真理付上无上的代价。^[13] 这与他的上帝观或祈祷观是相一致的，而这也是基督信仰对人的要求。

从上可见，吴耀宗的上帝观主要是从实际的处境出发，为的是回应当时人的问题，解决人在信仰中的困惑。它并非如传统的神学那样，以上帝的启示为出发点，而是如他自己所言，“是由下至上，由外至内，由可知至未知的。”^[14]

三、对吴耀宗上帝观的评论

吴耀宗说他的上帝观是科学的上帝观，因为他认为上帝是真理，是人凭着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与感知可以认识的、并且也需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而不断修正的。但上帝并不仅是理性认知的对象，祂也是人直觉体认的对象，是可以藉着圣经与耶稣来认识的。如汤士文所总结，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上帝：从理智方面、直觉的体验、上帝在耶稣里的启示。^[15] 严格意义上来说，从理智层面去认识上帝是与科学精神相一致的，但从其它两个层面对上帝的认识，则似乎并不与科学精神相符。^[16] 因此，吴耀宗所论述的上帝观，与其说是“科学的”，^[17] 倒不如说是“实践的”。它重在强调上帝不是人空谈或玄思冥想的结果，而是如真理那样可以被认知，是可实践与被理解的。正如赵晓阳所指出：“吴耀宗不是一位满足于玄思臆想的书生式神学家，而是投身于现实斗争，把信仰、思想和生活实践密切结合的大勇大智的先知式神学家。”^[18] 因此，他的上帝观更恰当的说法不是在于其科学性，而是在于其实践性，是实践的上帝观。

1. 是实践的，而非科学的

吴耀宗的上帝观是实践的，也在于它是基于对处境中所遇问题的回应，如上帝是否存在、基督信仰与唯物论是否矛盾、如何认识这看不见的神等。此外，它的实践性也反映在其上帝论强调信仰的现世性与社会性，从而对传统信仰中的个人主义进行责难。^[19] 比如他的祈祷观、上帝信仰对生活的意义、真理是什么等，都在反击那种只求得救、不问世事的“消极遁世”。吴耀宗的论述，充满了问题意识，他的上帝观也处处反映了这种对问题的回应，因而，它是实践性的。

此外，吴耀宗上帝观的实践性在其伦理层面得到了显著体现。在中国文化中，伦理道德受到高度重视，加之他个人信仰历程的影响，吴耀宗特别强调基督徒应以行证信。^[20] 这一点在他的上帝观阐释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例如，他认为祈祷是对真理的追求和顺服，信耶稣复活是有力量去改造社会，在直觉中体认上帝是受这爱的力量驱使、从而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等。总而言之，吴耀宗主张上帝是可以被认知的，他的论述充满了问题意识，是对处境中所遇问题的回应，而且富含伦理性，因此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2. 是处境的，而非教义/条的

吴耀宗的上帝观，无疑是他“在当时的处境下对基督教加以合乎处境的阐释”的典范。^[21] 因为，当时的中国不仅有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冲击，也有非基运动带来的挑战，更有来自唯物论与社会科学等对基督教的批评。 ^[22] 因此，很多知识青年对基督信仰有疑问，“如果不在理智方面，给他们一个满意的解答，这些问题，就会变成他们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绊脚石。” ^[23] 因此，他的上帝论针对的读者即是那些基督教内外的知识青年，而非在信仰上已经很有根底的信徒。^[24] 也因此，他重在说理，而非单单依靠圣经或上帝的启示。这为他带来了众多的批评，被认为是人文主义、冲淡了基督教信仰、甚至是异端；^[25] 但他也因此赢得了青年人的欣赏与喜爱，他的著作在短时间内再版了6次。^[26]

吴耀宗上帝论的处境性，也反映在他强调对上帝的认识需要如科学追求真理一样，不断地进行修正与更新。这一点常常受到传统信徒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上帝是恒常不变的。尽管上帝本身是不变的，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正如吴耀宗所言，是“管中窥豹”、“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已经窥见它的全貌”。^[27] 即便我们获得了“一种真知灼见”，它也不可能涵盖全部真理。因为，上帝是无限的，不同的文化与处境都制约着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因此，“我们当虚心，尊重别人的见解与经验，它们可以放宽我们的眼界，多认识与欣赏与我们思想不同的人。”^[28]

吴耀宗的这种处境思维，这种对问题回应的意识，其实也正是当下基督教中国化所需要有的素质。因为，耶稣才是真理，祂不是死的理论，而是有生命力的、是活的、可以改变人生命的。任何的理论与神学或教义，不过是对耶稣/真理的一个认识。也因此，任何的神学其实都是处境性的、对真理的一种阐述，因而都是有偏颇的、不可能是完备的。也因此，它必然带来争议，就如吴耀宗先生本人就是最有争议的人之一。^[29] 为避免争议，脱离处境地说些四平八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对基督教中国化是没有意义的。

3. 其它值得借鉴的地方

1) 充满了中国文化的气息

吴耀宗在论述时，常常引用中国文化来阐明他的思想。例如，他引用《易经》的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来论述上帝，^[30] 用诗词中的“丹心”、儒家的“仁”来说明上帝并非主观意识的产物，^[31] 用颜渊对孔子之道的赞叹来阐述祈祷等。^[32] 这不仅有助国人更深刻地理解他的观点，唤起一种亲切感，也有效地避免了人们将上帝视为一个源自西方的神祇。

2) 借用日常生活体验来诠释信仰

虽然《没有人看见过上帝》是一本神学著作，但它却没有晦涩难懂的地方。因为吴耀宗的语言不仅通俗易懂，也常常借助人日常生活的体验来阐述，从而使人不再觉得宗教或对上帝的体验是与生活割裂的另外一个世界，而是我们生活中可以认识与经历的。例如，他用中国人对“心”的认识来类比圣灵，^[33] 认为与美景浑然忘我的体验是祈祷的经验，^[34] 尊崇上帝的精神与科学家服从真理的精神是一致的等。^[35]

3) 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

信仰不是头脑中相信一套教义，而是人整全的生命。吴耀宗的上帝论不仅是对处境与问题的回应，也是与他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例如，他的上帝观非常注重伦理与行动，这与他强烈的救国情怀是分不开的；他对祈祷的认识，更是他自己生命体验的反映。^[36] 正是基于处境以及他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导致他的上帝观是新颖与独创的，书中也充满了他对基督信仰的独到理解^[37]。

4. 不足或可改进的地方

吴耀宗的上帝观无疑是基于一种理性与经验主义的进路，但这种对上帝自下而上的认知是不够的。 ^[38] 吴耀宗因为处境强调上帝是如科学真理一样可以考察与认识的，却忽视了上帝其实是人不可言说，或不可知的。换言之，超越的上帝不是人的思想、理性或概念所能把握与认识的，正如《神秘神学》一书所言，“事实上，不可思议的太一是一切理性过程都无法把握的。”^[39] 用宗教学家约翰·希克（John Hick）的话来说，就是神是不可言喻、不可描述、超出人类概念的奥秘。^[40]在上帝面前，我们需要保持谦卑，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像考察真理一样认识祂。若非上帝亲自启示祂自己，我们对祂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此外，吴耀宗太过重视实践与伦理或信仰的功用，以致他的上帝论重在应用或对我们的意义，而不是上帝本身。正如麦炳坤所指出，他有将“上帝信仰”替代“上帝”的倾向。^[41]

再次，吴耀宗从耶稣对上帝的理解去认识上帝，却没有提耶稣所说的7个“我是”，^[42] 这无疑是一个缺憾。因为，耶稣既然是道成肉身来彰显上帝，那他是真理、他是光、他是生命的粮等宣告，无疑是极具参考价值的。特别是对吴耀宗来说，上帝是真理，而耶稣是真理的化身，但他却没有在这方面有更多探讨，确实令人感到遗憾。

四、对当下基督教中国化的启发

吴耀宗上帝论所反映的实践性、处境性及那些值得借鉴的地方，都是当下基督教中国化可以借鉴的。因为，当下许多的神学与教导，往往都与处境或生活无关，多是高言大智、却并不能贴近人心，特别是当下年轻人的心。为了使基督教更好地与中国的处境和文化相融合，我们不能简单地复制传统，而是要效仿吴耀宗，结合中国的文化与传统，基于处境与日常生活的经验，以及个人的主观经验及客观需要，^[43] 进行创新和适应。如此才能使基督教信仰更加贴近中国信徒的生活实际，更具有时代感和吸引力。

此外，当下基督教中国化，也很需要有吴耀宗那样在思想上和信仰上的探险精神。^[44] 每个时代与处境中人的挣扎与问题是不同的，仅仅高举圣道要人顺服、而非道成肉身地进入他们的生命之中，是无法实现基督教中国化的。但若要道成肉身、更适切地回应人的信仰挣扎，就需要在思想与信仰上有冒险的精神，敢于说前人之未言，不怕争议。当然，这“新”不是离弃传统与信仰，^[45] 而是使传统与信仰在当下依旧有活力，而非只是教条。

再次，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建构，可以从吴耀宗思想汲取的宝贵经验之一，便是不必过分纠结于上帝的本质或本体论问题；我们思考或努力的方向可以偏重于伦理实践方面。毕竟，对真理的认识是永无止境、且需不断修正的。而且，理论建设重要的是让人明白真理，从而活出耶稣所应许的更加丰盛的生命。正如麦格拉斯所指出，基督教教义的一个核心作用就是塑造和保持一种基督教式的生活模式。^[46] 因此，神学建设不是“要建构一套系统性有关上帝本质的理论”，^[47] 而是当下我们对祂的认识，或者说要“将基督徒所处的社会与历史纳入信仰的关注之内”。^[48] 神学建构不是为追求完备与“正确”的神学体系，而是为当下的伦理实践提供依据或指引。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理性思辨及人文学科在神学建构中的重要性。吴耀宗的上帝论反对那些毫无依据的玄思冥想，而是非常注重理性与逻辑思辨。虽然上帝有超越理性的部分，而且仅凭理性，我们也无法认识神，但并不能因此否认理性在神学建构中的重要性，毕竟信仰需求理解；而且，离开了理性我们也无法辨别信仰的真伪。^[49] 因此，既重视上帝启示，保持对上帝奥秘的敬重，又不忽视理性在认识上帝中的重要性，走一条平衡的“中庸之道”，才是更合宜的。在当下处境中重视理性的作用，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需要尊重上帝的普遍启示，或需要整合信仰与现代人文学科等知识，如吴耀宗所言，“基督教应当吸收最进步的社会科学的成果，因为没有社会科学，基督教就容易变成不切实际的空想。”^[50] 如此，才能如吴耀宗那样，“达到一个融会贯通，互相补充的境界”。^[51]

五、总结

本文通过对吴耀宗《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一书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其上帝观及其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启迪。吴耀宗提出上帝是宇宙中客观存在的真理，是情感化、人格化的真理，也是超越的、与人可以沟通交流的神。他的上帝观不仅反映了个人的生命体验，也深刻回应了当时社会的问题，体现了实践性、处境性的特点，并富含中国文化的气息。

吴耀宗上帝观的实践性与处境性特征，他在思想与信仰上的探险精神，以及基于主观经验及客观需要去建构神学等尝试，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尽管吴耀宗的上帝观有诸多可供借鉴之处，但也存在不足，例如对上帝不可言说或不可知方面的忽视，以及对上帝信仰的应用重于上帝本身的倾向等。然而，吴耀宗的上帝观对于基督教中国化仍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特别是在如何结合中国的文化与传统、如何基于处境与日常生活的经验进行创新和适应方面。

总之，基督教中国化应当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既重视上帝的启示，保持对上帝奥秘的敬重，又不忽视人的理性及人文学科在神学建构中的作用。此外，基督教中国化也需要吴耀宗那样的探险精神，在思想与信仰上敢于冒险，以使基督信仰可以更加贴近中国信徒的生活实际，更具有时代感和吸引力，从而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

---

注释

1. 编者：“导言”，载赵晓阳编：《吴耀宗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页；陈泽民：“吴耀宗先生——一位先知式的神学家”，载《吴耀宗生平与思想研讨》（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5年），第84-99页；江文汉：“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的先知”，载《回忆吴耀宗先生》（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2年），第15-63页。↩
2. 吴宗素：“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我所知道的父亲”，载邢福增编：《大时代的宗教信仰：吴耀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11年），第528页。↩
3. 编者：“导言”，载《吴耀宗卷》，第8页。另外两本书是赵紫宸的《基督教哲学》与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4. 吴耀宗：《没有人看见过上帝》，载赵晓阳编：《吴耀宗卷》，第70-72页。↩
5. 对吴耀宗来说，唯物论可以是上帝在自然界用以表现自己的作为的方法，是上帝横的一个表现，上帝的信仰可以把唯物论包括在内。吴耀宗：《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第80-88页。↩
6. 吴耀宗：《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第85页。吴耀宗自己说，“经过一个长期的探讨，我得到一个解答，这个解答并没有说明上帝的本身是什么，而只是说明上帝这个名词应当作何解释。这个解答，完全解决了我理智上的问题，但并没有使我失掉那个活生生的，可以在祭坛上向他呼吁的上帝。”参见江文汉：“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的先知”，载《回忆吴耀宗先生》，第40页。↩
7. 吴耀宗：《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第93页。↩
8. 同上，第106页。↩
9. 同上，第107-112页。↩
10. 吴耀宗认为，“对于任何一件事，从某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看，也许是坏的，但从全局的观点来看，它就无所谓好坏，而只是自然法则的运行所必有的现象。”吴耀宗：《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第110页。↩
11. 吴耀宗：《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第114页。↩
12. 同上，第119-127页。↩
13. 同上，第128-133页。↩
14. 同上，第78页。↩
15. 汤士文：《追求真理，爱国爱教——吴耀宗神学思想及其实践研究》（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2019年），第33页。↩
16. 科学是基于事实而建构起来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是可以被人证实或证伪的。参Sally Wehmeier：《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52页。↩
17. 汤士文即是以“科学的上帝观”来介绍吴耀宗的上帝论，参见其书《追求真理，爱国爱教》，第141-148页。赵士林则以“科学的神学”来概括吴耀宗的神学，参见赵士林：“《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智慧》导论”，载牟钟鉴编：《宗教与民族（第六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89-91页。↩
18. 编者：“导言”，载《吴耀宗卷》，第6页。↩
19. 梁家麟：《吴耀宗三论》（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第89-93页。↩
20. 汤士文：《追求真理，爱国爱教》，第191-194页。↩
21. 陈永涛：“‘大时代’中的神学思考——吴耀宗处境化的神学方法”，载《金陵神学志》，2009年第1期，页155-177。↩
22. 吴耀宗更是成为“非基运动”矛头首指的对象。参见汤士文：《追求真理，爱国爱教》，页105-116。↩
23. 吴耀宗：“四版序”，载《吴耀宗卷》，页66。↩
24. 沈德溶也特别强调指出，吴耀宗写这书的目的“是为了向基督教内外的知识青年传扬基督教的真义。……引领知识青年归向基督教，这一点是任何人也无法抹煞的。”参见沈德溶：《吴耀宗小传》，（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9），页38。↩
25. “这些批评往往是情感的因素多于理智的因素，意识形态的因素多于神学的因素。”参见陈永涛：“没有人看见过上帝——浅探吴耀宗科学的上帝观”，载《金陵神学志》，2009年第2期，第38页。↩
26. 原载于《基督教丛刊》第四期，1943年11月。1943年底，基督教联合出版社在成都出版单行本，1944年在成都再版，1946年青年协会书局在上海出版第四版。1948年5月青年协会书局在上海出版第五版。1950年9月，青年协会书局出版了第六版。↩
27. 吴耀宗：“四版序”，《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第65页。↩
28. 同上。↩
29. 耶稣与使徒的教导，在当时其实也激起了民众诸多的争论，甚至很多门徒因此离开耶稣。（约6:52-66；徒6:10-13，17:5-6，19:8-9等）。↩
30. 吴耀宗：《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第78页。↩
31. 同上，第91页。↩
32. 同上，第114页。↩
33. 同上，第75-78页。↩
34. 同上，第113页。↩
35. 同上，第121页。↩
36. 如1964年3月他的日记中写道：“昨夜心神不安，经长时间祈祷，心境复趋平静。听到的启示：信靠上帝，一切的事都将对你有益。你求告我，我就答应你，把又大又难的事告诉你，我还要你作许多工作，我将保护你，给你力量。”参见沈德溶：《吴耀宗小传》（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9年），第72页。↩
37. 如他对耶稣的道成肉身、何谓得救等都给出了一个与传统神学不一样的解读。参见吴耀宗：《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第117页，第125-127页。↩
38. 宋军：“试论吴耀宗有关上帝的定义”，载《大时代的宗教信仰》，第115-129页。↩
39. （伪）狄奥尼修斯：《神秘神学》，包利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页。中国道家也有类似的思想，如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学者李秋零概括神秘主义最基本内容为三点，其中一点即是认为，在认识论上主张上帝不可知。参见李秋零：“中世纪神秘主义的难题与出路”，载《道风：汉语神学学刊》（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1994年），第129页。↩
40. 约翰·希克：《宗教之解释：人类对超越者的回应》，王志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保罗在《罗马书》中也说到，“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罗11:33）↩
41. 麦炳坤：“詹姆斯与吴耀宗的上帝观”，载《中宣文集》（创刊号）（香港：中国宣道神学院，2001年），第35页。↩
42. 耶稣的七个“我是”：生命的粮（约6:35），世界的光（约8:12），羊的门（约10:7），好牧人（约10:11），复活与生命（约11:25），道路、真理、生命（约14:6），真葡萄树（约15:1）。↩
43. 梁家麟：《吴耀宗三论》，第93页。↩
44. 诚如吴耀宗对自己这本书的看法所言：“这本小书，与其说是提供什么成熟的意见，毋宁说是把我自己的宗教思想上和信仰上的一点探险，向读者领教。”吴耀宗：《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第134页。↩
45. 笔者认为，梁家麟认为吴耀宗是否定西方两千年的基督教传统，重新定义基督教的评论是欠公正的。参见梁家麟：《吴耀宗三论》，第127-131页。↩
46. Alister McGrath, The Nature of Christian Doctrine: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116.↩
47. 陈广培：“吴耀宗的上帝观与祈祷观”，载《大时代的宗教信仰》，第144页。↩
48. 汪维藩：“试论吴耀宗先生的神学思考”，载《金陵神学志》，1993年第2期，第6页。↩
49. 吴耀宗：“真理可以调和吗？”，载邢福增编：《吴耀宗全集》第三卷下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61页；及参见梁家麟：《吴耀宗三论》，第85页。↩
50. 江文汉：“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的先知”，载《回忆吴耀宗先生》（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1982年），第42页。↩
51. 吴耀宗：“基督教的改造”，载《吴耀宗全集》第三卷下册，第320页。↩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