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主办的第十届“基督教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6月17至6月21日在美国加利弗尼亚州圣荷西州立大学顺利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为“基督教与中国:全球化与地方性”。
在四天的研讨会中,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60多名学者济济一堂,畅所欲言,通过大会发言和研讨,发表论文40余篇。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和角度,探讨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基督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发展及其二者之间所产生的互动。本次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选题非常广泛,涉及基督教的全球化与地方性、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宗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圣经研究、基督教在华史研究、基督教与美国社会、科学与宗教等领域,集中展现了近年来有关基督教与中国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华人的基督教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在6月17日的开幕式上,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致开幕词,他详细阐明了确立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的一些思考,指出:全球化指的是国际间在经济、文化、资讯、政治等方面的密切接触和交往。欧美学者通常认为全球化是在二战结束后出现的,考虑到中国在人口、地理、文化、经济、政治、战略等方面的重要性,没有中国的参与,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全球化。我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全球化对基督教发展的影响,以及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内的文化层面的全球化。他指出:从发展、传播的规模和影响力来看,基督教是目前三大世界性宗教中全球化程度最高、国际性最强的宗教。基督教在中国曲折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人对基督教全球化特点的认识过程。在当今的全球化大潮中,基督教在非传统基督教文化国家的快速发展正是基督教全球化的突出表现。关于地方化,他特别强调:作为普世性(全球化)的基督教,在各地传播时,与当地的文化传统互动,使基督教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象。这不仅没有损害正统的基督教,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普世的基督教,拉近了基督教与当地人民的距离。
基督教的全球化与地方性
全球化与地方性是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学者们或者从宏观的角度发表见解,或者是从微观的研究中提出意见。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在“基督教的普世化与本土化”一文中,主要叙述了基督教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普世化和本土化,并且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坎坷历程进行了简要回溯,指出基督教在当代中国文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及应该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所章雪富教授其论文“早期基督教的‘全球’地域化经验与中国基督教的全球化语境——从地中海第一次文明时期希腊主义和基督教的文化同构看中国基督教的地域化”中,从地理和历史的变化指出基督教普世性意识的心理根源和历史基础;并根据地中海第一次文明时期希腊主义和基督教融合的双重特征:“全球化”和“地域化”,来分析今天中国基督教发展中的双重成分:全球化和地域化,指出中国基督教处在“晚发”阶段的身份性焦虑和超越性盼望。
美国三一国际大学博士候选人许震毅与潘秋郎联合在会上做了题为“全球化与区域化双潮流冲击下,华人基督教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的发言。他们追溯了全球化与区域化两股潮流的起源,探析了圣经中以色列民族在这些潮流冲击下的挣扎与改变,同时考察了近代西方基督教会对此潮流的因应之道,探析了中国与海外基督教会对这些潮流的回应,以及这两股潮流对华人教会带来的积极影响,最后提出普世华人基督教会对未来的展望。
美国恩福基金会会长陈宗清博士在会上发表了“全球化对中国教会的影响”一文,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全球化对中国教会所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他指出正面的影响与助益表现在:得到更多的基督教书籍、杂志、资讯,通过网络开展更加灵活的神学训练,与其他信仰团体或传统思想组织展开更有意义的对话,教会领袖有机会从国外许多教会发展的模式中得到启发与帮助,为国内基督教研究获得更多资源和更良好的师资。负面影响是全球化会造成中国内陆加速的发展,但随着物质水平的提升,也一定会助长人心对物质的贪求。教会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环境中,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基督教异端趁机打入中国市场,使中国教会进一步受到异端的困扰及破坏。受西方基督教国家宗派主义的影响,导致国内基督身体内部产生更多的分歧与鸿沟。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孝廷在会上做了题为“文明的危机——当代中华文明的处境与世界未来”的发言,他着重论述了在全球化冲击下,中华文明所经历的巨大的冲击,主要表现为中华文明的式微,以及中华文明在这种大潮中需要进行的自我调整和自我选择
旅居旧金山的自由作家汤明昭的发言为“从天主教的社会训导文件看天主教的普世性”,她阐述了天主教会对社会问题各项文件的中心议题:共同的利益、辅助原则、财富用途的普遍性、劳动、人的重要性、优先选择穷人、连带责任等,进而说明天主教所具有的普世性。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宗教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宗教的关系究竟如何?它们间的彼此互动又怎样?传统宗教在中国的发展为基督教的本土化提供了那些经验?这些问题都引发了学者们的思考。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德寰在会上发表了“三大宗教在中国的传播特点”一文,他根据在中国十个省抽样调查的数据,运用统计等方法,分析和论述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传播状况。他指出,一,泛神认识是三大宗教在中国得以传播与发展的基础,二,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信仰的一部分,三,基督教正在中国的一些特殊阶层中发展,但是总体的发展情况与泛神与佛教的共同基础有密切的关系,伊斯兰教的传播有自身的特异性,但是也强烈地受到泛神与佛教的影响。
美国洛杉矶《山行文化报》主编朱易在大会上的发言为“全球化下中国宗教多元化走向”。他认为在全球化浪潮中,西方文化最为强势,但作为西方文化根基的基督教却未能取得优势的地位。西化的日本,仍然是福音的硬土就是一个例子。因此,中国也不可能自动成为基督教兴旺的国家。随着中国融入全球体系,其宗教的发展必然呈现多元化发展,最主要的发展可能有三种:佛教再一次复兴,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天主教卷土重来;基督教开始兴旺。
本次会议共有四篇论文集中论述基督教与佛教的关系。其中,南京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洪修平的“从佛教的中国化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一文,以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为视点,探讨了基督教的普世化与本土化问题。他认为基督教作为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之一,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必然会引起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就读美国伯克利联合神学研究院的吴绍帆在“美国的中国风水佛教”一文中指出,当前在美国十分流行的黑教(Black Sect Tantric Buddhism)是源于中国的风水文化。虽然黑教信众的核心为海外华人,但越来越多的非华裔美国人对黑教的风水和灵修感兴趣,并且成为黑教信徒的人数也日益增加。黑教在美国的兴盛,显示了东方宗教文化对美国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以及两者间的互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增定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尼采关于基督教和佛教的比较研究”,论述了尼采对基督教和佛教所进行的比较性研究,以及尼采不同时期对基督教的看法,兼论了真理与救赎的关系,最后提出基督教和佛教应对今天虚无主义挑战的措施。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刘壮和洛杉矶国际神学院教授谢文郁在会上联合发表了““色空”与“恩典””一文,着重阐述了佛教的色空、和基督教的恩典的概念,并对这两个分别在佛学和基督教思想中的根本性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认为,通过比较、研究这两个对人类生存具有启示意义的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人类生存的思考。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
基督教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在社会上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又有何作用?与会的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平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是“市场经济与中国基督徒的成功观与终极价值观”,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无最高价值的个人物质以及感官福乐;中国基督徒一方面应对市场化的冲击,另一方面要构建反映时代精神精华的神学思想,来反映、指导、规范中国教会工作的发展,应对教会内部的成功神学的挑战。而这个成功观之背后就是一条十架道路:“以利腴道”,即将生命指向超越:;“以道求利”即将生命惠及当下。
南京大学宗教学系教授赖永海在题为“基督教的伦理化倾向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表现”的发言中指出,近现代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加上各种科学思潮的出现,宗教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基督教在神学观念上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宗教的研究对象及内容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注重对宗教教义的论证变为重视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与这一世界潮流相一致,中国基督教也出现这种伦理化倾向。
另一位来自南京大学宗教学系的孙亦平教授,向大会提交了“宗教学研究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的论文,指出:宗教学与神学的立足点与视野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宗教学与基督教神学的相融与互惠促进了各自的发展,这是当今宗教学研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理论发展态势。这不仅对于推进中国的宗教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发展不可能孤立地进行,而且基督教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实际上也有赖于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的建设。
北京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吴飞在会上的发言为“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中的自杀”,他首先考察了基督教世界中“自杀”的思想,然后试图借此来分析和理解当今中国社会中的“自杀问题。他认为虽然不能用基督教的观念来理解中国的自杀现象,但我们对基督教此一思想了解的越多,我们对中国文化独特性的理解就会越深。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比较与对话,向来是学者们最爱讨论的题目之一。在这次会议上,很多学者的发言也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蔡曙山的在“孔子之仁与基督之爱”一文中,分析了儒学与基督教在核心理论、信仰实践,伦理与宗教、普世价值等方面的异同,认为儒家思想中缺乏平等观和性恶论,需要与西方文明进行对话而不是对抗,需要吸收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以实现其现代价值。
芝加哥大学博士候选人的李孟比较了“奥古斯丁的《论教师》与朱子论格物穷理”,提出奥古斯汀认为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教师能够给人以知识,“只有我主基督是唯一的教师。”朱子同样认为学习必须要掌握事物的自身规律。通过对这两篇东西方原典的解读,作者试图探索教育与人的幸福生活的内在关系。
美国Syracuse 大学博士候选人涂笑非在其论文“耶稣会士的孔子”中提出:新儒学的孔子形象及其对儒家传统的理解,固然离不开其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但其道德意识远非Jensen批判的那样简单。西方现代学术对儒家及孔子的研究同样需要历史化的对待。此文通过对几代西方儒家学者的比较研究,指出传教士汉学研究的局限以及现代非基督教西方学术界对儒家的制造过程。
香港浸会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罗秉祥在会上做了“‘波士顿儒学’与儒基对话”的发言,指出“波士顿儒学”一方面是儒学在当代学术及思想界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儒学与基督教神学结合的一个新尝试。作者除了介绍美国学者南乐山对儒学基督教对话的基本思路外,也指出南乐山的观点值得华人基督教研究学者注意的价值所在。
就读美国西南三一大学的施玮在题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发言中指出,在这两种文化对话时,应自觉地分辨三个不同性质与程度的对话:(1)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2)中国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对话。(3)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对话。她特别强调,我们对话、研究的目的就是让中国文化直接面对神的真理、基督真理。
基督教在华史研究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包括传教史,以及基督教在历史上对中国进步的贡献,是许多历史学者特别感兴趣的课题。与会的许多历史学者向大会提交了这方面的论文,开阔了与会学者的历史视野。
哥顿康威尔神学院硕士生李民举的研究“成都大秦寺初探”,通过对《华阳国志》原始资料的解读,探析了古代基督教寺庙——大秦寺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为理清基督教在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的传播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浙江大学艺术学系教授莫小也的论文“明清之际赴华传教士与中国美术关系”,追述了西方传教士将西洋画传入中国,西洋画由此经历了从西洋建筑与油画的引进、圣像绘制与版画插图的改编、再到中国传统绘画的革新、发展成中国与西洋画家共同创造融合东西方风格的绘画的西画东渐过程,从而展示了西洋画与中国美术的互动及其融合。
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的陈建明教授提交大会的论文“近代在华传教士对文字传教的认识”,揭示了传教士对文字传教的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并论述了中国基督教文字的事业本色化运动;他认为:虽然文字传教是服务于宗教工作,但是在客观上却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并促进了中国新式学校、医院、图书馆、出版等方面的发展。
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侯杰和刘宇聪联合撰写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践履者:丁义华和万国改良会——以清末禁烟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对美国传教士丁义华与万国改良会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且围绕丁义华与万国改良会在清末禁烟运动中的历史贡献,对基督教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进程,进行了初步考察。
香港中文大学神学院教授邢福增的论文“反思与控诉——五十年代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对在华传教运动的检讨”,对五十年代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对在华传教运动历史的检讨进行比较,揭示出冷战时期中西方对传教运动与民族主义的不同反思,试图探索出从全球化与地方性的角度来讨论基督教与中国关系的有益途经。
圣经研究
圣经研究向来不为中国学者所重视,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不多,历次学术年会中这方面的论文最少。然而,今次学术年会,众多学者提交了圣经研究方面的论文,丰富了华人学界的基督教研究。
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慧在“中国现代的基督徒是如何读圣经的?——吴雷川与赵紫宸处理《圣经》的原则与方法为例”的论文中,选取吴雷川与赵紫宸为个案研究对象,以他们读《圣经》的原则与方法为中心,考察中国现代基督徒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和阐释经文,以此为亚洲处境下的圣经诠释学提供一个研究的范本。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江雪莲的论文“人的责任与地位──谈对《创世记》一段原典的误读”,通过对《创世记》中一段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原典的重新解读,提出对于圣经的理解,假如不在整个基督教的基本原理或基本系统的范围内来分析,而只是就字面意义来理解,不一定能真正把握其中的真实含义。
就读西敏寺神学院的罗宇芳在题为“从新约作者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地方性问题”的发言中指出,耶稣的门徒、新约大部分作者、早期基督教会的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乃至耶稣本人都是犹太人。他们在处理基督教与犹太传统的关系上所取的态度,所经历的问题,值得我们今天在讨论基督教中国地方化的问题时借鉴。
加拿大中国学院院长陈慰中教授在“圣经的创世记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将《圣经》中的《创世记》与中国的《易经》、《道德经》、《尚书》、《黄帝内经》等经典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东西方文化经典之间的诸多相似、相通之处。旅居美国洛杉矶的自由作家刘前敏也在会上做了“从中华文化比较新旧约之差异”的发言,将中华文化与圣经新旧约的差异进行了比较。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桂钿在其论文“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中,比较了董仲舒的“天”的与《圣经》中的“上帝”这两个很相似的概念,指出他们之间的异同,最后得出结论:上帝与天,只是信仰的不同,而没有优劣之分。
基督教与美国
基督教在美国的发展有那些新动向?政教间的互动如何?基督教又将怎样应对全球化的大潮?有多位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美国《山行文化报》社长曾庆华在“面对福音全球化的北美教会主日学”一文中指出,面对福音全球化,北美华人教会的主日学教育必须进行改革,并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措施:作有系统的计划与教学,使之成为圣经学院的模式;通过研讨会的形式,互相交流,达成改进教材及教学的工作;整合教学资源。
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吴科平向大会介绍了“当代美国宗教取向之变迁”,她通过对灵恩运动、梵二运动后的天主教、和美国的禅宗佛教这三大不同的案例分析,从全球化和地域性两个方面来解释美国民众宗教取向的变迁,讨论了美国根深蒂固的个体主义及其以个体选择为本位的文化对于宗教生活的影响。
旅居美国休士顿的自由作家刘宗坤在提交给大会的论文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与少数派的宗教自由”,他通过比较主流宗教和非主流宗教在同一法律下受到的不同执法对待,指出解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但要看此一法律文本是否在表面上中立,而且还要看此一法律在政府执法过程中对少数派造成的实际后果。
基督教与科学
科学与宗教,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外学术界比较重视、讨论也十分热烈的问题。与会学者在会场内外,也就此议题展开各种讨论。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邱慧的论文“基督教与科学—普遍主义与地方性知识”,从科学哲学的角度首先探讨了基督教对以普遍主义为特征的西方近代科学的强大影响,提出解决地方性知识与普遍主义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其出路在于放弃作为先天条件的普遍主义预设,在多元社会的前提下,通过对话与商谈的方式达到新的“有限的一致性”。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在“现代中国精神重建中的科学与基督教”一文中,从“科学”这个现实,即我们已经被现代科学技术彻底改造过的现代生活方式、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的现实出发,探讨了精神重建中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并分析了基督教在现代中国精神重建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和可能的限度。
经过为期四天的大会发言和讨论,与会学者相互分享了各自不同学科领域有关基督教与中国的研究成果与心得,达到了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交流之目的。会议期间,与会者还参加了当地华人教会的主日崇拜,参观了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极其纪念教堂,加深了对美国宗教文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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