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與西敏寺神學院聯合主辦的第七屆北美華人基督教與其它宗教學者學術研討會，於2002年6月7日至10日在美國賓州費城西敏寺神學院成功舉行。來自美國、加拿大、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和英國的華人學者70多人參加了這次學術大會。這次大會的主題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對話”，會議共收到學術論文45篇，內容涵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對話、中國基督教史、中國基督教現狀、儒釋道在中國研究等諸多方面。

在大會的開幕式上，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長王忠欣博士作了題為“宗教對話與思想交流”的開幕詞，他指出，人類的主要文明大多是以宗教的形式來保存和發展的，一種文明要發展，就必須吸收新的養分，這樣，接觸、了解和學習其它文明的精華就變得十分重要，而對話正是求知、學習的一個最好途徑，也是思想交流的一個重要渠道。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藉著宗教的傳播來進行的，如佛教和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許多西方在華基督教傳教士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對中西文化的交流與溝通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接著指出，近代以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卻起了很多的衝突，造成這些衝突的一個主要原因就在於雙方的隔閡和陌生，因此，藉著對話使雙方互相了解就成為一個迫切的需要。

在開幕式上做學術發言的還有西敏寺神學院教授艾威廉博士、美國恩福基金會會長陳宗清博士、和中國陝西師範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尤西林教授。艾威廉在“基督教與亞洲價值觀”的發言中提出，歐洲曾在過去尋求東方的智慧，今天許多中國學者則從影響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中尋找中國人所需要的價值，這種文化交流是有益的。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需分清西方文明中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認清哪些是對西方合適的，哪些將適用于中國。他特別強調，如果只是因為基督教在西方有作用才相信它是真實的，而不是相反，這將是危險的。他強調應該從基督教本身的價值去理解它，這樣才會有所收穫；並且，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也會造福全世界。

陳宗清的發言集中分析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在“終極實體觀”上的差異，他認為承認和掌握雙方在此問題上的差別，是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進行真正對話的必要準備。

在題為“絕望與盼望──屈原與彌賽亞主義”的學術發言中， 通過對屈原自殺這一歷史現象的分析，尤西林指出雖然屈原自殺所體現的中國精神信仰危機此後由儒家的入世德行與道家的避世的互補結構緩解平衡，但世俗性的德行人文主義在中國精神史上不斷發生危機，乃至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這一倫理信仰危機依然重現。而產生在古代中近東的彌賽亞主義，將包括德行倫理在內的全部價值判斷的終極根據從此岸交給彼岸，從而使善和正義在一個不受現世人間惡欲權力損傷的信仰世界中獲得了絕對的保護，這絕不止於消極的撫慰，而是在“現在”與“尚未”的兩個世界之間造成了吸引力與變革的張力，將對現世的絕望轉變為來世的盼望。他認為，這一絕望與盼望的比較，是21世紀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時必要的一個反省性前提。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對話

這次會議收到的論文中有多篇是專門討論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對話的，它們的觀點和立場各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景觀。加拿大中國學院院長陳慰中博士在“中國文化對聖經的啟示和共鳴”的發言中提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內容，在中國古代的經典中已有啟示，中國古書中所記載的上帝符合聖經中上帝的聖質，故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就是中國經典中提到的上帝。他還認為上帝道成肉身，特別是耶穌誕生的史實，都在漢書天文誌中有相應的記載；耶穌基督的受死和復活在后漢書天文誌中也有類似的啟示，因而，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基督教信仰有共鳴。持相似看法的還有旅居洛杉磯的自由作家劉前敏。在“基督信仰與先秦學術思想之會通”的論文中，劉前敏首先指出，西方基督教文化是天啟路向的法律倫理文化，而中國文化是天示路向的道德倫理文化；天啟文化是以不變應萬變，天示文化是由萬變求不變，這兩種文化之間存在著互補與辯正的關係。接著，他進一步比較論證，《尚書》與《中庸》中的“天命”、“天命之謂性”所表達的人性的內聖外王，與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與聖神降臨，契合一致；中國文化中，特別是《老子》書中所說的聖人，應該就是《福音》書中的救主耶穌；中國文化中的通俗概念“天書”，等同于基督教的啟示。

對於以上的觀點，有些與會學者持不同的看法。旅居紐約的自由作家謝選駿在“ABC神學──中國古代自發地產生過基督教？”的發言中，將把中國古代文獻中的思想通過說文解字的方式簡單等同于基督教思想的現象戲稱為“ABC神學”。他特別指出，把甲骨文中“上帝”的概念、儒家思想里“天”的概念等同于基督教“上帝”的思想、把老子的道比做耶穌的道，正是“ABC神學”的典型表現。他認為不同信仰的神名，是不可互換、不可混同的，對於自己遠古祖先的迷信思想應老老實實放棄，而不是用它來頂替耶和華信仰。香港建道神學院教授邢福增對此也有同感，他在“基督教的救贖論與中國文化的衝突”的論文中指出，許多基督徒人士從“求同”的進路入手，試圖化解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衝突，但我們確實不能迴避兩者的差異，不能單以“求同”作為自己的基調，中國文化需要的，正是基督教的獨特性或異質性。他特別強調，與其企圖在理念層面建構一套系統，自詡可以根本解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張力，倒不如承認兩者間的“不可共量性”，說明基督教的立場，及其對中國人的意義和價值。

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趙天恩和陳韻珊提交給大會的論文“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對話的基礎”，特別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處理兩者的對話問題。他們首先承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在對真理源頭的認識上有本質的差別，這種差別也就形成了基督教獨特的價值觀，如創造論、救贖論和末世論等；接著他們指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對話也有共同基礎，這就是上帝的普通啟示和普通恩典，在此之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有許多共同的關注點和比較研究的空間，如天人關係等；他們進一步提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對話的切入點應是“人論”，及圍繞人的主題，因為天、人、世界與彼此之間的關係探索是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共同關心的問題。

除了學理方面的分析研究，會議還收到了上海大學教授李向平在中國浙江、福建地區所做的基督教與佛教交涉、對話的田野調查。在這篇題為“耶佛交涉及其社會語境”的論文中，李向平指出，目前中國基督教與佛教的交涉，已經去除了許多的國家政治內涵，具備了相當的社會空間和社會意義，不但不會構成衝突，反而可以走向對話。他進一步說明，在21世紀的中國，中國的基督教已成為中國人自己的宗教，并在社會變遷中與中國社會取得了相當程度的互動，耶佛交涉已不再象“禮儀之爭”時那樣，具有嚴重的政治道德意義，而可以在兩教信徒的共識當中，協商而調解。

會議收到的論文中，涉及到文明對話的還包括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博士候選人徐志秋的“解嘲式的微笑──信仰與對話”，以及大連理工大學教授洪曉楠的“新軸心時代的文明對話”。徐志秋在發言中指出，宗教對話的妙處在於，一方面對自己的信仰與體悟有成竹在胸的把握，另一方面也以理解與寬容去對待不同的信仰體系。洪曉楠則介紹了新儒家對宗教對話的態度，即真正的對話是為了了解，沒有了解，就不可能把對方轉化為學習的導師。

除了宗教對話的主題，會議期間不少學者還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某些具體思想進行了比較研究。浙江大學哲學系教授何俊的論文“愛與義的儒耶分疏”，比較了基督教與儒家在愛與義理念上的異同。他認為愛與義不論是在儒家思想中，還是在基督教信仰中，都是最基本的價值觀念，但雙方對愛與義的看法卻有明顯的、根本的分歧。儒家的愛是建立在血緣親情的基礎上，以個體為中心，人既是出發點，又是歸宿點；基督教的愛不是源於個人，而是建立在對神的信仰上，神就是愛，神是出發點和歸宿點；人為中心與神為本位，是儒耶在愛與義上的根本分歧。舊金山州立大學教授鄭繼宗也對基督教的愛與中國文化中的愛做了比較。他在“基督的中國知音──墨子”的發言中指出，在中國古代先哲和諸子百家中，墨子所倡導的愛與耶穌基督所表明的愛最為相似。他的言行、事跡、身世和耶穌基督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可以說墨子是耶穌在中國的先驅和探路人。

紐約Syracuse大學博士候選人涂笑非提交大會的論文題為“基督教與儒家死亡觀之比較”，他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對中西文化可比性的分析上。他認為比較乃人類整理經驗的第一步，為所有知識的基礎；而人類的實存經驗如生死，顯然有普世性，各種宗教對此的理解也更具可比性。至于生死觀，他認為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多關注死后存在的種種遐想，而從近世開始，神學逐漸注意人的有限性，以及此世生活的意義，這就與“注重現世”的儒家在對話中有了更多的共同點。

基督教在華史研究

基督教是何時傳入中國的？史學界比較確定的看法是唐朝，以景教碑為歷史依據。然而，這種看法在這次研討會中遇到了挑戰。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李民舉在其論文“慧深和他的‘扶桑國’”中提出，研究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歷史，應跳出景教碑的局限，把眼光放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他認為公元499年，一位名叫慧深的僧侶從扶桑國來到中國，應為基督教傳入中國之始。慧深所來自的扶桑國具有鮮明的近東地區基督教社會的特征，其地理人文環境應是今日埃及、巴勒斯坦一帶。如果這一推測屬實，那麼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就會提前200多年。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周武對太平天國運動與基督教的關係再次進行了梳理，他在會上所作的報告為“論拜上帝教”。除了論述分析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教與基督教的區別、以及農民造反運動與拜上帝教的關係外，周武特別研究分析了拜上帝教與江南社會，特別是儒生之間的關係。他指出，拜上帝教以“異教”的形式出現，從一開始就受到士紳的峻拒，其“異教”或“邪教”的形象，決定了它必然被儒生視為死敵。太平天國定都的江南地區正是經生儒士最多的地方，這樣，拜上帝教與江南社會之間就存在著無法化解的緊張。太平天國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則在於其宗教在文化和社會層面與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衝突。

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李書有在會上的發言題目為“傳教士與《易經》在西方的傳播”。他對在華傳教士的雙向文化傳播作用進行了分析，指出，來華西方傳教士擔負著向中國傳播基督教的使命，同時也將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向西方譯介，起著雙向文化傳播的作用。他特別舉例說，《易經》最早的西譯本、最佳的西譯本、最流行的西譯本都是由來華傳教士完成的，《易經》所代表的中華文化得以在世界各地產生影響，來華傳教士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

對基督教在漢族中的傳播，已經有許多學者做過深入的研究，但對基督教在中國其它民族中的傳播，目前的研究卻不多。本屆年會上，四川大學藏學研究所教授徐君的論文“近代中國藏區基督教傳播分析”填補了這一方面的空白。徐君的研究主要論述了基督教在藏區傳播的艱辛，以及造成這種艱辛的地理、宗教和文化因素。她指出，藏族有自己的藏傳佛教，有與基督教截然不同的教義，喇嘛具有絕對的權威，主宰著藏民生產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藏區政權實施神權政治，拒絕其它宗教的傳人；其次，藏族是個全民信教的民族，沒有一般弱勢民族可能存在的社會價值、倫理道德短缺的問題，故較少產生從新宗教中汲取或尋求社會價值和倫理道德的需要；另外，藏人視子女出家為僧為尼是最高理想，對子女進學堂不以為然，故傳教士採用的辦學行醫等傳教方式在藏民中鮮有果效。這些因素直接導致基督教在藏區的傳播非常緩慢，所爭取到的皈依者多為流落藏地的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藏人極少。

會議收到的另外兩篇論及基督教在華史的論文，分別為四川大學教授李德英的“基督教人士在近代成都公益事業中的作用”，和加拿大埃爾伯特大學博士候選人李建宏的“基督教在華女子教育：一個解放的宣教？”李德英主要從三個方面論述了基督教人士在成都的公益事業：學校、醫院包括育嬰堂和孤老院、以及出版。她指出，這些公益事業不僅為成都的城市發展和文化進步做出了貢獻，而且也直接影響著成都人對基督教的看法。

李建宏在文章中則質疑基督教在華舉辦女子高等教育的質量和動機。她認為基督教的在華女子高等教育雖然有助于女性的解放，但在科目和質量上均與男子教育有一定距離，這是因為傳教士堅持認為女子的首要角色是在家里，他們擔心女子接受了與男子同樣的教育，將使她們無法適應做妻子的角色，故沒有付出足夠的努力去改革中國家庭中父權和壓迫女性的結構。她進一步指出，傳教士的這種想法可能與他們當時的傳教策略、神學思想、以及中國的風俗傳統有關。

中國基督教現狀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基督教在中國有了飛速的發展。目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到底處於一種怎樣的狀況？這是許多學者所關注的問題。在今年的年會上，有數篇論文是討論中國基督教現狀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樂峰在其論文“簡論中國基督教”中，對中國基督教的現狀進行了全面、綜合的論述和分析。他認為基督教在中國迅猛發展的原因，除了政治和社會的因素外，人們的精神追求是一個主要因素：人們精神上有苦悶和煩惱，需要從宗教信仰中找到精神安慰。在談到中國基督教發展的特點時，他指出，現在年輕人入教的多，農村教徒比城市教徒增長快，帶有功利色彩的基督徒多。至於中國基督教存在的問題，他認為教牧人員短缺、神學院校太少、教堂數量不足、以及異端較多，都是制約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因素。對於中國基督教發展的趨勢，他指出經過基督教熱后，會進入平穩發展的時期，不排除局部地區的大發展，另外世俗化的傾向會不斷出現。

富勒神學院博士后研究員謝文郁則對當代中國基督教運動的特殊性進行了論說和分析。他在“拯救概念和接受意識──基督教和中國文化對話的生存分析”的發言中，嘗試著定義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蓬勃發展的基督教運動。他認為，這場獨立發展的中國基督教運動既不同于早期傳教士帶來的基督教，也不同于中國非基督徒學者詮釋的基督教，而必須是恩典意識（也即是接受意識）帶領下的運動。這樣的基督教不受制于任何現成的基督教框架，也不受制于現成的中國文化體系；它既是一種基督教，也是一種中國文化；但它絕不是一種中國文化化了的基督教，也不是基督教化了的中國文化。這種以恩典意識為主導的新文化兼是中國的和基督教的。

浙江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陳村富在會上的發言為“農民身份基督徒研究”。他指出，在中國歷史上，農民向來都是任何宗教的群眾基礎，了解中國的基督教現狀也必須了解中國的農民基督徒。他的研究重點放在現代化對農村教會和農民基督徒的影響上，以及農民基督徒的世俗化上。他強調，面對中國農村的日益現代化和世俗化，農民基督徒融入世俗社會是主要的趨勢，但世俗化并不意味著宗教必然削弱。他特別提醒大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由於信仰方面的原因，農民基督徒往往比非教徒農民滯后，不太善於適應市場經濟形成的新環境，他們中的多數在今後可能成為中國貧窮的下層。

英國Durham大學博士候選人施文華曾在中國教會服務多年，對近几十年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深有體會。她向大會提交的論文“近三十年基督教在中國文化界的影響”，介紹了基督教在學術界、出版界和文藝界的影響。她指出，目前中國許多著名高校中都開設了宗教、特別是基督教的課程，精英學者們正以嚴謹的邏輯和理性的思辨研究基督教的思想；出版界翻譯、出版了大量有關基督教的書籍；電視上開始播映與基督教有關的作品；以基督教為主題的西方美術作品在中國廣為流傳；有關基督教的音樂也作為西方古典音樂出現在眾多音樂會上；而文化基督徒的出現也表明一批文化人的信仰追求。她認為，這種現象說明如今人們已經不再用輕視、嘲笑的心態把基督教看作麻醉人民的鴉片了，而是用科學的態度、理性的分析和人文的比較來對待基督教。

雖然基督教在中國文化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還是有學者對中國文學界對基督教文學的忽視提出意見。四川大學教授寇才軍在“中國文學濾網中的西方基督教文學”一文中指出，聖經文學是西方文學的源泉性組成部分之一，但從中國現行的外國文學史教材來看，無疑是被邊緣化了，沒有得到重視。他認為這種現象是由長期的意識形態的封閉、中國文學傳統本身的價值取向和審美趣味的偏見、以及世俗文化反神聖的固有衝動合力造成的。他也指出，這種對基督教文學的忽視，導致了中國人對西方文學的片面理解和推介，不利於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精髓的真正領悟和學習。

中國的傳統宗教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對話，離不開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宗教的理解。為了幫助與會者對中國傳統宗教的認識，會議特別安排了數位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論述。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馮達文在“再論先秦兩漢思想轉型提供的啟示”一文中，論述了先秦兩漢時期中國思想中的理性和信仰。他認為先秦末期荀子、韓非等思想家主張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使國家“政治化”與官員“職能化”，使“公”、“私”權責明晰化，有其長處；然而，“人”的有限性使這種建制落入相對性。兩漢時期董仲舒等提倡的“天人相與”的思想，使公共建制避免“人”的有限性，並藉“天”的蔭佑而走向神聖化，但由於“人”作為個體其權益的喪失又容易導致“代天立法者”的專斷性。基於先秦兩漢的思想經驗，他提出，在當代，處理理性與信仰之間的關係應在“天”與“人”之間尋找分界與平衡，即把社會－國家中的公共事務付諸於“人”及其理性，把私人交往與生活世界留給“天”及其信仰。

南京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徐小躍 向與會者介紹了中國的民間宗教信仰，他在“中國民間宗教與佛教的本怀──羅教對生命意義的追求”的發言中指出，中國民間宗教大多是佛教世俗化以後的變種，與佛教關係密切；在擺脫壓迫和苦難的方式上，民間宗教走著兩條不同的路徑：一是注重對現實社會的反抗和鬥爭，如白蓮教，一是注重對人的精神及生命的超越和解脫，如羅教。他認為，人的存在方式有生存即物質方式，和生活即精神方式兩個層次，人就是這樣一個二重性和矛盾性的存在；古今中外的宗教大師都在索解這一矛盾中顯出其智慧，這種智慧將人引入更高的層次，使人的生活更有價值和意義，就此而論，佛教和羅教給人們提供了較為深刻的答案。

會上還有兩位學者專門討論了佛教問題，一位是復旦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王雷泉，另一位是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徐洪興。王雷泉在“走出中國佛教教育困境芻議”的論文中，對當前中國佛教教育存在的困境和誤區進行了歸納和剖析：佛教主體軟弱、團契精神淡漠、教育範圍狹窄、和評介權威缺位。他認為，這些問題也是歷史上佛教面臨過的，因而，歷史上佛教為解決這些問題而發展出的三種教育模式“譯場講學”、“叢林熏修”、“專業院校”，在今天仍有存在的必要。

徐洪興在大會上發表的論文是“衝突、涵化、整合──佛教與中國本土思想文化”，對佛教這一外來文化的中國化過程和及其帶來的啟示做了論述。他強調指出，從印度傳入的佛教是在經過了約一千年的時間才完成了中國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佛教被改造成了中國式的佛教，同時，佛教也使中國的文化和習俗發生了巨變。他認為佛教在中國的紮根，一方面表明了佛教傳播的成功，另一方面也証明中國文化具有吸收、整合外來文化的能力，是一個文化交流、對話達到雙嬴的例證，值得我們今天借鑒思索如何面對傳入中國的西方文化。

除了以上四大主題的研討外，本屆年會還收到了論及基督教的其它几篇論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王宇潔是從事伊斯蘭教研究的學者，她在會上宣讀的論文是“《古蘭經》中的耶穌形象”。在文章中她指出，雖然《古蘭經》中有與《聖經》相同的故事，但在教義上卻有重大差別，如對待人類墮落的態度等。她特別點出，《古蘭經》里沒有原罪之說，也沒有代為贖罪的觀念，自然也就沒有救世主，這就決定了《古蘭經》中的耶穌是一個與基督教中的耶穌不同的形象。在《古蘭經》中，耶穌是起於亞當止於穆罕默德的眾先知之一。王宇潔的文章對於我們在今日特別的全球政治中理解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關係，非常有幫助。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趙曉力在“美國憲法中的宗教與上帝”的論文中，介紹了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關於宗教和上帝的表達，分析了美國政治與宗教之間的微妙關係，使與會者對美國的政教關係有了一定的了解。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高國希的論文“公正與愛：傳統基督教德性與當代市場經濟社會”，討論了基督教倫理在當代市場經濟中的作用。他指出當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也產生了弱勢群體，這就需要社會福利系統和社會救助系統來關愛，而基督教倫理中重要的德性“公正”與“愛”，應可在社會保障系統的建立中做出貢獻。山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林聚任在“新教精神與現代科學文化”一文中，通過對近代英國科學發展的歷史回顧，嘗試說明宗教與科學的相容性。他指出，宗教信仰和科學信仰是有所不同的，但它們根本不是我們傳統上所了解的對立不相容的關係；在近代科學的制度化過程中，基督教的新教精神甚至是一種重要的推動力量。

本次會議本著“貴在參與”的精神，鼓勵和接納不同學科的華人學者從不同的學術角度參與和回應會議的研討，他們的參與和貢獻使會議在內容上豐富多彩、在討論上熱烈活潑。這既是這次會議的一個突出特色，也是這次會議成功的關鍵所在。與會者在三天的研討中，切磋探索，以文交友，彼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大家相約2003年6月在洛杉磯的第八屆研討會上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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