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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教会与社会

查常平(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
查常平

应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的邀请,我从2011年6月至9月在美国做有关《新约圣经》的短期研究。美国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现代公民社会。从信仰的角度看,美国和欧洲属于“后基督教时代”。基督教的信仰伦理如信实、仁爱、和平之类德性,早已渗入到社会制度与文化之中,渗入到公民的日常生活中。这区别于正在从前基督教时代进入基督教时代的中国。

作为社会团体,教会在现代都市发挥着凝聚人心的核心功能。在极权制国家原来由政府承担但又无力承担的许多民众集会,在美国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教会的头上。圣河西的伯特利教会,在7月3日举办的国庆庆典就是一例。当晚大约有15000千人出席的美国独立庆祝活动,其主题为“自由”。没有首长到场,没有领导讲话,没有警察执勤,一切都井井有条,最后以“上帝祝福美国”结束。我不止一次地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的几个团契,我有过分享:8月12日当晚,我去了圣经教会的Longwood团契,讲述个人的信主历程。为了克服无法摆脱从小至今的骄傲之罪,这是我接受耶稣基督的理性原因。因为只要承认耶稣基督已经复活,那么,人就不可能越过他把自己妄称为神,人的骄傲于是丧失了终极的根基。第二周星期五晚上,在MIT团契我从1993年研究《日本历史的逻辑》着手追忆:人如果不接受复活的耶稣基督,人就容易骄傲地像日本天皇那样把自己神化。二战时期,天皇由于把自己当做“现人神”,日本人又是天皇的臣民,所以日本民族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就成为一种替神行道的行为,为了把大东亚人民从西方殖民者手中拯救出来。他们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这也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逻辑,更是一般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骄傲之罪的根源。基于这样的理性的自我认识,在1995年我决定信仰耶稣基督。圣经教会的爱主团契,正好在查考《马可福音》。面对50多位弟兄姐妹,我的分享围绕“从耶稣与人的关系看马可福音”以及“中国城市教会现状”展开。我总结后者为弱宗派教会,即大部分在这十年于中国城市兴起的教会,其带领人大多为知识人,包括来自大学的教授与一些律师。城市教会并不明确地追求宗派性的归属,直归《圣经》,但是愿意了解各种宗派的传统遗产。

9月18日,我去纽约参加了位于第79街救赎主教会的一场聚会。会众大部分为20-30多岁的青年。长老会的救赎主教会,在中央公园东西两岸开设多间堂会,成为基督教在现代大都市复兴的先驱。到了救赎主教会,一些中国大陆基督教学者所说的美国教会在衰落的结论,将不攻自破。当然,教会人数的减少也不必然意味着基督教的衰落,因为基督教的生活伦理尤其在美国的制度层面发挥着根本的作用。

这次在美国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写作《新约的世界图景逻辑第二卷——马可福音》,完成了其中“《马可福音》的社会逻辑”部分,并写作了“在感恩中呼求―― 一个人文学者的见证”。 每天上午,坐在Walker Center外的草坪上,头顶无限灿烂的阳光朗读JPS出版的《圣经》,成为了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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