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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生活:第八届佛教与基督教比较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康乐裴勇

2018年4月27日至30日,第八届佛教与基督教比较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和四会六祖寺圆满举行。研讨会由华南农业大学宗教与文化交流中心、广东四会六祖寺、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西南大学宗教研究所联合主办。华南农业大学的何方耀教授主持了开幕式,西南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杨玉辉教授、佛教界代表心悟法师分别致辞,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因事未能亲临会场,通过网络视频致辞并与参会嘉宾问候互动。

2018年学术会议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宗教生活”。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广西、重庆、四川、云南、湖北、江西、湖南、浙江、山东、河南、陕西等地近3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就佛教、基督教以及道教等诸宗教的宗教生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探讨。研讨会共举行了3场5个阶段的发言讨论,交流互动热烈而友好。

杨玉辉、裴勇等11位学者直接或间接围绕核心议题——即佛教与基督教比较研究进行横向的比较、观察和论述,有的角度和切入点非常新颖和独特。大家从各自角度揭示了佛教与基督教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的差异性、一致性和相关性、相近性以及互补性、互鉴性,增进和加深了大家对佛教和基督教两个不同宗教多向度、多层面的了解,对如何将二者会通的可能性和切入点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王忠欣、何方耀等22位学者各自围绕基督教、佛教、道教信仰或宗教生活的某一层面展开纵向的、深层的考察和论述,从不同视角深入挖掘基督教、佛教、道教宗教生活的某一个点或某一个面向,从而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基督教、佛教、道教某一层面的深度思考和体认。

一、佛教与基督教的宗教生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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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向比较方面,西南大学的杨玉辉在《修佛与信主:佛教生活与基督教生活比较》一文中,分别考察了以修佛为特征的佛教生活的基本内容和以信主为特征的基督教生活的基本内容,并从宗旨目标、内容形式、方法手段、行为操守、精神追求和结果效力六个方面比较了佛教生活与基督教生活的一致性和不同点,内容丰富而深入,富有启发性,通过全面比较增强了我们对佛教和基督教两种宗教生活的理解,以及两者的分际和可会通处。

《原佛》杂志的主编裴勇以《佛教与基督教宗教生活之比较》为题,从宗教信仰与宗教生活的概念、宗教教义和体制对宗教生活样态的影响、以仪式或礼仪为例对佛教与基督教宗教生活加以比较、以及佛教与基督教宗教生活比较的意义四个方面对佛教和基督教进行了比较研究和梳理,从多个角度帮助大家认识佛教与基督教宗教生活的相通性以及通过对他者的理解而增强或坚固对自身的理解和提升的可能性。

成都东软学院的侯宗浩在《信仰的实修:基督教和净土宗实践的比较和分析》一文中指出,基督教和佛教的净土宗有相似处,都强调信,现实中也常见部分佛教徒和基督教互相转信的情况。但他通过对基督教和佛教净土宗两者的心和行的比较,指出净土宗的本质是佛教,与基督教的相似只是表象或局部,是特定群体的某个修行阶段的表现,釐清了一些西方宗教学者对净土的具有代表性的误解和曲解(这些曲解包括净土宗是基督教传入佛教圈的副产品、将日本的净土真宗的纯他力信仰全然等同于中国净土宗等)。基督教以信为本,单靠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进入天国。佛教是以信为入门,但终极目标是通过解行相应引生智慧觉悟最终成佛,两者本质不同。净土法表面看是依靠他力,但实际上是自救的一种,净土宗是我找他来拯救我的,而基督教是因信称义,是神赐予的拯救,我是被神拣选的。这里对基督教与净土宗对比中所存在的问题的澄清,应该说新颖、独到、有说服力,避免了并非如理如量的盲目比较。

三峡大学的桑大鹏在题为《在上帝的神圣与如来藏的超越之中》的会议发言中,对基督教与佛教两种核心教义与世俗关联的方式作了比论。他指出,上帝和如来藏是基督教与佛教的本体概念,这两个概念的本真性之差异甚巨。上帝,是一种有立场、有主体、有对象的设立,是一种建立。人性与神性、人与神的不平等因这种建立而显现。但是建立、设定将面临一个危险的陷阱,就是也可能成为被设定的对象,而陷入永永无尽的困境。佛陀反对任何建立,因为任何建立都是一种妄执。所以如来藏不是建立的虚设和预设,不是为了人格神的信仰或完成某种理论而设立的概念名相,而是人人本具的唯一真实。上帝的能动的主体意志明显,而如来藏之生万物并非主动创生,不具备能动的主体意志,而是感应而生、因应而生。

长安大学的闵军在《耶佛对话视域下的金刚经新解读》一文中,介绍了林涌强的著作《金刚经传》。这是一部非常特殊的从基督教和圣经角度对金刚经的解读,是对圣经和金刚经的思想进行比较和会通的一种新的尝试,很新颖、很独到。但这种解读与金刚经思想有很大出入,是一种新的基督教的格义方法,作者的目的是探求两者共同的核心价值,其会通精神值得肯定。尽管很多解释不清晰、甚至很不准确,但对于增进互相理解具有正面和积极的意义。

武汉大学的徐弢在题为《论“梵二会议”对改善当代耶佛关系的意义》的发言中指出,在六十年代初的“梵二”会议上,天主教首次承认了佛教中也“反映着普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从而放弃了曾经长期实行的“排佛附儒”的传教策略。通过这次会议,天主教不仅制定了与佛教等非基督宗教进行全面对话与合作的新方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整个基督宗教与佛教的关系。因此,梵二是耶佛对话从少数开明人士的理想变成双方共识的重大转折。

西南政法大学的陈进和重庆邮电大学的费小兵在会上的合作发言为《佛教与基督教忏悔思想之比较研究》,他们认为忏悔是佛教和基督教的一个核心概念,对其进行了辨析,厘清了“忏悔”在二者间的同异,认为这是展开二者对话的关键。此外,通过对二者“忏悔”的分析,两位学者就佛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进行了理论推演。

重庆佛学院的释开智法师在会上做了题为《佛教与基督教及社会临终关怀的比较研究》的发言。他指出生死是人生的两件大事,也是人类最为困惑之事,佛教、基督教都有各自对生死的不同理解和对待。佛教和基督教各自为临终者提供的宗教临终关怀,既让死者有了尊严,有了面对死亡的勇气,更让在世亲友得以宽慰,可谓冥阳两利。

华中科技大学的谢劲松在《信仰共同体及其生活》一文中,对基督教徒和佛教徒作为信仰的共同体何以有共同体意识进行了思考,分析了佛教和基督教作为共同体的可能性与不确定性。比较而言,基督教的共同体性更为明确,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也更为明显,信仰生活对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也更为直接,佛教作为共同体则有明确与不明确处,对表象的佛教与信仰的佛教来说,共同体及其意识易于产生,但佛教义理的细腻与差异、信仰与修证的不同层次,在家与出家、行门与修学的不同都使得佛教又可分为更多的共同体。

暨南大学的李春尧在《瑜伽·冥想·心理治疗》一文中指出,瑞士现代心理学家荣格对瑜伽、冥想的总体态度是赞赏却谨慎。一方面,荣格认为瑜伽、冥想既有一套成熟的方法,又有一套深邃的哲学,是人类文明之精华;但另一方面,瑜伽、冥想诞生的文化背景与西方传统大相径庭,如果西方人贸然尝试,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二、 佛教的宗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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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的何方耀在《佛教家庭伦理观浅析》的会议发言中,以《长阿含经》中的《善生经》为主要依据,从夫妻关系、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亲族关系、家庭财产保护等方面分别阐述了佛教的家庭伦理观。他认为佛教虽然以出离三界、摆脱轮回为最终目的,具有较为明显的出世特点,但佛教并不要求信众离群索居,不理世事,沉迷于自己的信仰之中不可自拔。佛教所主张的是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业。

杭州佛学院的心悟法师在《刍议修随自意三昧的修法——以<摩诃止观>为例》一文中指出,四种三昧,是天台行法的标致,可以统摄大乘佛教一切行门。四种三昧中,分为作法修与随意修。随意修三昧,以日常生活中所起分别心为所观境,没有年龄、所处、坛场等要求,适合一切众生,是天台圆顿法门的代表,与禅宗的顿悟类似。

云南大学的杨勇在《人间佛教之社会层面的反思》的发言中,对人间佛教的社会层面作了反思。他首先对人间佛教的概念和定义进行了梳理分析,从人间佛教、人间的佛教、佛教在人间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分别以正统佛教、民间佛教、居士佛教三个向度对人间佛教的现实状况作了深入分析;接着从克里斯马现象、佛教寺院、人才培养、传媒话语几个方面分析了人间佛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和纠葛,就佛教如何把握传统和现代的均衡更加有效地传续发展、如何解决当代的身份认定初步提出了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反思。

宜春学院的周湘雁翔在会议论文《世俗化·人间佛教·都市佛教信仰》中,从现代世俗化理论演变的角度对人间佛教和当代都市佛教的基本特征和现状进行了考察分析。在经典世俗化看来,随着现代化、世俗化进程,宗教必然衰亡。但事实上随着现代化进程,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更加蓬勃发展。中国近现代以来推进的人间佛教本质上就是佛教对现代化、世俗化的回应,是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转型的一种尝试。都市佛教应该说是人间佛教在当代发展的一种表现,更多的显示出“信仰但不归属”这一新的特征,即在都市,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体制化、制度化的宗教,而是将宗教生活更加私人化、家庭化、分散化、多元化,去制度化、去中心化,这是未来佛教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刘媛媛在会议上做了《佛学中的“为人之道”对当代社会伦理建设的意义》的发言,她从“人何以为人”的视角,从生命学的角度来探讨人的属性。佛学中关于“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思想是“智性说”, 从世俗谛的角度看,人性之善与恶,人性之丰富,唯识学讲述的非常明白;从胜义谛的角度,真正的人性即佛性,超越善恶。天台宗的“即恶观心”思想,能够消解当代人的道德紧张感,为当代社会的伦理建设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

同济大学的张涵在《试论大乘佛教中的生态伦理观》一文中指出,佛教生态伦理观体现为缘起性空为基础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存的法界整体观,大乘佛教中的生态伦理包括圆融无碍的华严法界观、缘起性空的和谐共生观、慈悲喜舍的众生平等观等,还有依正不二的心物一元观等。佛教生态伦理观作为一种整体论的认知,完全可以帮助推动人类文明向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向。未来,佛教生态伦理观很可能会成为后现代社会、灵性文明时代主流的生态伦理观。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喻静在《太虚“戒杀护生”思想综论》一文中指出,太虚的“戒杀护生”思想可以总结为:人生佛教是以人道众生为修行主体的、面向“凡夫”的大乘渐教。当信受奉行菩萨第一戒,从戒杀起步修大悲心,从断肉起步修大慈心。戒杀护生不食肉,是凡夫于日用平常中修慈悲心的方便下手处。戒杀是去除杀心乃至“无所住而生其心”,将消除戾气,使人类社会获得永久和平。太虚的“戒杀护生”思想,立足于佛教教理,不离大乘佛教根本,不忘佛陀本怀,其价值于现时代亦丝毫未曾减损。

华南农业大学的徐燕琳在会上做了《唐宋诗人的禅意生活》的发言,指出禅宗自中唐开始广泛传播,唐代也是五、七言诗歌繁荣发展的时期,诗境大开,诗人们向外的对于世界的发现、向内的对于内心的探索,也为禅宗思想提供了诗意的广阔环境。唐宋的文人多受禅宗思想影响,他们的诗学和禅学实践,成为文化史上精彩的一笔。

云南师范大学的王静向会议报告了《西双版纳南传佛教“祈福”仪式音乐研究》,她指出中国云南西双版纳每个月都有各种节日,每个节日都离不开“祈福”仪式。它是信众们寄托心事,祝福亲友的重要依托。因其受信众欢迎,使用频繁,成为了僧侣们每月多次活动必须的事项。她并以“祈福”仪式最完整的傣历春节为个案记录和研究了仪式音乐的形态特点。

华南农业大学的宋跃华在会上报告了《企业文化语境下“六祖文化”的践行研究》。他提出中国的文化离不开佛教,广东的文化离不开禅宗六祖慧能。如何厘定其文化内涵?其着眼点是宗教、信仰、哲学还是传统文化?如何弘扬?他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视六祖文化为哲学、宗教、传统文化的母体,六祖文化的具体内容,需弘扬的主客体深入经典《坛经》而各自感悟,六祖文化中有可以满足主客体需求的法宝。

西南大学的张爱林在《佛教视野下的死亡与解脱》一文中提出,佛教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对死亡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并通过解读和超越死亡而达到涅槃解脱。佛教的宗教生活有世间和出世间两方面的行为目标,其中人生改善和后世增胜为世间目标,这个目标是佛教与基督教等其他向善的宗教可以共有的价值取向;生死解脱和法界圆明是佛教与其他学说及宗教不共的修行目标,也是佛教独特的价值所在。实现生死解脱要超越生死轮回,超越生死烦恼即是涅槃。

渭南师范学院的韩艳秋在会议报告《论南岳慧思的“无始无明”思想》指出,慧思在观行实践和学理探究中,立足般若中观,融通了如来藏和唯识思想的努力。慧思的这种思路,应对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时代要求,开启了天台宗融通诸家理论而创宗的先河。

广西大学的袁经文在《理性、逻辑与佛教修持》一文中提出,佛教的理性、逻辑,体现为佛教思想义理对慧学的重视和阐释。慧学在佛教修持次第和佛教修持体验中,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佛教修持生活的方法论红线,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与理性、与佛教经典体系相违的问题,这些问题便构成了疑问、疑难。对这些疑难问题的解决,便成为阅读佛教经论的动力之一。

三、基督教的宗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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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的王忠欣通过远程视频与大家分享了《基督教的宗教生活及作用》,比较详细的介绍了基督宗教中天主教和新教的宗教生活的基本点和基本面、各自特点、核心价值,向大家展示基督教宗教生活的丰富和频繁,以及由此而结成的信仰和生命共同体,并通过实践在社会上发挥重要作用。

河南师范大学的李美林向与会者介绍了《基督教的祷告观》这一非常专业、非常深入的基督教信仰生活的原理和形态。他从祷告者自身的灵性境界来解析祷告,从尼采美学开始,经由齐克果的人生三境界、朋霍费尔的廉价恩典和重价恩典以及海德格尔现象学存在之思等多角度,分析探讨了如何由灵性的表层祷告进入灵性的深层祷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素民在题为《初识耶稣会的宗教生活》的发言中提到,耶稣会具有引人注目的特点,其最出色的工作是教育与传教。耶稣会最初在欧洲兴办许多大学,后来又在全世界开办了许多大学,来推广他们的信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耶稣会在许多领域提出的建设性思想,涉及到普世教会运动、灵性生活以及宗教仪式革新等。这些思想对于梵帝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实现了天主教会对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强化了教会对人权和进步等问题的敏感性。

华南师范大学的张涛在会上介绍了《回归实践的恩典真理观:艾克哈与康德思想比较研究》,认为古希腊通过理性来认识真理的理性情节,与基督教的启示真理观相结合,形成了恩典真理观。生活于十三、十四世纪的神秘主义大师艾克哈,与生活于十八世纪的现代哲学家康德是恩典真理观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认识论方面,他们都指明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都对实践(道德)非常看重,他们都认识到了宗教与实践的内在本质联系。

西南大学的刘阿斯在《尼撒的格里高利论心灵及其净化》的研究中指出,基督教灵修的目的在于对那一位至上者的体认,缩小甚至弥合与至上者的距离,而格里高利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无疑是颇具见地的。一方面,上帝的深度无法企及,越了解上帝就越知道上帝之不可理解,于是与至上者的“密契”庶几无法达到;另一方面,格氏又告诫人们“不可灰心”,因为人是上帝的形象,能够在其心灵中“见到”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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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的刘新利在《民族认同与宗教信仰》一文中指出,能够将一个群体的精神文化和自我认知集中表现出来的因素,难以否认,唯有宗教信仰。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信仰能够比任何思想都更长久地、更深刻地深入人心,能够比任何制度都更长时间地、更大空间地获得成功。海外华人基督徒,虽然读的不一定是中文圣经,但拥有中文基督徒兄弟姊妹的属灵关怀,深怀向全球华人传播福音的使命,可以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

暨南大学的贾海涛向与会者介绍了《基督教在印度》。基督教在印度有近2000年的历史传统。目前印度有2500万左右的基督教徒。历史上,印度的基督教徒与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基督教有着组织和文化上的联系,当今也是如此。印度的基督教有着鲜明的本土特征和历史传统,并非是对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组织的模仿和输入,他们在世界基督教组织和传教活动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四、 道教的宗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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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学的高叶青、刘康乐两位学者通过回顾华山隐修道士的生活以及南北朝道馆生活,讨论了中国传统道教的生活方式,别开生面,对丰富佛耶对话有着重要的意义。

高叶青的论文《高卧白云,餐霞饮涧:古代华山道士的隐修生活》,从三个方面探究华山道士的隐修生活:第一,华山隐修道士的生活方式,包括行住坐卧磨真性,贵生重生养道身,崇道修真弘大法。第二,华山隐修生活的艺术情趣,包括弹奏乐器、饮酒、博弈、游览、吟诗作对、挥毫泼墨等形式。第三,华山隐修道士的社会交往,包含政治情怀、文化情怀、民众情怀三个角度。

刘康乐在《南朝道馆的农业生产与山居生活》一文中指出,南朝时期,随着道士出家制度和道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士族庄园经济影响下的道馆农业经济逐步形成,与当时的佛教寺院经济一起,成为中古时期中国宗教经济的典型模式。山居修行道士们躬耕山林,以农养道,促进了南朝道馆农业经济的蓬勃发展,文学作品也描绘了恬淡无为、田园诗意的道教生活场景,对后世道教宫观经济的形成和道士生活方式的变迁,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本届研讨会是一场高质量、高水准的研讨会,推动了佛耶对话乃至全球宗教对话进一步走向深入。佛教和基督教是两大世界宗教,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加强佛道教与基督教的之间的比较研究,意义非常重大,这无疑会不断促进宗教之间的持续对话、增进宗教之间的相互理解、推进宗教之间的交流互鉴,最终将有利于宗教之间的和谐共处。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科技产品日新月异,然而人们精神空虚、心灵无助、烦恼增胜却越发严重,人们被外化和异化到已经积重难返的程度。宗教提供了解决现实诸多问题的可能,提供生命和心灵解脱的真理和智慧、方法和技术,帮助人们明了自性,回归本真,在广阔的领域发挥抚慰人们心灵的功能、以及助人实现终极关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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