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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信仰、启蒙——第九届科学与信仰学术年会纪要

北京师范大学高山
2019年12月学术会议

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东西文化国际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九届科学与信仰学术年会”,于2019年12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B812会议室圆满召开,会议主题为“科学、信仰、启蒙”。来自国内外的5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共有24位专家学者围绕着四个专题作了会议报告。

一、关于科学与启蒙问题

2019年12月学术会议

丁宏伟博士在《博物学,信仰与再启蒙》的报告中首先描述了博物学的发展历程:(1)从直接生活经验中获得自然知识的原始博物学;(2)古代东西方博物学——西方的“存在之链”、中国的“天人合一”;(3)逐渐走向边缘化和专业化的近代博物学;(4)用博物学完善主流科学,重建人与自然的完整连接。继之回顾了自然神学与近代神学的兴起:(1)自然神学是欧洲近代思想的底色,它对欧洲近代文化思想领域的影响和渗透是全方位的;(2)近代地质学和博物学的自然神学基质,目的论主导近代博物学研究,近代博物学的参与者中很多有着正式的神职身份。随后较详尽地分析了在中国语境下儿童启蒙教育中博物学的缺失状况,特别是儿童自由玩耍时间大大减少以及缺少户外探索空间导致与自然接触甚少,进而导致博物无用论等。最后总结了博物学对儿童启蒙的意义:它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基石、它塑造儿童心灵、帮助儿童构建整套认知方法、促进儿童大脑和感官的发展、提高儿童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培养儿童的自然道德观念。

王晓东教授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启蒙精神的批判及其意义与局限》报告中首先梳理了启蒙精神的内涵:(1)启蒙精神坚信理性万能,主张用知识取代神话,把人类从迷信、无知和愚昧中解放出来;(2)以崇尚理性和知识为核心的启蒙精神,其目标就是确立人对自然界的优越地位和无限统治权;(3)人类以理性征服自然,统治世界,其目的是为了增强人的本质力量,促进人的自由,实现人的自身解放。继之系统地阐述了启蒙精神的悲剧性:(1)理性启蒙的宗旨是确立人对自然的主人地位,然而,人征服自然的结果并没有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也没有使自然成为属人的存在,相反,人对自然的统治却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导致了自然对人类的疯狂报复;(2)理性的应用导致了社会的工具理性化,使人陷入自我异化;(3)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启蒙精神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后,他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文化哲学视角分析、揭示和批判了启蒙哲学所宣扬和主张的理性主义、文化乐观主义,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理解的极端化。

刘灿辉博士在《柏格理在西南地区传教的启蒙情况》的报告中介绍了104年前的1915年9月15日,一个“用生命爱中国”的英国人把自己彻底地留在了中国西南威宁一个叫石门坎的苗族村寨。10年时间里,他与那里的苗族同胞朝夕相处创造了一个奇迹。他的到来是一个跨越时代的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与原始部落文明的的生活方式的相遇。他把一个民族从凝滞了几千年的部落文明带进工业文明,曾经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工业文明的高地。历经100多年的历史变革,“石门坎现象”作为一种现象,引起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刘博士还结合他在西南地区从事生态资源调查以及儿时生活经历的在场体验和感悟,比较分析柏格理在云南昭通17年传教所面临的各种障碍,以及到石门坎后如鱼得水传教所取得的成就,对于西南地区乃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启蒙价值。

史婉婷博士的《在何种意义上康德是一个启蒙主义者?》的报告,分析了康德作为近代启蒙哲学的集大成者对人类理性进行的全面而广泛的批判。康德尝试为科学划定界限以便为信仰留下地盘。康德通过对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划分,指出人类的知识只能停留在经验的现象之中,而自在之物的本体界成为了道德-信仰的领域。这样,理性与信仰似乎在康德哲学中得到了和解。对于启蒙运动而言,理性主义似乎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就此,康德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启蒙主义者,就是一个有待澄清和解释的基本问题。为此,可以通过回归到康德哲学基本结构及其所面临的理论问题,进行分析考察予以澄清。首先,康德面对休谟怀疑论的质疑,为人类的知识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通过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考察,解释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问题。其次,在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础上,宗教成为了一种理性主义的宗教,宗教信仰在康德的道德哲学的框架内具有了理性主义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康德对科学和信仰问题所作出的调和,是对理性主义的深入贯彻。因此,康德作为启蒙主义者得到了较为充分和有效的辩护。

李润虎博士在《近代早期帕拉塞尔苏斯的医学启蒙思想》报告中指出,帕拉塞尔苏斯是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位彻底地欲与古代传统医学决裂的人物,在他的带领下医学和传统的炼金术发生了创造性的融合,为后来的“医疗化学”奠定了基础。帕拉塞尔苏斯认为,“炼金术的真正目的并非制取黄金,而是要制造出对人体健康有益的药品”,帕拉塞尔苏斯的这种“化学世界观”不仅为医学开辟了新的“世界”,也让人从此开始把人体视作为一个不断发生着各种化学反应的“化学系统”。区别于盖伦的“四液说”,帕拉塞尔苏斯在结合了炼金术中的汞和硫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种元素“盐”,提出了自己独创的“三要素论(three principles)”。虽在强调人体的健康平衡来自于上述三种元素的相互协调这一点上,帕拉塞尔苏斯的理论并非完全“超越”盖伦的“四液说”,但在“三要素论”中有关自然中的矿物质可以帮助人体恢复“三要素的平衡”这一点上,帕拉塞尔苏斯却与盖伦的想法完全分道扬镳了。帕拉塞尔苏斯的创新在于让“自然中的一切物质”真正开始参与到“医学”中来,每一种病都是一种“元素”或几种“元素”的缺乏或增多,可以通过自然中的矿物质而重新获得健康的平衡,在这样的“平衡”中,每一种疾病都相应地有种特殊的“化学治疗法”,这样的理念极大地促进了“专科疾病”和“专属药物”的出现,对传统的“万能药”起到了非常大的抵制作用。在十六、七世纪期间,帕拉塞尔苏斯的学说开始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并最终成为人们用来对抗盖伦学说的主要“武器”。帕拉塞尔苏斯的“三要素论”对此后的医学无论是在“世界观”上还是在医疗化学的发展上,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唯一可惜的是,从化学的角度来看,帕拉塞尔苏斯依旧停留在传统的“元素论”中,而没有真正“超越”传统,没有像拉瓦锡那样带领人类进入化学的“原子论”时期,但无论如何,帕拉塞尔苏斯的努力和贡献都为近代医学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翟羽佳博士在《马克思工业思想对启蒙理性的继承、批判与超越》报告中,分析了马克思与启蒙学者思想的亲缘关系,指出其阶级斗争理论、生产关系理论、劳动异化理论等多种思想,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存在内在关联。特别是,在经历了从对现代启蒙原则的先验认同与追求,到对启蒙理性的自觉反思与批判的转变后,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工业思想体系,他借助对劳动、生产、实践、机器、分工等概念的考察,回答了工业的本质、内涵、价值、异化等问题。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当年所预见的仍有很大相似性,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工业思想虽然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能够给我们提供解决现今工业发展下所出现的新的社会危机和人类困惑的现成答案,但从方法论上,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

齐季同学在《启蒙的启蒙的启蒙》的发言中考察了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发展和内核,系统地阐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并通过梳理法兰克福学派启蒙概念的生成过程,从逻辑与历史的角度阐述启蒙辩证法的启蒙概念,最终从马克思主义视角阐释了启蒙辩证法存有的内在问题。

二、关于科学与宗教问题

2019年12月学术会议

谢爱华教授在《神圣与超越——后世俗化社会的宗教特征分析》报告中,首先剖析了宗教意义上神圣与世俗的概念以及世界的二重化与自我分裂,即在宗教本身就其直接性来说与人的其他意识所具有的关系中,已经有分裂的萌芽,因为两方面已处于相互分离之中;随后阐释了超越与临在的概念、上帝本质的二重化和世俗化与后世俗化的宗教观、“实在论”与“非实在论”的上帝观,指出社会层面上的世俗化并不必然联系个人意识层面的世俗化;最后总结出宗教的体制化的、统一的、一元论的形式及其终极整合功能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宗教作为社会和世界观终极整合的价值目标的消失,也不意味着个体层面上内在的宗教信念与虔诚等传统价值的死亡。社会作为意义与价值的共同体,仍然一如既往地向每一个个体提出虔敬和忠诚的规范性要求。现代社会中宗教之退入私人领域,只是意味着人们必须在“上帝退场”或超验性缺席的世界里,勇于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并敢于独自承担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道德后果。

王健教授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基督教伦理规约》报告中指出,辅助生殖技术通过对自然生殖过程进行人工干预为一些不育症患者带来了生育的希望,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对社会伦理特别是基督教伦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有悖于生命神圣性原则、影响婚姻关系、割裂性与生殖的必然联系三个方面。因此,发挥基督教伦理对辅助生殖技术的动态规约作用,使辅助生殖技术有可能符合“生命本原之真”、“婚姻幸福之美”、“道德生活之善”的人类生殖本性,同时有助于基督教伦理自身的世俗性转化,弥合辅助生殖技术与基督教伦理的冲突。

黄传根博士在《论推进“科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的意义》报告中指出,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之所以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该问题基本上是一个“近代性”或“现代性”问题,因为在近代之前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体性”,特别是“科学”一端发展的隐晦性,并未凸显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成为一个问题。当前,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有增进的空间且意义重大:有助于对科学活动及其知识的反思;有助于宗教现象与宗教文化的理解;有助于整全理解西方及其文化;有助于中华文化自身的反思。

刘莉源博士在《宗教体验神经科学研究》报告中介绍了宗教神经科学的一些前沿问题,主要目的是如何借助其探究宗教或精神的体验、信念及行为等宗教现象的大脑神经基础。她通过对该领域关于宗教体验的神经科学研究的重要实验和理论的系统检视,勾勒了宗教神经科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在解释人类宗教或精神体验现象方面的前景及对当代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影响。

王安然同学在《科学革命前的二书隐喻》的发言中,通过关注从教父时期直到十七世纪所使用的“自然之书”的比喻,研究借由自然显示上帝的“自然之书”和借由圣经显示上帝的“圣经之书”这二者间的关系,认为历史上的“自然之书”相对于“圣经之书”逐渐更为自治,甚至有可能导出一个不同于圣经所传达的上帝形象,后续的文艺复兴使用这个隐喻为18世纪的自然神论和19世纪的自然主义铺垫了道路。

三、关于现代视角下启蒙的阐释问题

2019年12月学术会议

王忠欣博士以《从美国经验看科学、信仰与启蒙》为题在会上作了发言。他指出科学与宗教是人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两大内容,人类生活既离不开科学也离不开宗教。美国在当今世界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具有典范意义,值得我们去借鉴。在美国,科学团体和宗教组织都各自从事自己的启蒙工作,启蒙的内容就是向公众展示自己的长处。有时,科学与宗教也会彼此批评,指出对方的有限性。在这些启蒙活动中,政府保持中立,不选边站,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要求政府政教分离,不能厚此薄彼。由此可见,启蒙产生作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自由。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启蒙才能持续,才不会被权力所左右或中止。

张秀华教授在《哈贝马斯现代法律生产的文化属性》的报告中指出,哈贝马斯在反思现代性的语境下把法律看成是现代世界的事务,形成了“法律的生产”的概念。然而,在以工具理性为启蒙特征的文化背景下,政治问题转化成为科学和技术问题,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在结构上依赖于一种非政治化的公众社会。哈贝马斯强调,与道德不同,法律并不是调节一般意义上的互动关系,它起的作用是,法律共同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环境中维持自身的自我组织之媒介的作用。哈贝马斯还区分了“自然义务”与我们自愿承担的职责,道德自主的自我立法与政治自主的自我立法,这不仅由于法律形式而且是生活形式的不确定性,是事先确定了进行自我决定之意志的认同的那些目标和利益状况。这样,哈贝马斯得出结论,认为立法过程中意愿性环节的相对较重分量,可以从非道德问题的逻辑和进入政治立法者之意见形成及意志形成过程的非道德理由的情境依赖性中得到解决。

王丽慧博士在《保罗·库尔茨的怀疑探索观》的报告中介绍了保罗·库尔茨的世俗人文主义理论。库尔茨从认识论出发,认为在人类知识的发展过程中,怀疑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人类知识的进步。在库尔茨看来,科学有其局限性,技术的使用中也存在滥用的现象,但是科学却是人类理解世界的最可靠的途径。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要提出一套全面统一的关于自然和人类的理论日益困难。库尔茨希望从科学的怀疑探索出发,研究能否在自然和生命领域提出一种统一的科学理论与世界观。在此基础上,王博士进一步评价了库尔茨的世俗人文主义理论,认为这是全新的知识领域和全新的技艺,世俗人文主义是一种探索的方法,运用了科学的方法和批判的理性;认为世俗人文主义是一种宇宙观,它坚持宇宙万物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宇宙的发展中偶然性占据非常重要的作用;认为世俗人文主义代表了一种道德哲学,涵盖了人类关于生活的伦理原则和规范。科学的探索不但是人类认识宇宙的重要手段,也是人类幸福生活的根本。

王政博士在《哪种人文主义?从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到无神论的自然魔法》的报告中介绍了中世纪基督教日益封闭的原因,以及通过中世纪的皇权(神圣罗马帝国)和教权(罗马教皇)之争为这一封闭打开了一个缺口的状况,解释了费奇诺对革新神学的贡献,为文艺复兴的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提供了温润的生长环境。他进而阐述了布鲁诺的哲学理论和实践,认为是从自然魔法出发对人类全体经验的回复,对比基督教和无神论自然魔法的人文主义,得出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垂直等级制度(iter vertical),而布鲁诺所要恢复的宗教或哲学是一种基于自然哲学实践和古希腊和古埃及智慧的平面无限图景。

张涛博士在《技术与信仰论纲——广义技术论的困境及其解决》报告中评述了国内学者王伯鲁教授的广义技术论,认为技术是人的根本属性,分为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三大类。通过“技术”与“是”之关系的语言分析发现,广义技术论在论证环节上存在问题:(1)广义技术论不过是对“技术”与“人”的夺格方式的单方面强调,而忽略了技术与人的关系的更多可能性;(2)广义技术论依旧是依赖于自然语言对技术下定义,这违背了其论证的初衷;(3)广义技术论的论证过程缺乏一种超越性的维度,会导致新的人文危机。出于实践的考虑,张博士提出“技商”的概念,认为,人应该处理好技术与信仰的关系以形成冥想祷告技术;处理好技术与自我的关系及技术与他者的关系。

王瑾同学在《科学的乌托邦之维》的发言中,针对科学是否可以成为一种信仰、科学在当代为何处境尴尬、科学如何连接历史与未来的分岔口等三个问题展开了讨论。认为,科学不应成为一种信仰而应担任乌托邦的角色;在科学里批判仍应是先在的,科学成为乌托邦即体现在科学与哲学必须共进,科学必须允许神秘、允许未知。

刘孝廷教授在《科学、信仰与启蒙——关于五四精神之出路的一个审思》报告中首先回顾了李泽厚关于五四精神与启蒙之间联系的思想,认为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但是救亡本身需要功利性的武器,于是科学作为一种救急的“力量”而得到了发展。而100年后的今天,科学依然脱不去救亡(强国梦)的色调,所以仍然属于“新洋务科学观”,也就是功利主义科学观。他进而在一般的意味上系统地探究了“究竟何为启蒙”以及“怎样才能启蒙”的问题,认为欧洲的启蒙原本和科学没多大关系,但是科学的世俗化和大发展确是借了信仰与启蒙的力,而且启蒙针对的是欧洲特别是法国的集权政治而主要不是宗教。信仰是其中一条若隐若现却极为根本的线索,就此可以发现,人格需要信仰,只有在信仰的引领下,我们的人才能变成精神人,我们的科学才能变成“精神的”科学,而不仅仅成为求力的工具。

连冠宇同学在《现代性的逻辑本质与非理性的重构》的发言中通过对比黑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总结出现代性的逻辑本质,即将人的非理性因素引入当下的研究视域内。因此,反思现代性必须给以信仰为标志的非理性以应有的位置。

刘佳佳同学在《从目的论浅析<自然辩证法>所受的长期争议》的发言中描绘了恩格斯在对自然科学理论成果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和自然观的理论阐述,并试图通过从恩格斯的写作初衷与目的出发来对这种争议予以合理性解释。

四、关于启蒙与中国的关系问题

万兆元博士的《在冲突论兴起之前:康有为早期思想中的科学与宗教关系》报告指出,现代中国思想界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并非始于普遍认为的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而是始于晚清的思想家,特别是维新运动的思想领袖康有为。早在1880年代,康有为就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经历过宗教体验,而且对宗教的概念和范畴有过思考。与此同时,他藉助翻译努力自学西方科学知识,并尝试将其与儒、佛思想糅合。可以说,康有为的努力代表了现代中国知识界构建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一次重要的早期尝试。

陈明教授的《道学与科学》报告,根据李约瑟问题和爱因斯坦问答,系统地分析了道学是否阻碍科学的发展问题。他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在国力衰退的原因分析上大多将矛头指向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导致中国没有向西方国家那样完成工业革命,并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争论。李约瑟把原因归结为“官僚体制”;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发展的基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陈教授进而通过讨论得出了道学中具有科学精神的结论,认为道学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对人体生命进行科学探索的思想体系,并对如何认识中国对经验的看法和对科学概念的正确认知进行了说明。

苏志加教授在《关于商周时期“天”的讨论》中指出,自上古时代以来,“天”的观念便是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他考察了关于商周时期“天”的研究路径,认为比较重要的研究路径是首先从甲骨文入手,然后经由“天”与“帝”的关系考察,进入到上古时期天的研究,以期缕析和区分商周乃至上古之“天”与后世所言之“天”理解之大不同。随后,他系统阐述了“天”的分期研究,包括上古时期、早古文中以及周代的“天”。最后详细地阐释了“天”的多重含义:(1) 天上的“天”非指上帝,当指天上;(2)义天,天监下民;(3)处所,上下代表天地;(4)天命,在夏、商、周三代更替可能服务于周的需要,属周创制的天命理论的周人的意识表达。

2019年12月学术会议

每位学者发言后,会议都安排了问答和交流。这次会议内容生动、节奏紧凑、气氛活跃、启发思考,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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