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所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及当代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举办的“多文明视角下的‘第二开端’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的20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李猛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刘啸霆作为“第二开端”理论的提出者做了背景性发言；随后，学者们以刘啸霆的文章《新地平线——第二开端理论概释》 为背景，围绕着“第二开端”理论引发的各种问题发表了见解。在自由研讨环节，张秀华、李润虎、刘鹏等学者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以下为与会部分学者发言的内容。

李猛：首先，文明问题是人类的根本问题，是检验所有学术问题真与假、好与坏的根本标准。从历史上看，现代文明具有历史进步性，曾产生了“资本+科学”这一双核驱动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但最终，文明却没有像它所宣扬的那样给人们带来美好生活，相反却造成了大规模战争、全球性生态危机、人的异化等诸多问题。因此，借助海德格尔“第二开端”这个概念反思工业文明，既是学术良心，也是学术责任。从哲学上看，哲学本就是关于文明的追问，是对危机之根源、模式、本性和出路的根本拷问，是meta意义上的文明学。其次，海德格尔关于第二开端的思想和青年刘啸霆时代的未来学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未来意识和未来思维是最能体现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用刘老师的话来说，“从未来的观点看”是哲学探进的拱心石。这不是多元视角中的其中一个视角，而是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和“哥白尼革命”。未来能看多远，未来走多远，不是被决定的“果”，而应该是积极主动的“因”，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高明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刘老师在第二开端思想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开辟出了新境界。

刘啸霆：为了方便，我事先草拟了一个题目，叫“第二开端关键词及方法论”。如今回头看，“第二开端”是我关于未来化研究的一个“赠品”或切入口，它也是源于发展，属于发展问题。第二开端有若干关键性的节点范畴，其中理论范畴有生态剩余、发展问题、人类世末世、未来性和未来化、第二开端和新地平线等，它们是第二开端理论后续建构中的思想基石；实践性范畴有成、逆思（反-思）、倒行、战略规划等。在此基础上的第二开端研究的方法论包括大问题论，此大问题不只问题范围大，而是指思想的极限或边界。大问题是一个画大圈（饼）的问题，也是一个建构性的问题。而在具体方法论上，人类世的客观维的方法论，轴心期的社会维护的方法论，康德-胡塞尔的主观维的方法论，未来学的科学维的方法论，以及实践上的目的-手段维的方法论等形成一个方法的系综，这表明，第二个开端是一个在理论和方法上可以初步成型的思想体系。在我而言，借用城市结构来形象描绘，第二开端理论类似于北京城的“二环”，后续跟进的一些第二开端所开显的具体问题属于思想的“三环”，而思想就如石子激起的水圈，会在理论和实践上持续扩展。

王忠欣（东西文化国际研究院）：今日人类面临的危机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危机是全方位的、浮现在方方面面。物质方面有生态危机、食品安全、频繁的自然灾害，生存方面有实实在在的战争与恐怖袭击，精神方面有道德沦丧、价值混乱、信仰迷失，很像《圣经》里面描绘的末日景象——“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太13：8）基督教对人类危机的回应或解决方案主要记载在《圣经》中。上帝在创造整个宇宙时，对当时的状态非常满意，认为是好的。但是由于人在伊甸园中违背了与上帝的约定，人的罪开始出现，并且逐渐泛滥。人的罪也连累到了自然环境，土地也受到了咒诅。如果把上帝的创造看作是第一开端，那么结束人类的罪恶，使人类重新得以发展就是第二开端。上帝开启第二开端的方法就是大洪水——除了义人挪亚一家和一对一对的动物外，所有的生灵都被大洪水毁灭。在上帝的眼中，大洪水除去的是世上的罪恶。大洪水之后，上帝与挪亚一家立约，承诺不再用洪水灭绝人类，并祝福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而人类的罪性复燃，又逾越界限，企图自己做上帝，各种罪恶又开始在人间弥漫。人类再次走上了绝路、走到了尽头，上帝需要再次拯救人类于危难中，让人类的生存从一个新的开端开始，这可以被称为第三开端。由于上帝已经答应不再用洪水毁灭罪恶的人类，第三开端的方法就是上帝自己道成肉身具化为耶稣基督来到世间，通过教化和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的罪受死的方式，赎清了人的罪，为人类开出一条拯救的道路，凡是在基督里的人都成为了新造的人。人类的历史时间也因耶稣的降生，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我们也可以把公元元年看作第三开端。

王天民（北京师范大学）：我主要讲一下“儒学与多文明视域下的‘第二开端’”。“第二开端的文明”是具有相对性和针对性意涵的特定理念。儒学是“第二开端的文明”论域外的参照系统或镜像系统，而不是“第二开端的文明”的承接或转向的基点。儒学自产生以来虽分化出诸多派系，演历了诸多主题，但是儒学的共性精神特质乃是精神修养或精神教化之学或文明体系。儒学认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乃是精神规定性，人之生存在世的中心诣旨乃是精神的充实、化生与养成。儒学是按照理论逻辑、理念本体逻辑或绝对理性意志，规约人的生命样式和生活范式的。从精神生命的层面规定人，儒学在理论上是自洽的，在实践上是通彻的。这个层面也是儒学文明与“第二开端文明”的共识。儒学仅仅从精神生命层面规定人，难免会陷于玄虚空洞、无以着落的困境。文明的创造是“自然的历史过程”，儒学的文明观既忽视了人的生命的自然属性，也忽视了个体精神与人类文明之创生的历程性或历史性。这方面是儒学文明与“第二开端文明”的分殊之处。后者是“带有一定序列性的称谓，既表达了时代断裂之意，也意味着某种历史的连续性，集中凸显了轴心期的终结（或历史的终结）与新时代开启的交互关系。”儒学“精神本位”的玄虚性和“非历史性”，既决定了其在近代“物本/物化”资本主义文明范式兴起之后，无可避免地走到了穷途末路；又决定了其在“物本”或资本主义文明面临终结之时，并不能“还魂”般地复归。礼敬文明最好的方式是创造新的文明。以儒学为参照或镜像，创造新的文明，也就意味着悬搁“儒学文明之镜”，映照人类文明发展之历程，通晓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汲取人类文明发展蓄积的有益思想颗粒，使人类文明实现“脱胎换骨”的“开新”发展，生成新的文明样态——“第二开端的文明”。

丁宏伟（太古集团柯布院士工作站）：我发言的题目是“佛教末世论与‘第二开端’理论的哲学融合：文明转型的启示”。当前世界正面临生态破坏、社会不平等、文化冲突等挑战，而这一理论融合强调个体与社会的自我转型，以推动文明迈向新的阶段。首先，面对生态危机，佛教的无常观和缘起法则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第二开端”理论则提供了文明转型的契机，引导社会向更和谐的生态模式迈进。其次，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和社会不公，也可通过佛教的包容性和“第二开端”理论中的社会转型理念加以缓解，推动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和平共处。更深层次而言，现代社会的物质主义和技术至上观念导致人们忽视精神成长，而佛教智慧提供了回归内心、超越贪欲的指引。“第二开端”强调精神觉醒与伦理重建，这不仅是解决危机的关键，也是文明进化的必要条件。唯有通过个体内在觉醒，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从物质至上的模式向更加公正、和谐、可持续的方向转型。佛教与“第二开端”理论的融合，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视角，提醒我们真正的变革不仅关乎科技与经济，更源自精神与伦理的提升。

万兆元（北京师范大学）：“新地平线”结合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指出随着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地表文明已经走到尽头，必须进行根本性改变，而新文明的起点即第二开端。从概念层次来看，历史上不同宗教均涉及“终结与开端”的问题。根据巴哈伊教义，人类文明的演进包括多个周期（cycles），有史可考的是自亚当以来的“预言周期”（包括各大世界宗教的启示期）。巴哈伊纪元（1844年）标志着预言周期的终结和“应验周期”的开始。在新的周期中，已经走过童年和青春期的人类集体将进入成熟期，创造人类大同与世界和平的新文明。若人类不积极主动走向这一目标，便将遭遇灾难，直至被迫意识到团结与和平才是唯一出路。为了减少弯路和避免误区，人类急需先知先觉者的警告与指引。

田松（南方科技大学）：世界需要重新开启，是因为再不改弦更张，文明就要毁灭了。简言之，是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生物圈遭到了人类自身的破坏，趋向崩溃。这个判断至少从罗马俱乐部报告开始，就越来越明确了。对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征，很多人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给出不同的诊断，有不同的命名。人类世现在是一个普遍的说法，我当年采用的是有限地球时代。而对于未来，人类应该如何行动，如何改弦更张，也有不同的说法和主张。刘啸霆教授采用的是“第二开端”，这个想法和提法都很早，我觉得不晚于王治河、樊美筠的“第二次启蒙”。现在文章终于发表出来，就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本，可供讨论、传播。“第二开端”是一个宏大的文明理论框架，从观念到实践，具有丰富的层次，完整表述出来，得写一本几十万字的专著，这篇文章相当于导论。我对此无比期待。

张成诗（广州商业大学）：人类社会第二开端是一个重大课题。依马克思“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可将史前时期理解为人类社会第一开端，将其取代的新的历史时期是人类社会的第二开端。第一开端的人类社会或史前时期开启人类史行程，是物质世界发展史上一个伟大质变、飞跃和里程碑。但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在其后，在人类社会的第二开端，真正的人类社会伟大行程的展开。这一开端的全部丰富性最主要之点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运行方式引发的对立、对抗及其伴生的少数人奴役多人的现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由而全面发展，即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向深地深海深空进军创造全新的生产生活，共商共建共享所带来的美好远不是我们今天可以想象的；对第二开端的人类社会进行全新的建构，规范和引领其不断前行的道路，而第一开端的那一切，只是打下一个基础，逐渐增加的是其考古学的意义。当社会生产过程最后一种对抗形式即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来到了第二开端的前夜。因为“在资产阶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麦粒种到地里经过一系列自我否定结出更多新的果实，有理由相信第二开端的人类社会也必定要到来，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郦平（郑州大学）：我发言的题目是“洞穴到新地平线——第二开端视域下的文明危机与自我救赎”。面对大理冰河期以来地球环境的恶化，轴心期以来人类文明的危机，以及人类世发展的困境，刘啸霆教授提出的“第二开端”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三重断裂：精神荒芜导致价值之死，生态荒漠引发自然之死，伦理虚无造成人性之死。现在看，上述文明危机及病症恰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寓言所预示——人类如同被锁链束缚的囚徒，沉迷于资本与技术编织的虚拟幻象，将异化的物质欲望误认为真实价值，陷入"洞穴认知"的集体迷失。柏拉图的灵魂转向学说，强调通过哲学教育引导人类走出洞穴、直面真理之光。刘啸霆教授的新第二开端理论既继承了这种超越性思维，更实现了三重突破：其一，将救赎主体从哲学王国扩展至觉醒的文明共同体；其二，将真理探索从理念世界转向实践场域；其三，将救赎路径从个体思辨升级为系统性的文明再造。这种理论创新呼应了柏拉图主义的精神内核，却突破了其精英化、形而上的局限，将洞穴的哲学隐喻转化为可操作的文明重建方案，通过伦理觉醒催生文明新形态，最终在“第二开端”中抵达真正的新地平线。这种救赎既是柏拉图哲学的现实投射，更是人类文明在数字时代对古典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王思佳（伯明翰大学）：受到刘老师对于“文明的第二开端”的急切呼吁的启发，我主要想补充两个哲学问题：第一，当下技术物，尤其是人工智能，似乎被认为可以和自然物有着同样的地位。好像有机物和人工智能的区分只是在于“碳基”和“硅基”的差别，而“生命”本身的标准只有单一的“智能”标准。当自然物和机器复制品达到了某种同样的效果时，两者就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关系。那么，如果将来自然世界可以被人工模拟，我们为什么要在当下重视生态危机和文明危机？所以，面向第二开端的生态文明应当在哲学意义上重塑何为自然，并且捍卫自然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第二个问题是在文明的第二开端中，人类面临如何与人工智能相处的问题。这牵扯到如何对人工智能和有机生命进行划界，从而进一步制定针对于人类、有机生命、新型智能体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这样的划界依旧是建立在对于自然与自然物的重新理解之上。在生态危机背景下产生的对于第二开端的思考，也应当包括在新的“面向物”的叙事下，技术物的自然化和被忽略的自然物这两个转向在生态危机的处理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从方法论来看，现象学作为对形而上学的克服，提供了一种从经-验（作为动词）上理解自然作为“自然而然”的可能性。

冯伟光（北京师范大学）：按照觉醒与否可以将人生分成两端。第一开端从个体生命脱胎于母体始，生命处在无知无明的自发状态，不明了生命的意义，未洞察情绪、情感的真相，不能做情绪的主人，也不了解“我是谁”，个体生命常常被外在世界的情境所左右。第二开端意味着个体生命开启自我探索，在传统文化和现代心理学的学术资源中寻找能够让个体生命过灵性生活的方法，洞察生命的真相，并在实践中践行，犹如古人的“闻道”，意味着个体生命的觉醒，标志着将过灵性生活作为第一追求，在实践中践行自利利他，做事的目的是为了借事炼心，不断扩展心量，个体生命是不断展开和绽放的。在不确定的现代社会中，由于在社会中扮演若干个“我是谁”的社会角色，越发不知道“我是谁”,导致现代人精神危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无法愉悦地应对外在世界。个体生命想要幸福的生活，想要探索生命的意义，个体生命的觉醒是唯一出路。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