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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时代:现代文明与精神反思”学术论坛纪要

王思佳

2017年12月学术会议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高举宗教改革大旗,开启了西方文明的“新时代”。值此宗教改革500周年之际,中国又该以怎样的身份和意义开创更新的新时代?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在欢迎辞中所强调的,西方现代文明近年来遭遇了诸多问题和挑战,尽管中国古代文化在应对这些挑战中有一定意义和价值,但是当代中国精神文化状况依旧不容乐观。中国作为历史传统悠久的国家,究竟要以怎样的姿态进入现代文明始终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为此,来自境内外的20余位学者于2017年12月8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走向新时代:现代文明与精神反思”的学术论坛。论坛从多方面阐释了宗教改革对世界文明的重要意义,并对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辩证关系及未来走向展开了密集研讨。

一、宗教改革的性质和时代意义

2017年12月学术会议

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王忠欣博士从宗教改革的历史和美国的建立入手,具体解释了现代文明自由和平等的重要特质。他认为,文明进入现代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以世界历史为例,近代和现代不存在一个明确的边界,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开始,经过几百年的磨合,逐渐形成了现代文明。此外,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包括美国的建立,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其直接推动了美国的成立。现代文明包含以下特质:首先是自由。中古时期的时代特点是集权和大一统,而宗教改革恰恰撕裂了大一统,发出了多元化和追求自由的呼声。只有在多元化的前提下,自由才可以被真正实现。宗教信仰自由更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宗教改革的意义就在于它带来了自由,因为从实践角度来看,基本的自由在于人良知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马丁·路德在德意志开展宗教改革,基于当时神圣罗马帝国较为松散的政治环境,他获得了一些诸侯的认同和保护,使得宗教改革免于被当成异端而被消灭的命运,从而形成了路德宗。经过宗教战争之后,诸侯获得了可以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力;到了1648年,经过了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订正式赋予了平民信仰天主教以外的新教教派的自由。由此可见,有了宗教信仰自由,才有后来的言论、结社自由。同时,自由也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今天,如果一个国家自由度相对较低,我们仍然不能称之为现代文明国家。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平等,在古代没有平等观念。自由和平等都需要宗教的基础,比如马丁·路德主张“人人皆祭司”,从神学和信仰上对于平等观念进行了反思。受宗教改革影响,平等观念从宗教延伸到了社会层面,比如美国社会文化中就不存在等级观念和“官本位”观念,这一点也是中国仍然要不断学习的内容。

北京师范大学葛拥华研究员在肯定宗教改革对于现代文明产生的积极意义时,也讨论了宗教改革的消极影响。在基督教产生初期,基督教保持着其自身的圣洁性,到君士坦丁信主后,基督教信仰的纯粹性受到了威胁。为了使人完全回归圣洁的生活,修道院得以产生。宗教改革打破了圣俗二分法,给予普通劳动者尊严,这是西方现代性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社会重要的突破。而中国传统文化依旧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观念。同时,宗教改革也带来了反面作用。在宗教改革以前神是中心,人是附属于神的;而宗教改革后人和神的距离缩短,从而转向了基督教人文主义,神性融入人性,基督教转向了人为中心,而不是神为中心,这样的变化导致世俗主义的生长,甚至导致人放弃神,转向纯粹的世俗社会。世俗社会的产生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宗教改革尤其是新教主义,推动了现代性的发展,同时新教伦理埋下了现代性问题的种子。在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的同时,我们依旧应当反思它所带来的后果。

二、时代及现代性的反思

2017年12月学术会议

北京林业大学周国文副教授从存在学的角度解释了“时代”二字的哲学内涵。他认为,新时代拥有新的哲学形态,新时代在时间的历程中,在不断的命名中拥有新的内涵。时代应当是一个立体的概念,从柏拉图开始,感官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划分一直存在于西方哲学中,两个世界的思维范式是人类所希望的两种路径,是对人由内到外打破和由外到内发展式的理解。时间是容纳精神性的轨道。此外,人类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当物质世界被解构时,精神世界需要凝聚一种新的力量。无论人类如何远离时代和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与时代精神都不会远离我们。同时,对于无法言说的东西,我们要保持一种敬畏,而人文学的存在价值就是寻找意义的价值,为意义的回归寻找通道。所有的问题,都是回归意义、回归价值的问题。人对于时代存在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如果人没有理解新时代,那么新时代需要在不断的阅读中被把握。中西方哲学相互张望的互动导致了异乡者的存在,异乡者在张望中寻找故乡。从存在者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从文化相对论到文化普遍主义中寻求的文化精神轨道。

中国政法大学周青风副教授阐释了制度层面的现代性与基督教文化的关联。她认为,现代化制度性的开端与宪政密不可分。宪政有两个维度上的起源,分别是希腊文明的理性哲学和希伯来文明的启示哲学,而基督教文明则开启了宪政文化。宪法的核心内容关乎两个话题,一是人权的本源在何处,二是为什么被统治者的同意是统治者权力的来源。这两个问题恰恰是现代性的本源问题,基督教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最深刻的解释。《独立宣言》中特别强调了人人是被创造的平等,并且是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这也是人权和人的价值最坚实的本源。在观察西方后现代文明时我们可以发现,人权与西方很多社会问题相关,比如同性婚姻、安乐死、堕胎等,这些问题在现代性的框架下无法解决,必须要追溯到人权最为本源的出处。另一个关乎宪政的问题是,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文明,思想家们不停地探讨如何通过政治制度的设计守护人的平等和价值的问题。宪政的一个核心内容在于分权。根据基督教文化,人有罪性,因此在面对权力时,人性的弱点就会暴露。宪法的存在意义就在于肯定掌握权力的人都是有缺陷的这一基本前提。制度层面的现代性包含两个重要的主题,分别是人权和分权。如同梅耶所言,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人权和制度性的建立与实施,都是从身份到契约,即文明和现代性的展开过程。

黑龙江大学蒋红雨教授从时代精神入手讨论了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他认为,时代精神无论来自什么文化背景,都有其自身的内涵和生命力,而讨论中国现代化则要从文化现代化入手。中国具有知识分子自觉进行现代化文明反思的传统,长期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都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进行了系统反思。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经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也要警惕文化霸权主义和沙文主义,让亚文化背景逐渐显露出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实现平等的过程。每一时代的人都无法逃避面对时代精神、创造时代精神的责任。同时,我们要区别文明的合理性论证和有效性论证,将学习文明与建构文明区分开来。

北京语言大学张华教授从古典学入手,讨论了古典学国学与现代性批判的问题。他认为,古典学的本质天然与政治观念接近,与政体密不可分,如雅典民主时期戏剧的繁荣和剧场的建立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难以分割。民主时期的雅典剧场中有1200多种剧目,大多内容与皇帝、大一统内容相关。如果现代性的标志是自由和平等,那么民主概念在现代性中应当处于什么位置?自由概念又应当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民主在现代性建构中的作用?这也是研究古典学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同时,虽然“classic”一词专指古典学,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研究,在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过程中,国学应当主动融入到古典学研究的话语系统中去。此外,尽管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但是现代性文明也包含了对基督教的反思和一些理性思想家对于神学提出的质疑。

北京师范大学王天民副教授从神人关系入手讨论了现代性语境下人的生命存在问题。他认为,当我们谈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时,总是难以回避人与神的关系。这个问题对于有神论者或宗教信仰者自不必说,对于无神论或非宗教信仰者也无法绕开,因为人的生命存在就是在“物性”或“神性”之间展开的。正如一句谚语所言,“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可见人的生命张力,就是“物性和神性”之间的张力。不同的学说,在运用不同的话语模式表述不同的思想观念时,总是在其间蕴含着其对人的“生命张力”,即对“物性与神性”的解读。失去神性或神圣维度的人性解读,人性自然就简化或丑化到了“物性”、“动物性”的层面。儒学提倡“尊天命,重人为”,“敬而远之”的入世观念,在人、道、神的天人关系中,人本思想、人性自足的观念必然导致人性自负和“化性起伪”的结果,入世未能超凡脱俗。道家提倡“自然无为而无违”的守道观念,人屈服于道,屈服于神,对神保持一种敬畏的意志,未入世,更难以超凡脱俗。基督教体现的是“神人相分”的观念,一方面强调了个体生命承担、领受开创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突出了人的有限性和他者存在的必然性,这样生命才是真正在物性和神性的动态中活的生命,具有入俗、脱俗、成圣的三重维度。而海德格尔哲学强调“神人同根同性”的“从本有而来”的“内立”“自生”观念,是其“超人”哲学的根源,也许还是鼓吹种族优越和种族净化法西斯战争的理论根据。由于他把此在的人抬高到诸神的高度,事实上也会导致人的极端自负,及在此基础上的极端自卑。海德格尔把每一个人举到神的无限高度,也就把人神化了,人也就膨胀成了脱离大地根基极度癫狂的危险存在。

三、新现代精神和人的精神生活

中央民族大学谢爱华教授从精神信仰的角度讨论了新时代所需要的精神。他认为新时代主要是精神信仰建构的时代,而不是物质上的新时代。新时代的标准,是文化的标准,对于中国这种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如何走向新时代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主流文化的“天人合一”传统中,超越的存在性信仰渐渐隐去。而在西方文化中,对超越性存在者的信仰自始至终存在,不仅限于基督教。比如维特根斯坦认为,自然科学属于“能说”的范畴,而伦理、宗教、情感这些不能说的问题比能说的更重要。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认为,我们的伦理生活和宗教生活是要设立一个自由自立的道德形而上学的主体,因而才会有自由选择、自由意志和道德,所以道德建立在对存在的超越性信仰之上。实践理性有三个公设:上帝存在、灵魂不死、自由意志,这三个公设不能被科学证明,也不是属于现象界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三个公设,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是不稳固的。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看到了欧洲自然科学过于发达的危机,即从笛卡尔以来近代科学主客二分、将自然作为客体,并将主体的支配地位应用到人身上的思维方式,使人的精神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胡塞尔认为,应当通过现象学回到自然哲学超越实践哲学的古希腊精神,对自然采取一种静观、旁观的态度,而不是实践的、实用的、功利的态度。对于我们来说,西方文化中对超越的存在性信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过于注重世俗、实用理性的取向是一种很好的补充,也是一种从有限向无限的跃升。从这个意义上讲,信仰、救赎、苦难的精神、忍受苦难的勇气,是新时代中国人特别需要的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张百春教授从灵修的角度谈论了人的精神生活。他认为,宗教改革明确的精神性指向,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宗教改革针对的是当时天主教会的问题,而不反对基督教共性的永恒性东西,在这个角度上有其积极意义。新教改革的过激之处在于对15、16世纪天主教修道院制度的不满,马丁·路德本身是修士,他对修道院改革是对天主教修道院的改革。在晚年他对彻底解散修道院表示遗憾,因为基督徒的灵性生活出现了问题,圣徒失去了神圣的修行方式。修道制度产生于公元4世纪的埃及,西方接受了更贴近社会的集体修道制度,而不是个人修道的方式。在14世纪,东正教形成了自身的灵修传统,而西方对此一无所知,包括马丁·路德也不了解东正教的修道制度。不同于他反对的天主教的修道制度,真正的修道制度在东正教中完成了。东正教的灵修制度到底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研究这个问题对研究中国人的精神性问题会有帮助。普通人为什么要过礼拜天?怎样过礼拜天?如果只追求放松,那科学技术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基督教文化中,礼拜天的本质是灵性的生活。基督教传统的基督中心论、上帝中心论的精神在东正教中得到了保留,但在新教中丢失了。马太福音在谈论灵性生活时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标准的基督徒”,那就是“放弃你的一切,家庭,跟我走”。精神生活重在质量,而不是数量,灵修追求的是精神生活的高度。为此,学者研究人文学科对自己要有所改变,如果连自己都改变不了,也不能改变别人。基督教对灵性生活的理解对于不信教的人的精神生活来说也有重要意义,精神生活就是灵修生活。中国文化的学习能不能让人过一种灵修生活?目前是没有办法的。黑格尔理解的灵修是一种思维的生活方式;而东正教的灵修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修炼。我们目前生活的问题是没有把身心结合起来,因而不是一种好的生活。此外,精神生活是一种典型的贵族生活,虽然不需要太多人过精神生活,但是必须有,只要有真正的大师,整个时代精神就能够得到安顿。哲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哲学治疗不同于心理学的治疗,在中国的非宗教传统背景下对于普通中国人更具重要性。哲学家的使命应当是指导普通民众过一种精神生活。如果每个人都感受不到精神的痛苦和良心的不安,那又如何说自己拥有精神、拥有良心呢?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陈伟功博士进一步就灵修对精神生活的价值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灵修生活在中西文化传统中有很多区别。马克思·舍勒多次批判过法律问题中的“伪善”,中国文化中注重事物形式的“伪善”的特点更加明显。中国传统文化中未涉及灵修生活,也就未涉及基督教文化忏悔的维度。基督徒在忏悔的过程中将内心真实的经历与感受表白出来,从而得到一种救赎,所以如何过礼拜天这个问题就十分重要。礼拜天不是为了休息,对基督徒来说是为了侍奉上帝。舍勒对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人的本质是什么?舍勒的答案是人就是从动物走向神的中介,人具有灵性的生活是与动物的最大的区别。关键是如何将这种灵性的生活开发出来,走向神性。每个人都需要过一种灵性的生活和精神的生活,在现代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对“现代化”的内涵进行反思。从技术层面来看,现代化是一件好事,但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也是一种灾难,比如军事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过度使用。现代化也不完全是“善”的含义,如果从宗教改革的角度对现代化进行思考,现代化体现的是一种自由。我们要了解从哪些方面实现现代化,而不是全盘现代化,更重要的问题是,从精神方面如何实现现代化?在这个方面,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在自由、平等、法治等概念上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2017年12月学术会议

最后,刘孝廷教授针对大家的讨论对论坛进行了简要总结。他认为,在走向新时代的过程中,现代、文明、精神构成很强的张力。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地层单位,历史的连续性和间断性往往通过时代来划分,大的如天文纪年,小的如历史年代。文明是一种全球性的知识,含有某种进步的取向。宗教改革之后,人类历史方向性比较明显,发展速度加快。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和承载。现代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精神条件都跟过去大不相同,宗教改革为城市创造了精神武装。中国在转变过程中失去了时代的精神维度和人的精神人格,导致虚无主义和犬儒哲学盛行。文化的精神条件是知识分子的守护对象,在苍茫的时代里,每个人应当思考如何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宗教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参考的方向。在社会治理的层面,基督教也发挥了比较多的作用。宗教改革的深远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使我们成为中国人,我们无法背离我们的文化传统。对“我们会信什么?”和“我们能信什么?”的问题,宗教改革给予了解答。第一个问题是,直面灵魂。宗教改革选择了回到人类本性之中,直面“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的问题。现代文明导致人类外在活动和灵魂的差距越来越大,需要时刻关照灵魂根本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回到经典。不论是基督教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要返回到经典解读上面。结合以上两个问题,我们才能在新时代寻找到新的发展机制。此外,人文学者要对科学保持一种警惕性,尤其是科学研究的商业化趋势。中国在同其他国家进行精神上的交流时,也应当吸收各种资源,从而完整、系统地建构一种关于个人意志和个人生活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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