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艰难的曲折和收获的喜悦，2017年6月9日至12日，为期三天的“佛经与圣经：第七届佛教与基督教比较学术研讨会”在广东四会六祖寺落下帷幕。作为主办单位的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广东四会六祖寺、西南大学宗教研究所、北京语言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及协办单位同济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为筹备本次学术研讨会提供了各方面的慷慨赞助，六祖寺众弟子及华南农业大学师生为研讨会的顺利举办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研讨会开幕式及首日研讨活动在广州大华酒店举行，次日的研讨活动及闭幕式在四会六祖寺举行。60多位学者参加了本届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39篇，各自以更为多元的视角来诠释佛教、基督教、犹太教和道教等宗教经典，围绕以下几个话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一、佛教经典及其阐释的研究

佛教经典是一个包括了经（Sūtra）、律（Vinaya）、论（Abhidharma）为主要内容的“三藏”（Tripitaka）庞大文献系统，佛教的经典不仅包括诸佛所说的经文和戒律，还包括有菩萨、僧侣注解和发挥经文所说的大量论疏，这些构成了佛教经典的基本内容。佛教经典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三藏”中大量的论疏实际上正是对佛经阐释的研究成果。本次研讨会上关于佛教经典的研究论文较多，共有13篇，主要涉及对佛教经论的研究。

佛教如何对待经典？佛教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典观。中国政法大学俞学明教授提交的论文《佛教对待经典的态度》，以《法华经》为例，阐释佛教崇奉经典的特色和态度。文章指出，经典是成佛最重要的助缘，每一部经典实际都是一个教学案例。对经典的尊奉形成了经典信仰，也是佛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经典信仰的具体方式，包括了经典揭示的义理、实践方法以及本经信仰等。西藏民族大学牛延峰教授提交的《福慧双修的佛经主旨》，认为福慧双修是佛教经典的主旨，也是佛教的根本教法之一，是佛教信众修学佛法的重要指南，也是佛教对佛法修学的根本要求。福德是日用所积累，必须以般若智慧为指导，断除烦恼，破除迷惑，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理。

对佛教经典本身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佛教的“论”。重庆佛学院释正慧法师提交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研究》，介绍了这一部流传甚广、影响甚深的大乘佛教经典。“普门品”对观音信仰的传播和普及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认为“普门品”是纯圆绝妙的经典，是观世音菩萨精神和行持的反映，在现代和谐社会建设中有着积极的意义。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博士研究生雷晓丽的《南北传藏经中的<念处经>对比》，以身念处为中心，对照了南传巴利语《念处经》和北传汉译本《念处经》文本，在分析两经差异的基础上，认为汉译本多出的禅修方法与翻译时代、译者的文化传承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对南北禅修旨趣的不同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南大学张爱林教授提交的《大悲般若与如幻三摩地：试论佛菩萨的化身原理》一文，以观世音菩萨化身信仰及《观世音菩萨授记经》等大成经典为例，阐述了菩萨的化身原理，指出观世音菩萨是以大悲般若的精神依如幻三昧之力，成就化身，度化众生。

佛经是佛教教义的文本载体，不同时代的佛经体现了佛教的教义发展历程，而新发现的许多历代经藏以外的经论，尤其是敦煌文献，更展现了中国佛教思想的多元和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史经鹏教授的《敦煌遗书地论宗<涅槃经疏>（拟）中的佛性思想》，以北大藏敦煌遗书BD2224、BD2316、BD2276三号为中心，考察了敦煌遗书中的南北朝地论宗《涅槃经疏》（拟），此经疏为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经疏，然而历代藏经和经录均未收录。这篇地论宗的文献，其真性依持的思想与地论宗南道派的真如依持相近，又吸收了种性等概念阐释八恒、四依等，形成了完整的修持阶段论，进一步阐述了修行中佛性的存在方式，从义理和修行两方面理解佛性，体现了此篇经疏在佛教思想史中承上启下的地位。宁波大学张凯教授的《日本杏雨书屋藏271<义记>的涅槃思想》，从释名、释大字、辨体三个方面对日本杏雨书屋所藏的羽271号敦煌遗书南朝萧子良《义记》中的涅槃思想进行了逻辑考察，指出《义记》诸师对涅槃的认识与《大般涅槃经集解》的高度一致性，反映了中国学僧在般若性空向涅槃妙有佛教思想转变中的努力。

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中国本土的哲学和宗教思想相互激荡交融，构建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化佛教，尤其是佛教与儒家、道教之间的对话和互鉴，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进程中，佛经经典的翻译在不同时代呈现不同的特点，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高列过的论文《试论玄奘译经的语言特点》，以玄奘所翻译的《大般若经》和《胜天王经》的被动式语句为例，分析了玄奘译风的语言特点，精炼性、准确性和韵律性奠定了玄奘译经的重要地位。

禅宗作为中国化佛教的代表，开启了中国佛教的新方向和新气象，而作为教学案例的禅门公案，对于禅门内外则有不同的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李岚的《门里门外看禅门》，通过对“宗门第一书”《碧岩录》解读方法的分析，同时结合西方研究的方法论，以历史的眼光，从禅门内外的两种视角关注和研究禅宗问题。西南大学曾维加教授提交的《略论大足石刻中的<竺兰陀经>》一文，指出大足石刻中的《竺兰陀经》是宋代流行的佛教伪经，其主要阐释了佛教的善恶报应的理由及拔苦济难之法“大威神秘印咒”，此部佛经与道经同刻一处，反映了宋代宗教融合及民间信仰宽容的特点。

每个时代有属于每个时代的经典阐释，每个学者有符合各自身份的经典阐释，在近代的佛学研究中，不同学术立场的学者也在尝试着不同的经典解读之路，或者以佛教思想来阐释儒家、道家，并企图在三教思想的融通中实现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理解和整合。华侨大学张云江教授的《方东美与唐君毅在肇论诠释方面的比较》，对新儒家代表的方东美和唐君毅就《肇论》的哲学诠释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二人在形上学基本构建方法和佛教哲学诠释立场上存在的差异。中国佛学与老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佛学融汇老庄思想的传统，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南大学副教授李凯的《从<齐物论>论“至知”看以佛解庄之合理性》，从境界论解读模式中考察，认为章太炎先生以佛解庄模式最具合理性，其不仅与《庄子》的文本和逻辑不相抵牾，而且照顾了庄子与佛学之间的内在契机。

二、基督教经典和教义的研究

广义的“基督教经典”即指“圣经”《新旧约全书》，是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共同尊奉的根本经典，同时也包括为基督教所认可的信经和其他经典等。圣经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具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王忠欣博士的《圣经与基督教信仰》，认为圣经是认识基督教的起点，在基督教中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于信仰者来说，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对于非信仰者来说，圣经也是了解研究犹太民族和罗马帝国的重要途径。美国圣地亚哥井边餐叙主持人黄敏杰牧师的《圣经在信仰、教义和教会生活中的至高权威》，细致地介绍了圣经在基督教中的神圣地位和绝对权威。然而在近代中国处境中，《圣经》对于儒家基督徒来说，又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西南大学李煊博士提交的《我为什么读圣经》，讨论了近代著名学者吴雷川从儒生到基督徒的身份转变，其对《圣经》的儒学化理解，不仅提出和论证了一个基督教如何救中国的理论方案，更是在寻找可以提供基督教与中国处境对话融通的可能方案。

历史上基督教的不同派别有着各自不同的圣经观，山东大学濮荣健教授的《亚伯拉罕的神观和因信称义》，研究了圣经形成之前犹太先知亚伯拉罕的经历和上帝观，从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到基督教的“因信称义”，体现了“信”、“义”在《圣经》新、旧约中的一致性。四川大学曾静明博士提交的《<第二纥里微提信条>与<威斯敏斯特信条>圣经观之比较》一文，考察了基督教改革派的两大重要信条“第二纥里微提信条”和“威斯敏斯特信条”，指出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都遵循着路德所提出的“唯独圣经”的原则，但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反映了基督教宗教改革中的信条形成和确定过程中的复杂背景。

圣经自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地被诠释，历代神学家和哲学家都对圣经有过深入细致的阐释和研究，并形成了系统的圣经解释学。华侨大学花威教授的《开辟鸿蒙：奥古斯丁<创世记>1：1-2释义》一文，考察了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对圣经《创世记》第一章前两节的阐释，认为奥古斯丁调和了无中生有和有中生有两种宇宙起源说，将古希腊哲学的观点融入到了基督教释经之中。圣经作为基督教教义的根本来源，是基督教神学的核心文献，湖北大学林季杉教授的论文《论基督教“原罪”说的圣经起源与现代意义》，考察了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原罪”说，立足于圣经文本，指出圣经中虽然耶稣没有直接论述“原罪”，但是圣经俨然是奥古斯丁“原罪说”的源头，原罪与恩典一体两面，构成了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和感召源泉。

山东大学刘新利教授的《基督教历史上的释经法演变》一文，认为基督或基督教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旧约圣经》的释经史，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基督教的释经方法经历了神谕寓意法、字句寓意法、四重解经法、单纯字句解经法、多元多重解经法等阶段，而释经方法的演变取决于教会的历史背景。四川大学查常平教授提交的论文《二十世纪圣经研究方法的前设：一种语言观的视角》，在溯源对观福音和Q福音后分别对20世纪在语言观方面的几种圣经鉴别学方法及其前设展开讨论，指出各种圣经鉴别学都指向历史耶稣的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历史问题，而新约文本就是耶稣其人的经验见证，这乃是20世纪圣经研究方法的基本前设。圣经鉴别学在当代基督教的文献研究中有着广泛应用，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罗锐的论文《<以赛亚书>7：14b“起名”一词文献梳理与评鉴反思》，考察了圣经文本鉴别学领域的著名公案“起名”一词在各种经文版本中的变化，初步确定了最为合理的经文传递路径。

三、佛经与圣经的比较研究

佛教和基督教是世界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信仰形态，作为两大宗教根本经典的佛经和圣经，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两大宗教的经典有哪些特点？它们之间是否有着共同交流和对话的基础？西南大学杨玉辉教授提交的论文《藏经与圣经：佛教与基督教经典观的比较》，对两大宗教经典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做了详细的分析，并由此总结出中西宗教乃至中西文化的某些共同特征及其特殊个性。重庆佛学院释开智法师的论文《佛经与基督教圣经之比较》，也从经典形成、分类、内容、传播发展等四个方面对佛经与圣经做出了比较和分析，并力图通过宗教对话促进宗教理解、宗教和谐和世界和平。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的《经文化嬗变与“约”之重构》，基于《圣经》与佛教的比较，提出了面向未来的经典观之挑战。华南农业大学何方耀教授提交的论文《启示与觉悟：圣经与佛经来源之比较》，指出虽然佛经与圣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文本是历代信仰者编纂整理的文献资料，然而在各自的信仰者看来，经典的来源并非如此简单。虽然在文本、经典观等方面，佛教与圣经还有诸多不同，但其终极目标并无较大的差别，都是要正视人性的弱点，开启智慧，净化心灵，提升生命境界，就此而言，两教经典不仅可以对话，而且可以互补。

佛经和圣经不仅可以对话和互补，而且还有相互阐释的可能性，华中科技大学谢劲松教授的《<心经>对话<约翰福音>》一文，比较了佛教与基督教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在核心义理上的差异，用《心经》之心和空是指第八识之义来解释《约翰福音》中的神，跳出以经解经的传统，力图开辟一条以佛经诠释圣经的新思路，令人耳目一新。广西大学袁经文教授提交的《佛教语境之基督教相似疑难点辨考》，将基督教体系若干令人迷惑费解而又阐释不详的问题，做出佛教语境的考证辨析，旨在拓展两大宗教比较研究的某些特殊领域。华东师范大学赵东明博士的论文《当佛陀遇见上帝：试论现代神学能给予佛教的启示与反思》，尝试借用现代西方“基督宗教”神学面对“现代性”的议题，提供给佛教思想一些参考与反思，以此作为当下佛教与基督教对话的可能契机与进路。

当然，佛教与基督教作为两种文化体系中的信仰，本身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两大宗教独具特色的文化魅力和文明互鉴的基础，而求同存异是实现两大宗教对话的前提。广东四会六祖寺释晓禅法师的论文《佛教忏悔与基督教忏悔比较初探》，对佛教与基督教共同的忏悔话题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指出佛教与基督教作为世界上信教人口最多的两大宗教，虽然教义上存在很大的差别，但其向善、和平和戒律的主旨是一致的。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陈明博士的论文《基督教与佛教地狱观简述》，对佛教和基督教信仰中共有的地狱观念进行了简要论述，认为两大宗教对地狱的理解非常接近，对信仰者有着很重要的警示和约束作用。同济大学张涵教授的论文《从佛教的“二谛”圆融思考宗教的世俗与神圣》，从佛教的“真谛”、“俗谛”的真理观出发，思考基督教“分别为圣”的圣俗观，以此理解佛陀觉悟和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一致性。

四、其他相关的研究话题

当然，研讨会讨论的话题十分广泛而激烈，在原有的话题之外也有适当的延伸，拓宽了佛教与基督教对话的领域。基督教在唐代就传入了中国，作为基督教东方教会一支的景教，在与中国宗教哲学文化的交往语境中，展现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原则性和融通性。华东师范大学张晓林教授在论文《景教与中国天主教“上帝”之汉语名称比较》中，指出景教上帝概念的汉语名称表现出浓厚的佛教名相特征，造成了语义的混乱丧失；他认为明代中国天主教对上帝译名“天主”的词义描述具有本位化的特征，既适应了中国文化，又保持了核心教义的真义。与此观点不同的是，长安大学刘康乐博士认为，景教更能坚持本土化和原则性的统一，在提交的论文《汉文景教经典的道教化特征》中，从景教作为终极实在的“道”及作为造物主的上帝概念出发，指出了景教在汉语翻译的过程中，经文呈现了许多道教化的语言和概念特征，但景教仍在此种外在融通的表象中，完全坚持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

华南农业大学宋跃华教授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佛学归宿及其管理学的应用》一文，考察了马斯洛理论借鉴佛学理论，将需求理论的五层次增加了“利他”的超越性自我实现需要，完成了从自我到无我的升华。此种佛学理论归宿存在的矛盾，致使利他需要在实际的管理学应用中难以实现。与此相应的话题，香港中文大学冯梓琏博士在提交的论文《同情利他：宗教与科学一种可能的对话》中，也同样思考宗教利他主义的现实可能性。文章批判了社会生物学家在道德层面对利他行为的利己主义评判，认为人同时存在纯粹利他的动机即同情感，宗教中的同情利他是宗教信徒的义务和必然。这种关于宗教伦理的讨论十分激烈，与会学者们的分歧意见也很大，但激发更多对宗教现实问题的思考，比如对佛教做存在主义的解读等。

同济大学冷欣博士提交的《生存、世界与空间——从<存在与时间>到<坛经>》一文，考察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存在与时间》所言“在世界中存在”这一生存论建构，指出该作品与佛教禅宗《坛经》的亲缘关系，为禅宗提供了更加明晰、鲜活的基本生存论结构和环节，同时也对《存在与时间》的“原始伦理学”态度予以反思。除此之外，研讨会也十分关注道教等中国本土宗教的相关话题，尤其是身心关系这样当代哲学关注的热点话题。西南大学杨子路博士提交的论文《唐代以前道教的身心关系论与超越观念》，指出唐代以前道教身心关系有身心合一、身心不二和心为一身之主三种观念，以自然无为论为基础的三种观念都演绎了相应的超越观念，始终关注人的超越和终极关怀问题，其内在超越路径是区别于一神论宗教的重要特点。

短短三天的学术讨论紧张而又充实。六月的羊城热情似火，美丽的珠江令人流连，清幽的四会贞山绿树成荫，丛林中的六祖寺清凉而庄严，给参加研讨会的60多位学者们留下了珍贵而美好的回忆。相见时难别亦难，匆匆的相会，又是匆匆的别离，而基于理解和宽容的学术友谊都在每一次的相聚中更加淳厚深重。我们期待着下一次的宗教比较的对话，期待着下一次更加热烈而欣喜的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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