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30日至7月3日，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与美国西敏寺神学院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会议是在美国费城郊外的一处环境幽雅的会议中心举行，6月的费城，刚刚下过几场雨，空气凉爽清新怡人。与会者也感到分外的神情气爽。
在6月30日的开幕式上，西敏寺神学院的院长李白轲博士对前来参加会议的中方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会议的圆满成功。接着，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的会长王忠欣博士开宗明义地介绍了这次研讨会召开的背景、目的与意义。他说：“中美是当今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中美两国的携手合作与和平相处，是整个世界的福气。然而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习俗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也导致两国的猜疑和冲突时有发生。中美之间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是人权问题，而人权问题的核心又是宗教问题。每年美国的人权报告都对中国的宗教问题进行批评，而中国又总是不遗余力地予以反击。这种对抗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既无法解决问题，又使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双方的误解依旧存在。”他认为中美在宗教问题上的误解和冲突，主要在于双方彼此间的了解和互动太少，缺乏有效的对话渠道，对对方的宗教历史、宗教特点、和宗教现状缺乏起码的了解。
王博士回顾了2004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有史以来中美学者间的第一次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那次研讨会是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共同组织的，研讨会对增进中美学者间的友谊和对彼此宗教的理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是为了使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对话继续进行，才有了“第二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在费城的举行，而这次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则主要专注于宗教在中美文化中的作用，目的是希望藉此进一步加强中美学者对彼此宗教的理解，推动学界的交流与对话。
在接下来的两天半的会议中，中美学者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主要集中在下述几方面：
一、宗教现状及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在第一天的会议中，中央党校的龚学增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大陆的宗教现状及发展趋势，他认为，近30年来中国宗教的发展较快，表现为信仰宗教的人口迅速增加，宗教活动场所日益增多，各类宗教活动日益频繁，宗教信徒人员的构成发生了新变化，社会上形成了比较浓的宗教文化的氛围，宗教日益扩大了对社会的影响。龚教授认为：由于中国仍处于转型期，宗教的发展会进一步平稳而有序，宗教世俗化趋向会增强。而执政党已经认识到能否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关乎到自身同群众的密切关系，中国现有的宗教政策保障了宗教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美秀研究员则介绍了中国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和作用。她认为，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作用与影响与其说是对社会的，还不如说是主要是对个人的，因为它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比较有限。具体而言，基督教对个人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为基督徒个人提供了得救的福音和生命的意义，使他们心有所属，从而成为他们灵魂的安顿者。二、为基督徒过道德生活提供了伦理道德规范，使他们在社会急速变迁时期具有可以约束自己的价值观，从而成为社会稳定的协助者。三、为基督徒和愿意接受基督信仰影响的个人在困难、软弱和痛苦时提供心理安慰和帮助，成为他们内心的抚慰者。四、为基督徒联合从事慈善活动提供了媒介，使他们在互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服务尽一份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习五一研究员介绍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基本特征，她将这些特征概括为：一、多元宗教文化的和谐共生。她指出，当代中国社会的五大宗教，除道教为本土宗教外，其他四大宗教即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从国外传入，融入中国本土文化，成为中国民众的重要信仰。二、政权始终支配教权。在中国，宗教从来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即没有政教合一，也没有政教分离。宗教只能服从世俗政权的统治。三、强烈的世俗性与功利性。中国社会祭拜神灵，主要不是为了精神解脱，而是为了祈求神灵护佑，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民众祭祀神灵，主要是为了消灾免祸、治病避邪，人丁兴旺、五谷丰登。民众对各类神灵往往采取拿来主义，应祀何神，为“我”所需。
山东大学的谢文郁教授的报告是“重建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敬畏之心和‘自我’解构”。 他尝试从神学和伦理学的角度来谈基督教和当代中国道德伦理建设之间的关系。但他在此所谈论的基督教，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固定的价值体系，而是一种情感指向，即在信任中跟随耶稣，并在跟随中接受神的恩典。他认为，在其信仰中，基督徒重建了对上帝的敬畏之心，从而在道德意识上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另外，道德伦理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自我”，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道德意识之所以对“自我”的定义从在“诚”中的开放性走向如鲁迅所批评的“吃人”的封闭性，其原因就在于其中缺乏解构力量。他据此认为未来中国道德伦理的解构性是关键的一环，而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强调人的罪性和对神的拯救的开放性，它能提供这样一种解构力量。或许，这将是基督教对中国道德伦理建设的关键贡献。
费城圣经大学的校长Sherrill Babb博士则介绍了美国基督教大学的现状。他说，根据美国教育部的资料，全美有近900所院校被定义为与宗教相关，在这900所院校中，大约只有一半的学校自称是基督教的院校。他介绍了美国近450所基督教大学的特点、宗旨和其独特的历史。他说，在1636至1769年期间，美国最早建立的九所大学当中，有八所均是宗教性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宗旨是为教会培训牧者，同时为年轻人提供基督教和公民教育。现今的美国基督教高等院校主要有五种类型，即改革宗、重洗派/孟诺派、罗马天主教、路德宗和浸礼派。Sherrill Babb博士就这五种类型的美国基督教高等院校的不同特点分别作了介绍。他指出，就其共同特点而言，他们都认为学习知识与对上帝的信仰是不可分割的；基督真理是最高真理的来源；兼顾世俗与宗教的教育；重视人的整体性的生活；重视多元性与多样性；强调人类的局限性和上帝的主权；基督徒的信仰和人的心灵生命的联系。最后，Sherrill Babb博士也简要谈到了基督徒高等院校对美国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宜久研究员介绍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他认为：人们能够在商店、清真寺、书本中，发现或感觉到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影响，不过，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伊斯兰教在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表现有所不同，因而其影响有着明显的地方和民族的特色。他认为：我们应该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区分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同时也应对一般信徒与那些利用伊斯兰教的宗教名义、从事犯罪作恶的人作出严格区分，如此，才能真正建立一个和平、和谐的社会。
二、宗教与政治及公共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延黎研究员从宗教与政治的角度介绍了中国天主教会与梵蒂冈关系的现状，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相互隔绝的状况被逐渐打破。首先是天主教会分裂，一部分人要恢复与罗马教廷的宗教关系，另组团体，被称为“地下教会”；其次是公开教会也逐步重新承认教宗的“首席权”，大部分自选自圣主教已通过申请获得教宗颁发的主教任命状。任教授认为，目前主教任命问题仍是中国天主教会面对的焦点问题，中国天主教会在爱国爱教的道路上仍在继续摸索前进。
美国西敏寺神学院院长李白轲博士介绍了美国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在公共场合的影响。他从美国的一元纸币谈起，指出一元纸币上有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图像，而华盛顿自称是神恩典的宣告者。纸币上有美国国家的座右铭“我们相信上帝”，这句话出自《圣经》的“诗篇”20章第7节，最先由林肯总统签署命令，在硬币上出现，冷战期间，开始印刷在纸币上。纸币背面的大印上有：1、鹰爪上的盾牌，此盾牌有红白蓝三色，当年大陆会议把盾牌看成是美国的道德标志。红象征着坚韧和勇气，白象征着纯洁和清白，蓝象征着谨慎、公正和勤劳。2、金字塔尖上的一只眼睛。它是“上帝保佑的眼睛”，光芒四射，以此表示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神性，上帝并没有远离我们，他仍是存在于历史中并且垂听和回答我们的祷告的神。金字塔则代表了坚强的力量。纸币上还有“自由钟”，这是美国除了国旗外的另一最常见的标志，它表达了在宗教/政治/人权等方面的自由的呼声。他认为：美国基督教传统包括：顺从基督的呼招，遵守十诫，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尊重道德价值和宗教。美国的自由包括了宗教信仰、政治、人权等自由。
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系主任罗秉祥教授的报告是“宗教在公共领域——中美文化的对比”。他认为：美国主流政治文化受启蒙运动影响，以社会世俗化为理由，把宗教排除于公共领域以外，这种自由主义政治文化认为宗教只是个人的事，因此在公共讨论中（无论是政治还是道德议题），理性的声音一定不能诉诸宗教信仰，只能诉诸中立的理性。罗教授以古代中国为例，说明中国宗教的特性之一就是必须在公共领域中扮演角色，不能孤立在私人空间之内。宗教在公共领域发声不是“是否可以”的问题，而是“如何”的问题。对于许多对传统文化有感情的中国人而言，公共讨论不应只是诉诸于中立理性，也可以诉求于立足在特定传统的理性。这种不排斥宗教的公共领域文化，可以对美国政治文化有一些启发。他认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必要求宗教信仰在公共领域中的全面撤退，而应让所有宗教信仰在公共领域中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所有宗教信仰都可以公平地在公共讨论中发言。
华中师范大学的储昭华教授的发言是“权利的终极之源——从洛克看基督教人性观对于自由民主政治的积极效应”，他以现代民主自由政治理论的代表人物洛克为切入点，通过对其政治思想建构中上帝观念的本源地位的分析，进而揭示了基督教的人性观对于民主自由政治中权利原则的确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即作为人的创造者，神圣的上帝不仅赋予人及其本性需求以合理性与正当性，确立起人的现实的平等地位；而且作为上帝的造物，人是以现成的、普遍同质的主体出现在政治社会的舞台，而这一切正是现代普遍、平等权利观念得以确立的根本前提。超验本源的内涵可以各有不同，但舍此便会由于缺乏终极的根基，使权利价值在理论上失之彻底，必然招致质疑，且因此在实践上难免遭遇被替代和颠覆的命运。对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始终未能孕育出权利观念，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作为其主流的儒家文化那里，在将人引向德性化追求的主题下，将人及人性理解为一种非现成的、无限生成和超越的过程，由此，一方面以精神境界的追求遮蔽了自然本性欲求的正当性，使权利失去应有的内涵；另一方面，人的永远未完成性则必然导致实际上将权利的诉求和平等的实现无限后推和延异。
三、宗教对历史的影响
中美两国学者对宗教在双方历史上的影响也有论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齐研究员从政治文化的视觉，以佛教与王权及伦理秩序的关系为考察对象，并选择东晋时期（4至5世纪）即佛教在中国发展史上关键的一个发展时期为主要考察阶段，对佛教的历史角色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作了概观式的介绍。她认为：佛教是一个与中国社会和文化长期协同发展并深度整合的宗教，佛教社会角色的调整与定位选择，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密切相关。而东晋时期的高僧道安、慧远两人，不仅其个人的事业和经历极具典型性，而且他们对于佛教的整体发展事业有重要贡献和重大影响。这两位高僧在佛教与王权关系、佛教与传统伦理秩序冲突的问题上，都有精辟的理论解释和实际突破的尝试。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出家僧人是否要礼敬王者的问题，僧人在佛教的出世向度下如何处世的问题，僧人出家与传统孝道的冲突、以及如何解释的问题等。她认为：当时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解释，不仅成为后世解释相关问题的经典范式，乃至对于后来佛教的发展轨迹亦发生深远影响
美国西敏寺神学院的教会历史教授Samuel T. Logan介绍了“大觉醒运动”对当初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所起的不可低估的影响。他说，在距离美国革命爆发的五十年前，美洲新大陆的殖民地彼此分离，各自为政，那时根本看不出有任何联合行动、政治结盟等方面的可能性。然而，在1730至1750年期间，一场大规模的宗教复兴运动席卷这些殖民地，这就是著名的“大觉醒运动”。这是美国历史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事件。由于“大觉醒运动”具有针对性的目标和引导性意图，许多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这次宗教事件奠定了1776至1787年间美国的那次政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刘平教授则从中国民间宗教史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历史上宗教的世俗化与农民的反抗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在宗教世俗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即特定领袖利用世俗宗教的变体即民间秘密宗教来发动叛乱。中国在宋元以前异端教派活跃，明清以降则民间宗教势力嚣张，异端教派和民间宗教领袖常将其思想信仰与民间现实苦难联系起来，使得“千年王国”的理想成为“宗教性”农民叛乱的巨大动力。他还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对农民叛乱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主要是道教和佛教，或可以说是两教的异端，不过，作为宗教的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思想形成一种社会潮流并对民众的信仰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则是在明清时期。中国民间宗教源远流长，与宗教异端及民间信仰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扎根于小农社会并从与之伴生的文化传统中吸取营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农民阶级在特定时期所采取的许多反抗行为都是以宗教、宗教异端和民间宗教作为其必要的工具。
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姚西伊教授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是“李提摩太与中国的改革”，他认为，与商人和外交官一道，西方传教士常被视为西方近代文明在中国的代理人和传播者。而在诸多参与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西教士之中，李提摩太是十分突出的一位。他以李提摩太作为个案，展示和分析了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三重作用，即介绍近代西方科技和思想意识，参与社会改革，和创立学校及报刊等近代事业。不言而喻，传教士的进入中国及其活动，对入中国迈入近代社会的门坎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人们也应看到，推动中国向近代化迈进并不是传教士们的理想与最终目标，传教士们的理想与最终目标是中国的福音化。李提摩太理想中的中国，是一个基督化的近代国家，而中国的改革者们对中国的理想则是：振兴中华，但拒绝基督化。这使得传教士的理想与现实生活有着很大的甚至无法逾越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李提摩太对其在华传教的果效有某种说不出的悲哀与遗憾，而他的这种悲哀与遗憾恰恰反映了近代传教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悖论：传教士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与社会世俗化的背后推动力量之一。这种悖论即使在当代也不能说没有意义。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梁洪生教授则讲述了一对在江西寻乌的牧师夫妇及其身后的故事，并通过这个故事来看近廿年来地方性资料对基督教传教史的记忆、失忆与遗留问题。梁认为：近二十年来，大陆学术界对基督教在华影响及其功过的评价，无疑在发生变化，特别在进行诸如近代中国的教育、医疗卫生、慈幼与救济等事业历程的讨论，并且与“文明冲撞”、“西学东渐”、“近代化”等问题结合在一起考察时，以往那种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大张挞伐逐渐停止，而基于客观事实的分析和评价渐成强音。正是在关注这样一个变化趋势的前提下，他以江西寻乌县为案例，跟踪一对二十世纪初期来寻乌传教的牧师夫妇及其身后的故事，了解毛泽东《寻乌调查》对当地传教士的记述和定性，对比近二十年来寻乌文化部门对传教士活动及其影响的记载和评价发生了哪些变化，进而考察这种变化的具体途径，以此观察中国内地的社会变化。
四、基督教的神学与全球化
美国西敏寺神学院的教会历史教授Samuel T. Logan向会议提交的第二篇论文是“改革宗的神学和全球化趋势”。他解释了改革宗神学所涉及的一些主要概念，如创造、救赎、上帝的主权、圣约神学、恩典等。他认为，作为改革宗的基督徒，应将上述这些原则性概念，推广带入到我们生命的每个角落中，即“文化交托”。Logan认为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这一个相对比较新的术语：第一、因为现代化的科技，人们更加知道和明白世界各个角落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二，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能够影响与这个地方相距遥远的人们的生活；第三，我们不仅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仅能够对别人产生影响，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别人负责。改革宗的神学教导说，人类只有一个大家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每个家庭成员都被上帝与被创造物之间所立的协约所约束，我们有责任将上帝的要求和恩典推广到全地。而“推广上帝的要求”，意味着提倡上帝的公平的标准，并且在缺乏这样的标准的时候坚持这样的标准。根据改革宗信徒宣称所持守的信仰，他们无法简单轻易地忽视别人的痛苦，即使这些人是在世界的远方。“带来上帝的恩典”，意味着积极地关心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
费城信义宗神学院的Karl Krueggar 博士介绍了路德宗从欧洲移植到新大陆的经验。他说，路德宗在北美的经验与众不同，在路德宗的历史上，平信徒第一次走在了神职人员的前头。清教徒、贵格会或莫拉维亚的教会的信徒是为了宗教原因来到新大陆的，他们在离开欧洲故土时也一并把他们的宗教领袖带了过来。而路德宗的信徒移民主要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来到新大陆的，在他们在新大陆安顿下来时，家庭成为基本的单位，他们带来了圣经、赞美诗、教义问答等，但却把牧师留在了家乡，直到他们获得了土地或找到了工作后，他们才把注意力放在教会上，并藉着教会，把他们以前的精神资源移植过来。三个多世纪中所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路德宗福音派教会于1987年的建立。路德宗福音派教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拥有五百万信徒，这一教会忠实于前辈移民们移植过来的路德宗改革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在新大陆本色化。
东方大学外国语言系的Julia Stewart博士则介绍了北美福音派对拉美的影响。她说，最早关于新教向拉美传播的记载是1826年，美国圣经协会向墨西哥运送圣经。此后，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等向阿根廷、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危地马拉传播。20世纪后又有拿撒勒会、神召会、门诺会等传播到玻利维亚、古巴。对拉美影响最大的是威克利夫圣经翻译公会。Stewart博士还以美国长老会的宣教事工为例，具体说明北美福音派对拉美的影响。如1976年时危地马拉的福音派基督徒仅占4.5%，到2000年，则增长到40%。墨西哥福音派基督徒目前的比例为10%，在过去的21年当中，增加了5%。墨西哥南部的的一些地方如Chiapas, 福音派基督徒甚至占到了50%。上帝被称为个人的救世主，以前是经过传道人教导给大家，而现在人们可以通过阅读圣经来明白个人的责任，人们依据的是圣经的原则，而不是社会的期望。福音越来越被广泛接受了。
除了上面一些比较集中的专题报告外，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报告，如襄樊学院的刘光耀教授介绍了基督教与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不解之缘，他认为，基督教虽然至今仍非中国文学话语的主流，但随着基督教信众的增长，随着新旧世纪之交基督教研究之成为显学，基督教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声音之一，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文学，基督教文学将成为一大主流。西敏寺神学院的教会历史教授杰夫瑞的报告“美国华人新教”，他认为北美华裔教会对北美宗教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不容忽视。西敏寺神学院的威廉‧爱德加教授的报告是“棘手的问题，艰涩的答案”，他通过生动的艺术图片展示了美国的艺术史如何反映了美国近八十多年来所走过的历史。约翰‧泰穆尔屯博士是一个医生，他介绍了美国基督教文化与慈善活动的关系。浙江大学的关长龙教授的报告对中国的民间信仰从本体的角度作了反思。中央民族大学的于祺明教授介绍了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宗教观。中华文化学院的王珍博士则介绍了“中国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的探索”。
最后，西敏寺神学院院长李白轲博士对会议作了一个简短的总结发言，他认为，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他提到，美国的宗教经验可能比较简单，中国既有多元的宗教，又有那么悠久的历史，美国目前遇到的问题可能是中国两千多年前就遇到过的问题。他认为，文化塑造了宗教，但也不能低估宗教对文化的影响。最后，就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他说，各个国家各个时期都总有一些秘密的宗教存在，人们既要努力营造各种宗教和平共处的环境，也要自觉遵守法律，当然，法律也要尊重人的良知，而这种尊重也使得人们尊重政府。
两天半的从早到晚的密集会议，大家虽稍感疲乏，但收获颇丰，会议上的精彩发言与讨论，会议外的真挚交流与切磋，以及费城郊外的美丽景色，这一切都留在了与会者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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