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号，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在美国麻州波士顿成功举办了“基督教与中国”学术年会。本届学术年会的主题是“宗教与教育”，来自中国多所大学、研究院的学者、波士顿地区的中国访问学者、以及波士顿本地的华人学者30多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上，学者们结合自己的研究专业，从历史渊源、发展过程与当今现状等诸多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宗教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使参会者受益匪浅。

上午的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的关成华教授主持，共有五位学者发言。宗教教育与学校教育二者有何关系？在波士顿大学进修的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刘莉源以“宗教与学校教育的互补关系”为题，介绍了二者之间四种不同关系的模式：激进的排斥模式、温和的分离模式、积极的包容模式和协调的伙伴模式。二者虽然在表面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分离，但在本质上却相互依存，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学校教育传授和探寻自然科学真理，而宗教作为一种“终极关怀”给人的存在本身和各种活动包括科学活动提供一种意义支持和终极的"神圣的"价值体系，从而使人避免陷入意义虚无、无目的的生活当中；其次，学校教育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关于善恶是非曲直的道德教育，而这个部分离不开宗教道德教化的支持和补充；最后，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社会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而宗教作为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的培养、文化传承和性情塑造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博雅教育起源于中世纪，中世纪的神学教育催生了自由艺术的产生。伦敦神学院的博士候选人单传航向与会者介绍了“美国基督教高等院校的博雅教育传统”。他从中世纪时基督教和学术传统讲起，追溯了“博雅教育”对应的术语“liberal arts”，作为自由的艺术有别于实践的艺术；继而讲到基督教文艺复兴时期的绅士传统，这个传统是19世纪美国学院教育的根基；然后他又介绍了罗马天主教、归正宗、路德宗、卫斯理宗、重洗派和福音派清教徒等不同宗派的教育理念。他最后指出，世俗教育摧毁了博雅教育传统，使教育成为专业化、技术化的学习，没有创造性思维，生命的意义被排挤出去了，受教育者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教育要有追求真理的理念，学习真理的过程需要有信仰的指引。

近年来中国国内兴起了“在家上学”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的查常平教授在会上做了“在家教育中的生命教育”的报告。他以成都的生命学园为例，讨论了最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在家教育的兴起、特征以及从古典教育发展为生命教育的历程。最后，他介绍和分析了目前在家教育在中国所遇到的困境。

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深受宗教的影响，特别是基督教对欧美和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生有着奠基般的推动作用。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以“基督教与欧美中的高等教育”为题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人类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与基督教密切的关系。他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或大学产生于12世纪前后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欧洲，中世纪天主教会遍布西欧各地的修道院担负起了教育的职能。美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殖民地时期的常青藤盟校都是由基督教会帮助建立或与基督教有密切关系。美国早期的大学由基督新教不同的宗派建立，其校训都有浓厚的基督教信仰色彩。美国建国后，不少大学由基督徒企业家建立，基督教的信仰仍然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中国现代意义上最早的高等教育是由19世纪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帮助建立的，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13所教会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20世纪后中国自己建立的大学主要是在模仿和学习教会大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基督教教育不是宗教课程的讲授，而是道德教育。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李玲英在“基督教在教育中的印记”的报告中，提出了教育中信仰的中心作用。教育的中心是培养学生如何以敬畏上帝的心智学习知识，是让神做主而不是自我意识做主。神学中对上帝属性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人的定义，基督教教育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她具体以哈佛大学学生对“性关系”的调查结果为例，指出当今美国私立学校和公共教育系统的弊端，“圣洁”的观念在教育系统的衰微和消失，这正是世界堕落的过程。

午饭后，学者们继续进行会议的演讲和讨论，伦敦神学院的博士候选人单传航主持了下午的会议，七位学者做了精彩的会议发言。

在中国近代体育教育发展过程中，基督教青年会扮演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华南师范大学谭广鑫教授介绍了基督教青年会与中国近代体育教育的关系。他认为，现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与基督教青年会密不可分。1885年福州英华书院和河北通州潞河书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青年会开始分部办工，体育部是其中之一，宗旨是“提倡国人注重体育训练，体育专门人才研究，体育最新学术组织，体育比赛集会，借以辅助各地方青年会体育之进行，造成国民健全之身躯，强盛之精神，是皆该部之职务也。”可以说，基督教青年会是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倡导者和引导者。他具体从培养体育人才和运动项目的引入两方面论述了基督教青年会在推动中国体育发展方面的贡献。

在中国，有一所从清代就建立的基督教学校，这所学校充分体现了基督徒荣神益人的精神。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的陈一萍师母在会上做了“山东芝罘学校之研究”的发言，介绍了山东基督教芝罘学校的发展历史。这所基督教学校是由英国来华传教士戴德生于1881年为内地会宣教士子弟的就学之需而创立的，1941珍珠港事变后为日军所接收，历经了日军接管的三年半的集中营生活，是体现基督精神之最具代表性的学校之一。陈师母在报告中对芝罘学校的创立经过与宗旨、沿革与变迁、特色与精神，尤其集中营之生活与师生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伊斯兰教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在宗教教育方面也有其历史渊源和经验。上海师范大学的王建平教授在会上以“伊斯兰教教育概要”为题对伊斯兰教教育做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和分析。他首先介绍了学术界对伊斯兰教的定义、伊斯兰教的特点，以及教育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特别就伊斯兰教宗教学校三级制的教育发展历史和社会功能做了详细说明。接着王教授从历史的角度介绍了中世纪伊斯兰宗教教育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特点、开设的课程与教学的方式。他认为宗教教育起到了宣传伊斯兰教经典文本、教义和知识的作用。关于中国的伊斯兰教教育，王教授介绍了其经堂教育的模式和宗教教育的学派和研究中心。最后他对伊斯兰教教育进行了评价。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也非常重视教育，有很多对教育观的论述。在波士顿大学访学的浙江大学的周心逸博士，向与会学者介绍了明代儒学家张元汴的立志教育观及现代启示。张元汴提问，这世上的苦难那么多，为什么经历了苦难的人没有都成为圣贤？他的回答是，因为很多人没有立志，真正的立志需要“诚”。“君子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首先要“诚”，若不诚不可能“仁”，而不能成圣。张元汴认为不能把“治学”和“为人”分开，治学的过程就是为人的过程。同时，张元汴也认为立志在家庭教育和朋友关系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宗教与世俗教育有何关系？它们对人类的影响又怎样？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的韦羽研究员以广东的宗教院校为例，介绍了当代中国的宗教教育。她认为，宗教与教育作为一对“孪生姐妹”，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共同形塑了人类文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宗教与教育成为不同面向的价值取向。宗教与教育的关系也在不断地演变，在世界各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如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法国模式、英国模式以及中国模式等。她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宗教与教育的渊源与分离，以此为基础，从宗教院校教育、宗教团体的短期培训、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回族教育与阿拉伯语学校四个方面来阐述和分析了当前中国的宗教教育现状，最后落脚在广东宗教院校的教育上，认为广东的宗教院校教育展示了宗教与教育关系中的中国模式。

文物具有教育的功能，属于一种独特的公众历史文化教育。波士顿大学访问学者、华南农业大学的朱嫦巧教授以广州光孝寺为例，介绍了“宗教文物保护与历史文化教育”。她从光孝寺的历史讲起，从东晋昙摩耶舍创建，历经一千一百多年，一直到新中国建立。研究通过比较光孝寺两次基于不同目的的规划，阐述了在宗教场所文物化的过程中，宗教文物保护如何达到历史文化教育的目的。

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也是教育理念世俗化的过程，如何看待近代教育出现的诸多问题？美国天主教大学访问学者、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王恩在会上从三个方面反思了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一是认识的片面知性化，二是认识过程中主客关系倒置，三是“圣俗”二元论。同时，他对当今高等教育体系普遍世俗化、功利化和扭曲化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探讨。

通过这次研讨会，与会学者更加立体地认识了教育与宗教的关系，科学知识的教育仅仅是整全教育的一部分。职业技能、快餐化的教育模式不仅丧失了教育最初的目的，而且使教育的从业者感受不到为人师表、答疑解惑的尊荣和乐趣，仅仅沦为功利主义的谋生。或许重拾教育本初神圣的意义和价值，方是教育回归正轨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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