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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中美文化中的作用——第二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波士顿)综述

王珍
2006年7月学术会议

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和波士顿大学联合主办的以“宗教在中美文化中的作用”为主题的第二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7月7日至8日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和行者中心(Walker Center)举行。中美约25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参加研讨会的有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波士顿大学著名宗教社会学专家Peter Berger教授、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副院长白诗朗教授、助理院长Imani-Sheila Newsome教授、和平正义促进会主席鲍福来博士、韩国学者崔希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金宜久、习五一、任延黎、王美秀、周齐、中央党校教授龚学增、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于祺明、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储昭华、襄樊学院教授刘光耀、朱新义、中华文化学院副教授王珍等。研讨会上,学者们畅所欲言、讨论热烈,主要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

宗教与全球化

宗教与全球化相关问题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宗教领域的重要探讨主题。波士顿大学Peter Berger教授以《宗教、现代化与全球化》为题进行了演讲。他主要谈了全球语境下宗教的发展趋势。1、现代性和全球化。他叙述道,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认为当社会越来越现代的时候,宗教会越来越少。现代性与宗教是敌对的。但现在事实使他改变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如今世界变得越来越宗教化,当前是人类宗教性最强的时代。现代性是促使宗教进一步发展的土壤。现代性没有创造出世俗化,而是创造出多元化。现代性是多元化产生的重要基础,它使各种思想得到表现。

现代性和全球性是密切相关的。现代性并不是从全球化开始,但是后者代表前者的进程。以全球的眼光看,我们会发现宗教的强势发展。但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地理性的、一个是神学性的。地理性的例外是中欧和西欧,这里是世俗化的景象。宗教快速的发展,是全世界范围的。他解释了两种活力最强的现象,一是伊斯兰教的复兴。当然媒体和大多数人看到的是激进的、和恐怖相关的伊斯兰教。但如果把伊斯兰的兴起和这些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则是错误的。事实上大多数伊斯兰教经历的复兴,都没有政治上的想法。另外,有一些伊斯兰教是在传统伊斯兰地区之外的发展,特别是欧洲,大约有1500多万的教徒。世俗化的西欧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伊斯兰教的复兴。另一个是基督教的福音派,特别是灵恩派,有大规模的复兴和发展。有一位学者估计全世界有两亿多灵恩派信徒。还有一个现象是和中国相关,就是灵恩派在中国也有飞速发展,但据说大多数没有被政府承认,故而难以统计人数。目前在南美洲有5000万新教徒,这些人以前大多数是天主教徒,现在多为灵恩派。我们不能说伊斯兰教是必然反对现代性的。在世界很多地方,伊斯兰教对世界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但如果我们把伊斯兰教作为整体看待,就不敢说伊斯兰是推动现代化的原因。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伊斯兰教对教徒有严格的规定法律,不利于个体的独立性,而独立性是现代化所需要的。另一个是关于妇女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表明拉丁美洲灵恩派多是妇女,可以说是那里的妇女运动,它把妇女从传统的地位上解放出来,但同样的情形却没有在穆斯林世界发生。如果人口的一半不能参与现代化,现代化的进程是不可能的。每一个主要的宗教都在经历一个复兴。天主教在欧洲遇到了麻烦,但在世界其它地方做得很好。天主教在俄国正在复兴,印度教在印度也是这样。

2、全世界世俗化的精英阶层。Berger教授谈到,你在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会发现一个矛盾现象,即精英阶层是世俗化的,而大多数民众却是宗教性的。比如土耳其,当时国家的创造人把宗教驱逐在公共生活以外,但现在的土耳其,是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但自我意识上则是伊斯兰教国家,而且对他们的传统宗教有强烈的认同。另一个是以色列,它是由西欧非常世俗化的精英建立起来的。以前他们在公共场所有很多影响,但现在情况变化。那里出现了非常强的宗教团体,虽然它没有接替政权,但在发挥着影响。第三个例子是印度,当初是由世俗化的精英所建立的,国会中的执政党定位自己是世俗的政党,但现在也在变化。现在印度出现的是自认为宗教性的政党。欧盟的文化精英不知如何处理他们地区伊斯兰教的强烈影响。现在每一个星期,在清真寺礼拜的人数多于在圣公会礼拜的人数;在英国最活跃的牧师是从非洲来的。

3、世俗化与多元化问题。由精英进行统治,美国并不是例外。美国也有一个文化精英阶层,具有世俗化倾向。但整个国家不是这样。可以说美国是所有国家中最具有宗教性的国家。在美国的过去四十年间,美国的政治非常强烈的受到文化精英阶层和广大民众宗教性的矛盾影响。如果你不理解这种矛盾,就很难理解美国政治。从1963年开始,在公共学校诵经是不合法的。这激怒了大多数信徒,他们认为自己的宗教被虐待。现在这种反对的势头更为强大。美国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民主党是被看作世俗化政党,而共和党是被看作宗教化政党。

关于多元化,Berger教授认为,从心理学角度,多元性是人心多元性的运动,从一个命定的感觉到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心理学是复杂的,但是可以理解的。人是社会性的,是受周围的影响的。多元性影响宗教的质量和方式。例如天主教,一个个人可以认为自己是保守的天主教徒,但他不能认为这是必然的。他认识到这是他的选择。每种宗教传统都必须面对这种现象。宗教的机构都变成自愿者的机构。他们不能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帮助来扩展,而必须去劝人们信仰他们的宗教。即使从神学的角度不愿意这样做,但也别无选择。关于多元化,它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差异性的宗教存在。这是美国的例子,从殖民地开始美国就是多元性的存在,但整个社会并不是差异性很大的社会。第二是民主。如果政府保证宗教自由,就会多元。如果政府不鼓励或者压制宗教多元化,就会影响民主化进程。

4、在交流过程中,Berger教授的表达了自己对相关问题的观点是:第一,中国大陆有一个属灵派,但他不能肯定这就是他所讲的灵恩派。第二,世俗化除了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但世俗化是近代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它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开始。针对不同的文化,他认为儒家里面也有现代化的动机和动力。现代化不止有一种方式,人类有不同的现代化方式,从不同的道路人类都可以走向现代化。这里最成功的例子是日本,是非西方化的国家变成了完全现代化的国家,甚至有人认为它比美国更现代化,而日本的文化和西方完全不同。第三,他认为现代和后现代这两个词主要是用在文学艺术方面,或许也可用在哲学上。它们对描述社会进程或状况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现在仍然在现代化进程中,还没有进入到后现代。他表示自己不喜欢后现代这个词。

麻州惠顿学院的Barbara Darling-Smith教授作了《生态学与世界宗教》的学术报告。她谈了世界几大宗教与生态学的问题,认为,东方宗教在对地球的尊重方面具有丰富的内容。印度的耆那教强调不杀生,提倡其他一些重要的伦理教导,这一切都极大地减小了这个宗教信徒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佛教非常强调各种生物、及其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大乘佛教比较强调普度众生,强调所有的生物是互相依赖的。道家发展出“气”的概念,与自然界没有任何冲突。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强调上帝创造天地和其中的万物的教义,因此认为尊敬上帝所创造的就是荣耀上帝。

此外,波士顿大学白诗朗教授做了《宗教多元与宗教对话》的报告,从几大宗教在美国的存在状况谈了多元宗教及宗教对话的必要性和意义等问题。美国学者鲍福来、Deborah Clark、William Briggs分别作了题为《宗教在美国健康保健中角色的变化》、《地方教会在当代美国文化中的角色》和《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的发言。

2006年7月学术会议

非洲人与基督教

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助理院长Imani-Sheila Newsome教授做了《美国黑人在全球的宗教经验》的演讲。关于这个问题,Newsome教授认为美国黑人的宗教经验是世界宗教经验的一部分,并主要地讲了美国的黑人基督教。其中主要涉及了三个问题:1. 早期。早在1491年就有非洲人在非洲受洗成为基督徒。这些基督教的传教士首先遇到了非洲的本土宗教和非洲的伊斯兰教。非洲人来到美洲的时候是有自己的宗教经验和宗教意识的,这是他们的根。最初,非洲人到了美国的时候,美国人认为这些黑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把他们带到美国就是为了给他们宗教信仰。之后这种想法与实际状况发生了冲突。冲突最终逐步得到了解决。对于普及基督教的信仰,美国传教士和黑人都作了积极的努力。1908年之后,在美国的非洲人虽然读圣经的能力还非常有限,但他们仍然建立了自己的神学为其信仰服务。这时候他们理解的上帝是充满爱心的上帝;他们理解的耶稣是和他们一起受苦的人;同时他们也开始认识圣灵。他们认为,圣灵是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放出来。2. 独立的美国黑人教会阶段。这时,我们应当知道,伊斯兰教并没有完全从美国黑人记忆中消除。美国南北战争前后,大多数黑人奴隶从南方往西方、西海岸移民,同时移动的还有他们的宗教。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黑人教会开始举办黑人大学、贸易,并出现有政治意识的领袖。这就把美国黑人教会带到另外一个阶段。后来,黑人教会决定离开荒凉的地区,到城市创办黑人教会。这比在荒郊野外聚会更为困难。这样经历了一个宗教都市化的过程。那时他们聚会的地方通常是在他们的商店里,因为他们没有钱去建大的教会。他们常常或租或买小商店,改造成教会。这样,他们在城市的中心建立了教会。如果我们进入到这时的全球领域,灵恩派开始出现了。直到今天美国黑人教会还受到这种灵恩派的影响。美国黑人基督教不但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传播着。3. 美国黑人教会的未来。美国黑人基督教会依然处在与伊斯兰教的竞争中。很多黑人的孩子们正在相信穆罕默德,而不相信基督教,而且还有很多黑人回到了自己的非洲教会。黑人自己的身份到底是什么?黑人之间的宗教对话到底如何进行?Newsome教授说,这些问题的探讨“需要很长时间,但是我生活在希望中间。我希望我们的宗教经验能够得到尊重。”

韩国的基督教

韩国学者崔希安主要介绍了韩国的民众神学。她介绍了两种对民众的看法:一、民众是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社会上受孤立,并且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二、民众是经济贫穷、政治弱势、而在文化和历史上富有且拥有力量的人。她认为“民众”有一个共同观点:民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推动者。所以民众不是韩国独有的。改造世界的人都可以称为民众。她还谈到了韩国民众共同拥有的一种情感——恨。

韩国的民众神学是兴起于1970年之后。最初的民众神学是通过西方的神学寻找自己的上帝,但他们发现西方的神学不能解释韩国民众所受到的压迫。所以民众神学不是从西方来的,而是韩国自己的。他们反对西方的基督论、末世论、三位一体论等,力图自己进行解释。在韩国把基督教的上帝叫做Hanunim。他们这个称呼是从韩国自己的宗教历史上引用过来的。如同中国的天主。刚开始韩国也称为天主,后来称为Hanunim。上帝是一个也是多个,是同时存在的。这在佛教、道教、萨满教都有类似的表达,是一个唯一的实在。多是一,一也是多。很多民众神学家不是把上帝看作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而是看做从开始就和韩国民众一起生活的上帝。并不是西方给了他们上帝,而是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了上帝。

关于圣灵和上帝,韩国人认为这在基督教传入以前就已经存在。上帝的表现是通过圣灵的形式。这个圣灵在萨满教中不是单一的圣灵,而是多个。圣灵的历史一直在韩国的历史上产生、圣灵一直和韩国的历史在一起。所以,韩国能够世世代代战胜他们的苦难。基督教在韩国变得更加具有包容性。

在会议交流中,崔希安女士表达了以下观点:第一,近些年韩国基督教的发展十分令人瞩目,这并不出人意料。很多人认为韩国是宗教性的人。韩国很少人否定上帝的存在。不管什么形式,他们总是相信有一个上帝存在。妇女在这里得到巨大的解放。以前因为儒家的影响,妇女不能出门,是基督教给了他们走出去的机会。韩国的民众神学认为,韩国人本身是上帝拣选的民众。第二,在韩国的宗教中,基督教在最上面,下面是萨满教,再次是儒家。现在韩国很多人不相信儒家了,但儒家已经是韩国文化的一部分,好像人人都是儒者。

中国宗教与中国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五一教授以《中国宗教信仰的基本特征》为主题作了学术报告。她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宗教的独特性包括:第一,多元宗教文化的和谐共生。历史上儒释道的鼎立和互补,以及民间信仰、多神崇拜等多种亚文化的兼容共存,是中国宗教信仰的重要特征。第二,政权始终支配教权。从古至今,在中华大地上,世俗的权力始终是唯一合法的社会政治权力。宗教从来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即没有政教合一,也没有政教分离。宗教只能服从世俗政权的统治,决不容许神权与政权分庭抗礼。任何一种宗教的兴衰存亡,与政府的意志密切相关。第三,强烈的世俗性与功利性,各种宗教都十分注重现实人生。其积极因素是弱化神学信仰,避免宗教狂热,但其消极因素则是使得巫文化十分兴旺。习教授还谈到了中国宗教的本土化问题,认为,一种宗教如果要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话,必须要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基督教的本土化开始了,但是有很艰难的道路要走。

中央党校龚学增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大陆宗教现状及发展趋势》的演讲。认为近30年中国宗教的发展较快。主要表现为信仰宗教的人口迅速增加,宗教活动场所日益增多,各类宗教活动日益频繁,宗教信徒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新变化,宗教日益扩大了对社会的影响。这其中,除了五大宗教有了长足发展以外,一些民间宗教信仰,一些少数民族传统的原始宗教残余也十分活跃,国外一些宗教和教派有的也进入了中国大陆。宗教在快速发展中导致传统宗教格局开始被打破。龚教授认为,中国政府现在很强调没有宗教的和谐就没有社会的整体和谐,已经把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看作尊重人权的重要内容。

针对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理论,中华文化学院副教授王珍作了《中国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的探索》报告。中国的宗教与社会是一种什么关系,中国政府对此采取了什么态度?她认为,对于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曾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历程。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具有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和谐相处(即宗教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中国社会多方面当前对待宗教的一个基本认识态度。该报告回顾了中国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探索历程。描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真正内涵,认为从社会政治层面上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相适应”的内涵:第一,基本层次的相适应,遵纪守法;第二,深层次的相适应,有益社会。宗教信仰者对教义的阐释和行为方式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进步。最后,该报告论述了当前中国政府、宗教界、学术界等社会各方面对“相适应”的态度。

2006年7月学术会议

基督教与中国

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的现状如何,它与政治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中国天主教问题专家任延黎教授主要以天主教为研究对象,做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的发言,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天主教会在普世天主教会中独一无二的与罗马相互隔绝的状况被逐渐打破。目前主教任命仍是中国天主教会面对的焦点问题,中国天主教会在爱国爱教的道路上仍在继续摸索前进。如果说中梵关系在国家层面变化不大的话,当前他们的宗教关系在发生变化。任教授认为,现在中梵的关系是互相伤害,良好的关系则是双赢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美秀教授做了《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和作用》的演讲,她认为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作用与历史上有所不同,当代的作用主要是对个人的,而不是对社会的,它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是有限的。关于基督教的影响和文化基督徒问题,王教授认为:第一,基督教在中国直接的影响是扶贫,间接的影响是减少犯罪、使教徒克己自守。但是不能否认,其它宗教也有也有这样的作用。第二,在中国大陆,文化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只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这一点和国外不一样。

襄樊学院神学美学研究所所长刘光耀教授从文学的角度向与会学者介绍了《基督教与当代中国文学》,他认为基督教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始于《圣经》语汇及其文体的引入。1919年“国语和合本”的出版使《圣经》语言及与《圣经》有关的西方文学一起进入中国作家视野。但是,基督教一开始并不是作为个人信仰、而是作为民族和文化改造的工具被看待的,并且,作家们所欣赏的也主要是基督教的道德观,这一切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诗人海子、北村的出现,中国文学中的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终结。基督教虽然至今仍非中国文学话语主流,但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声音之一。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文学,基督教文学将成为一大主流。

伊斯兰教、佛教在中国

关于中国的伊斯兰教,中国社会科学院金宜久教授以《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为题进作了学术报告。他认为,伊斯兰教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表现有所不同,穆斯林在宗教热诚、活跃方面也有所差异,显现出不同的地方的和民族的特色。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宗教不时地显现出它的独特的活力;伊斯兰教是当前表现这种活力最为突出的宗教之一。这种活力,完全是由它的信仰者体现出来的。对此,我们应该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区分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同时,也应对一般信徒与那些利用伊斯兰教的宗教名义从事犯罪作恶的人作出严格区分。

对于佛教,中国社会科学院周齐教授以佛教与王权及伦理秩序的关系为考察对象,做了《佛教的历史角色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概观》的发言。周齐教授由政治文化的角度,从“佛教发展早期之政治文化环境与角色调整和定位”、“佛教的出世向度与政治文化传统的冲突及其所涉之角色定位”、“传统伦理意识下的角色质疑和理论困境及其突破”、“佛教的历史角色与现代诠释的问题”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历史上的有关佛教社会角色调整和定位的问题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密切关系。

两天的学术研讨交流很快就结束了,虽然聆听、讨论了众多的论文,学者们仍然感到意犹未尽。是啊,中美宗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岂能是两天的研讨所能穷尽的?为了世界的和平、为了人类的福祉,中美学者间的对话、交流有必要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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