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3日，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主办，阿罕布拉市第一联合卫理公会、山行文化报、国际日报协办的2013年“基督教与中国”国际学术年会暨“宗教与社会公义”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召开。来自中国和美国的30多位学者汇聚一堂，就“宗教与社会公义”主题进行了一天的研讨。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和山行文化报主编曾庆华牧师，代表主办与协办单位分别致辞，欢迎大家参加这次的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

在这次研讨会上，有11位学者做了大会发言。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的发言是“基督教与社会公义”。他首先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论述了基督教的平等观，即上帝之下人人平等。平等是社会公义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博士认为社会公义的实现可以从三个层面去推动，一是个人层面，二是社会层面，三是政府层面。在个人层面，就是要培养人们的正义感，让大家有是非观念，对社会上出现的个体性的丑陋现象能够予以谴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干预。在社会层面，需要建立起公民的社会组织，让这些非政府的社会团体成为普及社会公义理念的道义力量。在政府层面，政府要确保司法的公正，不可枉法徇私，包庇恶者，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使每一个人都受到公平的对待。做到司法公正的最佳做法就是实行司法独立，使法律超越所有政治力量的利益，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控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公义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推动社会公义的践行上，基督教为人类的福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倡导和推动社会公义的先驱力量。

深圳大学的林艳博士的报告是“移民与社会公义”，她认为移民可以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来理解。就空间维度而言，移民包括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国内移民指那些离开故乡在本国它处留居者。从时间维度讲，文化断裂和精神流散是现代人基本的生存状态。希伯来圣经里的先知阿摩司和弥迦都是国内移民，出身卑微的他们却在大都市说预言，他们的预言多数集中在社会公义方面。他们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经历了以色列民族的精神流散。先知时代的一切不公和不义主要是因神的主权无法彰显、摩西约的传统之破裂以及巨大的社会变迁而起。“公义”和“公平”是先知阿摩司和弥迦的一贯诉求，尽管他们出身卑微，但是他们说预言的权威却来自以色列的上帝。

来自美国圣地亚哥的美国学者Jerry Troyer从圣经旧约的角度讨论了宗教与社会公义，他首先列举了圣经旧约中有关社会公义的论述，接着阐释了上帝的性格，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敬畏上帝和如何对待其他人，比如，作为一名法官要公正、公平，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和穷人，圣经中有很多情节是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爱。所以，上帝要我们行出公义，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请求、想法。

美国恩福基金会的夏训智先生就公义、法治与基督教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人性原罪是社会公义的最大障碍。基督教影响下的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罪感文化就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具有良心的社会。即在“罪感文化”社会中，人如果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就会感到是有罪的。他认为人如果承认原罪，在可以在此基础上伸张正义。

山东大学的刘新利教授认为，社会公义的承载者是有信仰的个人。她以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为例指出，社会公义取决于社会成员的个人信义；社会成员的个人信义基于对救世主的真诚信靠，而不是基于对执政当局的盲目信赖。因为（1）社会公义的表现是外在的行，外在的行赋予政府主持社会公义的权利和责任；（2）政府手中握有刀剑，执行律法，而刀剑和律法存在的原因就是不义；（3）反抗政府也可能违背公义；如果凡对政府不义的反抗都为合乎公义，那么世界上就不会再有公义；（4）社会公义不完全是以人作为衡量的标准。社会公义只在上帝手中。总之，上帝的公义通过有信心的人所行之义展现，绝望中的人们在信心中求得公义。

美国圣地亚哥基督中心的黄敏杰先生以印尼排华事件为例，与大家分享了在印尼排华事件中，他是如何身体力行地在美国发动民众去伸张公义。他声情并茂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很感慨地说：小部分群体受到侵害，全世界的良心都被触犯了。他呼吁人们，社会公义要靠大家一起行出来！

东南大学的刘魁教授在“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困境及其责任主义的价值重建”的报告中指出，在自由主义泛滥、全球生存危机之际，中国应当高举社会责任的大旗，走责任主义的现代性价值重建道路，由此才能真正实现制度自信与民族复兴。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正义立场，人类应当倡导建立在超越个人自由之上的“责任主义现代性”。责任主义的现代性具有如下的特征：其一，它具有强烈的责任伦理意识。其二，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决定了需要通过责任伦理去引导、去解决。其三，中国的国际地位决定了中国应当承担倡导全球正义、引领世界生态文明的现实责任。总之，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价值危机，为中国建构责任主义的现代性提供了历史良机。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的国情及其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必须基于全球正义倡导责任主义的现代性。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汪青松教授，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梦与宗教梦进行了比较分析，他首先比较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梦与宗教梦的相通之处，指出：二者都抗议现实不公；都追求未来公正；都崇尚公正信仰。其次指出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梦与宗教梦的区别：一，宗教梦追求理想未来，对现实生活的改变难有作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梦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二，宗教梦讲人生信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梦是信仰与科学的统一；三，宗教梦对缺乏公义的现世一方面表达不满和抗议，另一方面要求人们逆来忍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梦则是批判与革命的统一，主张以革命和实践的方式改变不公的现实社会和建构理想的公正世界；四，宗教梦盼望来生幸福，盼望救世主普渡众生实现公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梦是遥远的梦与现实的梦的统一 。

上海师范大学张允熠教授发言的题目是“马克思与基督教”，他首先论述了希伯来精神与希腊哲学的结合，此为基督教教理的主要来源，也是整个西欧哲学、宗教乃至近代科学思想的源头；接着阐述了“logos 中心主义”和欧洲近代哲学的发展，此处梳理了欧洲主流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从nous 到logos，从“宇宙精神”到“绝对理念”，这从西方特色的本体论哲学在“logos 中心主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证；他还讨论了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欧洲主流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他最后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人生成长过程中基督教文化背景对他们的深刻影响。马克思出生于一个改宗了基督教的犹太人家族里。马克思的祖父和伯父都是犹太教的拉比，其青少年时期所深受感染的“犹太—基督教”文化，不失为其思想历程的起跑点。据此，英国学者伯尔基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来说，基督教“大概也算得上一个重要的源头”。

中国东北大学的杨渝玲教授从中西方传统出发，比较了东西方道德实践之路径。她认为中西方的文化有着就迥然不同的特点，反映在道德层面上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色，落实到道德的实践层面上这一区别就尤为明显。她把塑造西方文明的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被称为基督教的金规则的“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你们也要怎么待人”，和被称为儒家的为人处事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一定程度透视出中西方传统文化的道德路径之异同。道德的内在诉求向外表达的实践路径，就体现着个体和社会对公义的认知。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和西方文明关于“爱”的精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落实到实践上，则受制于中国近两千的封建思想的巨大影响，在价值观和目的论上与西方完全不同。西方文明更注重认识自我，找到自我，真正挖掘自我，寻找人生的价值。从认知和行动的逻辑起点上来看，其合理的顺序也应是先从个体到群体，从个别到一般。儒家也讲正人先正己，但往往最终在实践上是以牺牲个体作为代价保全群体。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神，自有它的独道之处，问题就在于如何找到真正适合的实践路径，真正使得社会公义在实践上得以伸张。

北京语言大学的张华教授在会上介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跨文化之旅”。他认为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一定要与中国文化相遇和互动，于是就置身于一个充满异文化的“文化场”中，而自身也就不可避免地染袭了不同文化的多样性。这种具有跨文化多样性的基督教就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宗教。基督教普世的特点就在于它与各种文化的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基督教，如基督教在北美成为北美的基督教，在中国成为中国的基督教。基督教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跨文化对话特征，因为它是当代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跨文化对话的结果。经历了跨文化对话和在各国“本土化”后形成的基督教更具有普适性。

整整一天的研讨会，内容丰富、讨论热烈，不同的观点在这里碰撞和交流。随着对话研讨的深入，大家对中西方文化的异同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宗教与社会公义的关系也有了全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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