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8日，學會在麻州波士頓舉行了讀書研討會，麻州Salem State College 歷史系教授厲荔博士主講了“中日戰爭時期中國的基督教中等教育”，來自波士頓地區數所大學的學生、學者參加了研討活動。以下為研討會的主要內容：

雖然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一直不太順利，然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基督教中學在中國仍逐漸地拓展，一些基督教小學在1864年開始設立中學部，於是1877年在上海有第一批基督教中學畢業生。1905年廢止科舉制度，許多學生也隨之離開儒家四書五經的私塾，進入基督教學校學習西方的數學、科學。基督教中學可說是中國教育體制現代化的先鋒。此外，設立基督女校更是創舉。到1936年，中國境內 255所基督教中學已有 53,673名學生，學校裡聘用的285 位專任老師和187兼任老師是傳教士。

國民革命在三方面影響抗戰前基督教中學的教育；首先，1935年前所有的學校都需遵循教育當局的規定，並接受官方派員經管。其次在官方和民眾的壓力下，教會學校不得教授宣教學和福音神學。最後即使基督教中學盡力配合一切規定，仍然受到國民政府嚴苛的批評，只因基督教是外來的，這就使中國社會無法接觸到基督教學校。所以抗戰前的教會學校，為了融入中國，不斷地掙扎以致失去了教會宣教的特質，無異於一般的私立學校。另外，當時世界經濟的蕭條，人事的缺乏，中國政治方面的壓力，都明顯地影響著教會中學。1936年就有四分之一（63所）的教會中學沒有收到差會任何資助，學費成了學校唯一的收入，以至四分之一的教會學校沒有傳教士，教學全靠中國教師，難於維持宣教的初衷。

在那種環境下，宣教士達成的共識是“教育工作要在教育上被認可，教育機構要以學術水準來證實它的價值。”而且當時的學生及家長常以升學率來評估學校，教會學校不得不更重視學科教育而輕忽信仰教育。

日本侵華，破壞了中國的教育發展，也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社會環境。教會學校和政府當局，因為有共同的敵人日本，不再彼此敵對。而且戰爭迫使無數的難民向基督教會求助，教會學校也因而受到禮遇。1937年8月12日軍攻佔上海，成千的難民湧進租界，國民政府一向不承認代表帝國主義侵略的租界存在，如今租界卻成了避難的天堂。

學生不但要經歷戰爭的苦難，還要面對失學的困境，因為淪陷區內，大部份的中國學校及許多教會學校都被迫關閉，僅存的教會學校也成了難民營。根據中國基督教育協會的資料，1937年秋季沒有一所教會中學能如期開學。

隨著戰場的轉移，老師學生又回到原來的學校。在淪陷區內，繼續唸書就成了對日侵略無聲的抗議。上海租界內，許多中國家庭向基督教會求援，要求教會學校擴充，並修復那些破損不用的學校。上海南浸信會的麥但尼傳教士表示“在歷史上我從未看見人這麼的悲慘，也從未看見我們的學校有如此發展的機會。”

淪陷區的基督教會，尤其是上海的教會，都積極的參與救援。全市各教會為上海救濟協會募到十萬美元，以提供給難民免費教育。因為救濟協會認識到：中學教育是戰時教育的關鍵，流亡學生大多是中學生，幫助他們完成中學教育，學得一技之長，才能熬過這場戰爭。

由於日軍的破壞，經濟上的困難，很多學校需要遷校，需要其他學校支援。於是前所未見的教會中學間，甚至不同宗派的教會中學間都開始合作了。1937年末17所原在江蘇、浙江屬於各宗派的教會中學組成了華東聯合中學。在上海租界的華東聯中一開學就有800名學生註冊，成了上海最大的多宗派中學。1938年7月兩所蘇州、兩所上海浸信會的中學也組成浸信會聯合中學，有400名學生，是單一宗派最大的聯中。

傳統上，教會中學是男女分校，但是抗戰時男女合校的情形愈來愈多，因為合校是最經濟而且實在的方法。全中國1935年有43所教會中學男女合校，到1939年有71所，四年間學生人數也從39%增加到76%，而上海1940年則有72%的教會學生上男女合校。

為了因應困境，教會中學的重點不再是升大學，而是提供職業訓練。當時淪陷區內許多教會大學都已關閉，升大學是非常困難的，而且高中生多想畢業後趕快找到工作，幫助家濟，於是職業訓練就成了教會中學在戰時的主要任務。學校增加了許多技術課程；上海的管理課程就以會計、小企業經營最受歡迎，也最好找工作。

大部份的教會中學生來自富裕的家庭，其中有41%到50%是商人的兒女。只有他們付得起昂貴的學費，而一般的難民連吃飯都成問題。為了配合家長的期望，職業教育就成了教會中學的教學重點。也因此，儘管戰爭的壓力緊迫，還是有人為孩子付昂貴的學費。加上教會學校在歐美的差會害怕損失，不大想支援淪陷區的學校，所以學費是當時上海大部份教會中學唯一的收入。另一方面，在淪陷區若不想上日本學校，就只有上教會學校；上教會學校成了愛國的表現，無言的抗議日本的統治。

戰時教會學校的獨立性，特別受到家長和學生們喜歡；第一所有的教會學校都在美國立案，不需要向日本當局登記，得以保持中立。第二教會學校仍以英文為第一外語，雖然日本要大家學日語；這種安排使痛恨學日語的人舒服多了。第三大多數教會學校仍按照國民政府的課程教學，學生覺得這樣他們比較容易回到主流，因為他們都相信中國最後是要勝利的。

因為能夠不受日本的影響，抗戰時的教會學校吸引了許多年青學生。譬如上海的浸信聯中，由1938年405名學生增到1939年的530名，1940年再增加到1，050名。全上海的教會中學學生，由1939年13,363名增加到1940年的14,734名。

在教會學校比較安全的環境裡，學生們學習得相當好。隨著註冊的人數增加，畢業率也穩定提高。1939年上海的教會中學畢業生有1,371名，1940年增加到 1,679名。大部份立刻就職，少數進入大學。其實，教會中學考上大學的比例是相當高的。以1941年蘇州大學為例，197名教會學生中有142名72%錄取，普通中學生286名中只有108名38%錄取。

中國學生受益於戰時的教會學校，教會學校也有機會，重新介紹基督教的信仰。學校恢復聖經課，成為課程的重心。 所以上海的教會學校，在1939年有38%的學生選聖經課，1940年則增加到半數以上。

由於學生要求保障，還有傳教士的催促，基督徒學生的人數大量增多。在1940年浸信聯中的一場福音聚會中有167人決志，某聯中在1941年一週內有130名女學生接受信仰，上海教會學校在 1940年共有 20%以上的基督徒學生，其中半數參加校園基督徒團契。

然而，教會學校在教學上的成功，與信仰上的覺醒，卻因日本偷襲珍珠港而告終。1941年12月8日日本關閉了淪陷區所有的教會學校。日軍開進上海租界，傳教士被關進集中營，中國學生也頓時失去了特權，成為日本恐怖統治下的難民。四十年代初期，大約三分之一的教會中學流亡到四川、雲南等西南大後方，他們成了僅存的教會學校。

根據中國基督教協會(CCEA)的資料，戰前基督教學校的分佈很不平均；沿海六省有全國72%的教會中學，而且22%集中在上海、北京、廣州、福州四大城市，對象是富裕的城裡人，顯然忽視了廣大貧窮的鄉下人，也就難怪基督教育屢遭批評了。所以是戰爭把教會學校帶到鄉村的。於是教會學校在一般中國人的眼中有了很大的轉變，教會學校帶給所有階層的孩子受教育的機會。特別是那些無家可歸的流亡學生，他們不但有學校念書，還找到棲身之所，教會中學成了他們的復原中心。難怪蔣介石夫人盛贊教會學校對減輕中國人困頓與絕望的貢獻。

國民政府急於解決難民的問題，一改過去對立的態度，不但支持基督教教育，每年撥款資助，還准許學校教導基督信仰，傳教士也能參與校務。許多教會中學因而把聖經課訂為基督徒的必修課，校園學生團契也得以重建。

中國政府肯包容基督教，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基督教的犧牲精神，奉獻小我服務國家；戰爭結合了基督教義和中國的國家主義，所以基督教在抗戰時能異乎尋常的蓬勃。

教會中學也從教會的次要工作成為首要，加上中學畢業生極易影響他們的家人，傳福音很有效。所以抗戰以來，許多傳教士都由校園開始，讓學生來組織建立教會機構。連歐美的差會都注意到教會中學對傳福音的重要性，而同意增加經費，於是CCEA在1941年撥一萬美元給教會中學作獎學金。接著1943年組成中學委員會，專門協調教會中學的諸般事宜。戰爭顯然提升了教會中學的角色。

1945年抗戰快結束時，重建淪陷區的教會中學就成了當務之急。1946年 CCEA為此撥出四萬美元，希望一萬人以上的城市就有一所好中學。還鼓勵大後方的學校搬新家，不要回沿海；結果1946年底全國共有410所教會中學，超過戰前三分之一。

教會相信，戰後的中學教育，需要加強宗教的份量。而堅持戰後的道德重建會帶來基督教再一次復興。基督教犧牲服務的精神，正是中國現代化所須。他們向政府申請，將聖經課列為教會中學所有學生的必修課，並將基督徒老師由1945年的62%三年內逐年提升到100%，想要繼續戰時的努力，在太平時結果子。

然而，沒有了公敵日本，國民政府和教會間的老問題浮出， 教會學校究竟該以教育為重？還是宗教為重？該由誰來掌管學校？同時國共內戰漸漸激烈，蔣介石的失敗，與他有些關係的基督教會也同受指責。跟著，1949年共產黨解放中國，也使基督教會及教會中學抗戰時所作的一切努力都難以繼續。

厲荔教授的發言后，與會者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謝龍：國民政府統一前，北京的基督教學校大、中學不分，教會色彩濃厚，也有一些職業教育。統一後比較深入中等教育，職業教育就取消了。而且北京的教會中學解放前一直是男女分校。西方的基督教會多同情中國人抗日。

厲荔：由於中國屬於盟軍，反日不反歐美，上教會學校和中國性不衝突。

王忠欣：國內史學界，現在也開始研究抗戰時期基督教的教育。過去研究得少的原因是：戰亂時不易保存資料，而且戰時多在抗戰、逃亡，教育活動比較不活躍。至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在抗戰時交錯的關係，相當有意義。

李四龍：海外有些地方，以拜祖先來認同民族思想。還有政教如何分離的問題。政府與教會的組織機構是可以分離的，而政治的理想、價值觀、行為、規範各方面都以教會的信仰作基礎。

厲荔：宗教跟文化是分不開的。一些政治活動帶很多的宗教色彩，是有潛意識的影響。

王美秀：各教會檔案館裡有許多的資料，教育方面包括小學中學到大學所有的章程，學生的信仰、發展、職業都有。譬如華北衛理公會每兩三年召開一次年議會，中等教育是議題之一，許多資料都在他們出版的刊物、年鑑中，也都存到微膠片上了，對研究工作應該很有幫助。

厲荔：抗戰時的年鑑、報表常是沒有的。甚至每天寫日記的傳教士也獨缺抗戰這一段，或許不能寫。而且傳教士和中國政府、傳教士和當地中國人之間具體關係的個案資料非常難找到。

吳秀良：檔案館有些是間接的資料，像傳教士的信件，傳記，年度報告，官方的記錄。中國的老百姓文盲居多，他們的感受只能從間接資料去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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