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11日至14日，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主办的第九届“基督教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纽约市附近环境优美静谧的宣道会神学院举行。正值那几日天气凉爽宜人，但研讨大会的气氛却是热烈活泼，学者们都投入到严谨的学术讨论中。
此届会议的主题是“基督教与当代中国”。参加会议的学者有近七十人，主要为在北美学习、研究基督教及其它宗教的学者，以及对此有深入研究的其他学科的华人学者；另外，十多位學者特別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英国前来参加。会议收到学术论文近四十篇，这些研究各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介绍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情况，使众与会者大得饱足，收获甚丰。
11日晚上开幕式上，宣道会神学院院长施罗得尔博士（Dr. Schroeder）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 二十一世纪对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产生影响的因素”的演讲。他认为西方不是东方效仿的最佳榜样。基督徒应当认识到我们的信仰基于一位东方人而非西方人之上，耶稣的教导更带有东方的而非西方的色彩。他中肯地指出中国在避免西方基督教会的错误上的优势。西方教会历来不重视人文与科学教育，只为教会与传差传事工培训基督的工人，然而基督教高等教育不应主要地为着实际的传福音的目的，而应注重其潜在的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为影响文化大环境的各行各业培养出具有全面基督教世界观的优秀公民和专业人士。
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给大会致开幕词，就“基督教与当代中国”这一主题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他说，自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在全球引起世人的关注。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形式多样，但“学术界的基督教研究是基督教作为一种思想在中国存在的主要方式。”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相对于传统文化和世俗文化而言，还处于弱势，但学术界的基督教研究对中国社会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并有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 。
接下来作学术发言是波士顿学院历史系吴秀良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孝廷教授。吴教授在题为“当前中国基督教的现况和前瞻”的发言中，不仅对“基督教两会”作了精辟的介绍，对家庭教会“合法”和“非法”问题，围绕中共政府“十九号文件”作了全面分析，而且还针对地方上执行法规中发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吴教授建议以温州教会作为各地家庭教会的参考，既合法又不违犯信仰；同时建议地方执法机构与教会领袖沟通，消除思想上的疑惧，这对社会的稳定以及教会和政府都有益处。
刘孝廷教授的论文“认同的他者－－当代中国文化架构中的基督教”，首先对中国文化架构中的“一体两翼三足五元”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概括，然后侧重分析了基督教作为文化认同的他者在当今中国文化整体中的位置：一方面基督教作为外来者在“五元”系统是根底最不牢靠者，另一方面，基督教发展速度快，大有反客为主的架势。中国社会对其态度也是多种多样：一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虔诚而生的文化忧虑，二是有西化意识或倾向人士的乐观态度，三是出自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拒斥。但当前中国社会需要一种宗教情结，而基督教因其“精神化追求和宗教思维的‘启发’作用，很可能有助于归并中国人的宗教情结，将其序化，形成系统 的精神理念。”
十二日上午，大会开始进入研讨阶段，三十多位学者宣读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并同与会的其他学者进行了切磋交流。这些研讨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
基督教对今日中国社会可能作出的贡献，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不少学者在会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讨。台湾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纶博士宣读的论文题为“中国的都市化与基督教”。他指出，都市化是中国的现实问题，也是现代世 界的主要方向。 都市化的社会失去旧有的土地与人的关系之后应以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来替代。 友谊有许多圣经的根据，比如耶稣与门徒的关系。解决都化市带来的无根化问题，可以在基督教信仰那里找到答案。友谊是属灵的委身，是都市化带来的失根性和心灵空虚之问题的解决途径。
香港道风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陈家富博士在他的“基督宗教的生态论述与当代中国环境问题”一文中，论述了莫尔特曼、麦菲和科布三位神学家如何处理生态学和经济学的问题。基督教生态经济学以可持续性发展为依归，注重个人在社群中的位置和需要，以整全、循环的思圪代替一种原子式的、直线发展思考模式。
在“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公正”一文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季国清教授分析介绍了中国当前改革状况，提出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原则所形成的新的所有权模式，即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使维持中国社会安定成为可能；他指出应对基督教宽容，让基督教走入民间。
美国三一国际大学博士候选人徐明富，在“政教分离与基督教救国论”中指出了人们意识中的一种偏差：即基督教旨在救人不在救国，基督教没有改变社会的可能。此种错误的理解强调基督教的功能过于其本质。与之相反，徐明富认为教会与文化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信徒只应是社会的少数，成为社会的先知和预言者。 教会不是主流才能批判社会；基督徒要做先知而不是君王。
毕业于洛杉矶国际神学院的彭强讨论的问题是“基督教与学术自由”。他认为基 督教与学术自由非但不是对立的，反而是学术自由的土壤和动力。从旧约先知的传统以及新约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学术自由是有圣经依据的。历史的考察也证明基督教给学术自由开辟的空间。基督教对现代中国学术自由的现实意义包括学术自由的独立人格问题、学术自由的界限问题等等。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与会者关注的另一个话题，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台湾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韵珊博士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为“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新趋势”,她讨论了中国的宗教政策，以及公开教会与家庭教会日渐增多的联系，并对目前的神学教育以及教会事工的多元化发展现状做了介绍。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石衡潭博士向大会介绍了“中国家庭教会反智倾向与个人化倾向”。他认为家庭教会最具影响力的即其反智倾向。这一反智倾向表现在：信仰上的独断、对三自的排斥、组织上的不民主以及对世界排斥的态度，甚至还表现在对中国文化的轻视。他分析其历史形成原因，追溯到其受欧洲、美国的虔诚派的形响。这种影响的结果是强调重生，排斥社会改造。这种局势有其不能在社会上公开和经济地位不足等现实原因，但反智倾带来的后果不容低估。
北京珠市口教会的主任牧师李永红向通过自己成为基督徒的经历，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普通民众认信基督教的过程；而她读神学及在教会服事的历程，也帮助大家了解了中国牧者成长的经过，以及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何慧教授通过在广东省五所大学发放的问卷，就有关信仰、宗教、基督 教的抽样调查结果向大会作了介绍。当代中国大学生在宗教信仰方面既理性、宽容，也困惑、迷茫。 多数学生愿意了解基督教，并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排斥基督教，他们也认识到宗教是一种文化，是社会上的客观存在，宗教的合法地位得到国家保护是国家体制健全的标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研究所黄剑波博士在“国家的在场与基督教的回应策略”的發言中，介紹了他在中國一 个普通村庄所作的有關民眾基督教信仰的调查研究。 他指出，基督徒在现实社会环境中所采用的种种应对策略，显示了他们一方面明智地选择了向国家力量示好的种种方式，另一方面也在心灵深处本着对上帝的信仰而与一切世俗政权和意识形态保持距离。
南京师范大学徐飚教授的“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的历史与现状”，通过展示了大量教堂建筑的图片，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迄止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两种基本风格：模仿西方教堂的西方样式和模仿中国传建筑的民族样式。前者传达和强化基督教之为一种外来宗教的公开形象，而后者体现了扭转基督教的外来形象和探索基督教本色化方面做出的尝试。八十年代以后的教堂建筑也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表现出现代世俗建筑样式与西方教堂传统符号的叠加，另一种体现出对新的建筑形式的探索，二者均缺乏宗教经验的有效介入。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互动一直是学者们思索最多的问题，这次会议也不例外，多数学者的发言都集中在这一领域。旅居洛杉矶的自由作家刘前敏在“福 音中国化的体用合一观”中指出，福音可以启示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可以阐释福音。中国文化是圣人的文化，因此中国人也是耶稣的选民。他比较中国文化和福音真理，认为应以福音为本始，中华文化为承行，使他们相互融合。
加拿大中国学院院长陈慰中博士的发言题为“一位西方人看中国文化”，介绍了剑桥大学院长李瑟约（19 00－1995）对中国文化的特别研究与看法。 他认为中国不如西方发达，原因在社会制度。仕、农、工、商，商在最后，而在西方商在最前。 中国的中庸是西方没有的，中庸可以与基督教结合，产生信心与行为的均衡结合。
洛杉矶国际神学院谢文郁教授的“从义利之辨看因信称义”，从儒家对“义利之辨”的“义”的阐释出发，对“因信称义”进行一些语言分析，旨在说明不同语言的使用会导致不同的神学走向。一方面，我们不能强求统一不同文化中的神学，但另一方面，又必须从基督信仰的角度对我们的语言和文化表达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严格的检讨，对它们在基督信仰中的渗透有清醒的意识，从而避免把我们信仰中的语言和文化导向当作信仰来固执。
旅居纽约的自由作家谢选骏的“三谈ABC神学－－西学中源说的幽灵再现”，列举了“西学中源”说的实例，提醒基 督徒防备那种用基督教语言传播华人的生活、风俗、习惯、传统行为模式或价值观的现象，即所谓的“ABC神学”。
美国恩福基金会会长陈宗清博士在会上的发言题为“宗教多元主义与基督教”，讨论了启示与文化的关系。 人与神之间存在着没有办法越过的鸿沟，但神的真理又同时有延续性。文化不是绝对属世的，不能负面地看世界。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合作，却不能合流、合并。在所有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上帝透过一般启示给人智慧与真理，但这启示的高峰却是耶稣基督。
克莱蒙特研究大学博士候选人倪慧良提交大会的论文是“从世界基督教的发展看中国基督教的趋势”。他认为中国基督教会有自己的特征 ，也有全球基督教的特征。 他同时预言基督教的多元化不可避免，在神学上可能会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会论，救恩论和成圣论。
宣道会神学院研究员刘同苏讨论了“文化更新与超越渊源”。他认为，在汤因比的理论 中，宗教是文化维系自我生命并回应外部挑战的根本渊源，而基督教是一切终极性超越渊源中的最佳候选，这表现在基督生命中的三个本质要素上：“道成肉身”、“十字架”和“复活”，他们构成了终极性渊源与文化辨证互动的最佳典范。
香港建道神学院的梁家麟教授介绍了“赵紫寰早期的基督教思想”。赵紫宸是二十世纪华人基 督教会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梁教授通过研究赵紫宸早期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尤其是他的《基督教哲学》一书中的神学观念，评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华人自由主义信徒的信仰取舍与难局，探讨了赵紫宸在本色化的名义下所做的基督信仰再诠释。
华南师范大学江雪莲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儒家修养论与基督教修行论比较研究”。她主要讨论了儒家修养论 与基督教修行论之间的相同之处，如修养与修行都是人格的种自我超越；二者皆为力图抛弃意识的虚假性而追求事物的本真状态的努力；强调理性、感情、欲望的和谐统一；以及强调修养是一个由低级或较低境界向高级或较高境界发展的过程等。
清华大学哲学系田薇教授在会上的发言为“从拯救观念看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资源互补”。她指出透过拯救的概念可以发现基教和儒家思想的不同品格，二者的差异不只是由于对同样的问题具有不同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它们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基督教的拯救观是神力神救，而儒家的拯救思想是自力自救，基督教强调人性的不足，儒家思想注重人性的自足。这两种文化资源进行对话、交流时，其实质不在于融合，而在于互补。
广州社会科学院叶蓬博士对儒家与基督教的“应当”之观念进行比较。 他指出应当 概念无论在汉语还是西方语言都是从特定的语义发展出共同的意义，而且儒家与基督教的应当的基础既是内在于人类生活或人类本性的规律或“道”，又有绝对性、确定性和超越性的本体。前者以人、行为主体为伦理哲学的中心，而后者以行为价值为伦理哲学的中心，前者着眼点在于人之所是，而后者的着眼点在于对伦理价值 的实证的逻辑与语言分析。
四川石油技术学院的王定云教授讨论了“爱人如己”。他说基督教的最伟大的诫命之一就是要爱 人如己。 一旦真理完全进入了我们的真心中，我们就会时时处处在言谈中、行为上、思维里不声不响地体现出爱人如己的真理来。
《天上人间：末世、千禧年及乌托邦的追寻》是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杨庆球教授在会上的发言。他指出中国 人一直追求的乌托邦的理想。儒家的乌托邦是现实困苦生活的反面或控诉。宗教的乌托邦如太平天国和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 ，其终极是外来的，太平天国来自基督教，共产主义来自马克思。它们与基督教的千禧国度不同。千禧国度不是人力所成就，是超自然力对现世的一种拯救。
基督教在華史研究
与会者中历史学科的学者自然更加关注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这次年会也收到了数篇这方面的论文。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候选人陈怀宇介绍了最近几年关于景教考古的新发现。这些景教遗迹对于理解景教在中亚乃至于中国的历史都有巨大意义。陈特别介绍了英国学者对阿布达比的景教寺院遗址的调查结果，以及德国学者对吉尔吉斯坦景教遗迹发现所作调查结果。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廷湘的論文是“抗战时期基督教会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兴办教育研究 ”。他指出，抗战时期基督教会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办的教育事业属于教会慈善事业的一部分， 学校不正式设神学课，基本上是按文化教育与生产教育相结合的需要施教，思想教育方面主要是抗日救亡的受国思想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黄兴涛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从‘僧袍’到‘儒服’：天主教在华传教最早 的文本见证－－《天主实录》和《天主实义》之比较研究”。他认为通过比较《天主实录》和《天主实义》以及后来出现的《天主圣教实录》，可以更加清楚地揭示天主教在华传播初期阶段由“僧”到“儒”的转变过程、实在特征及其彼此之间的微妙关系，矫正一些有关的想当然的简单说法和偏颇观点。
四川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炎的发言题为“圣教入川蒙难记－－见证与反思”。他介绍了明末清初利类思 和安文思两位神甫入川传播福音，被张献忠俘获，在农民起义军中居留三 年的故事。 利、安两位神甫播下的“爱”的种子，最终有了果子，张献忠失败后，许多外逃的信徒返川，教会活动也逐渐兴起，而张献忠式的农民起义军却再也不见兴起。
美国洛杉矶《山行文化报》记者曾庆华在题为《从基督教在台湾宣教的过程来思考中国基督教 未来的福音工作》的論文中，分析了历史上基督教在台湾宣教的特点，认为基督教要救国必须首先地方化，基督徒必须首先成为一名小基督，把握好双重的委身，使基督教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宗教。
基督教與思想
除了以上主题比较集中的论文外，还有一些学者的发言可以被归纳为基督教与思想。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孙思在会上宣读论文为“信仰与理性－－评罗素《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 她认为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论证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上帝存在的逻辑证明是不可能的。但是罗素否定“上帝存在”的论证同样也是不能成立的。“上帝存在”的信仰是基于“宗教经验”而不是理性论证。宗教与科学同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科学的发展永远代替不了宗教对人们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而且宗教往往给科学注入发展的动力。
旅居芝加哥的自由作家范学德对“骄傲”作了基督教的诠释。 他指出骄傲是具有宗教性意义的词：人想要象神。骄傲有四种形态：无所不能的支配欲，无所不知的知识欲，无所不善的道德骄傲以及无所不是的灵性上的骄傲。范引用斯宾诺莎的分析，认为骄傲是无知，因其无自知之明，同时骄傲又是软弱，因骄傲的人没有勇气去面对一个真实的自我和现实的世界。
加州聯合神學研究院博士候選人李合祖在发言中介绍了“汉斯孔著作简介以及他见年来提倡的世界伦理之理念 ”。他认为天主教同意马丁路得的“因信称义”，天主教相信人得救是靠着信，但也必须结出善工的果实，信心与行为彼此并不冲突。他也赞同汉斯孔的观点：整个人类要努力达成一个全球人都同意遵守的伦理规则，有了宗教间的和平才会有世界的和平。
美国洛杉矶《山行文化报》记者朱易的发言回顾了美国的基督徒权利运动，认为美国 的基督徒权利运动在表面上是宗教性质，本质上是一个以基督教的某些价值观念为号召的政治运动，它成功地把基督教的价值观和某些神学概念与美国的民主机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将基督徒权利的诉求直达国会并使之成为法律。 由此我们应当看到宗教与社会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
会议期间，与会者还参观了纽约地区四座独具特色的中西教堂建筑，对美国的基督教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经过四天的研讨，学者们不仅在学术上收获颇丰，而且彼此间也建立起了学术友谊，大家相约2005年6月在加州圣荷西市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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