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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基督教会通”国际学术会议简报

张云涛王志勇
2010年5月学术会议

2010年5月24日,武汉大学欧美宗教文化研究所、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和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儒学与基督教会通”国际学术会议。除了武汉大学的师生,三位来自美国学者的华人学者,王忠欣博士、钱锟教授、吴秀良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的董美珍教授、徐飚教授、襄樊学院的刘光耀教授共20多位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上午的会议由武汉大学储昭华教授主持,五位教授做主题发言。波士顿学院吴秀良教授首先指出了文化对话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语言要统一,中国基督教要像中国佛教那样建立起一套语言系统,譬如“God”或“god”的翻译,大写统一翻译成“上帝”,小写的译成“神”;其次,真理具有不确定性;第三,研究方法要从里到外,从中心到圆周,研究儒家和基督教要注重定理。《罗马书》有三条定理:外在的摩西律法、罪的定理和思想的定理(心思向善的定理),到了巴特,就有了第四条定理:生命之灵的定律(Law of the spiritual life)。而这就涉及到他律和自律的问题。生命之灵的定律不是人自己有的,而是从外面接受来的。在此,儒家和基督教的区别就体现出来了:基督教强调他律的援助,而儒家则如《大学》八个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说的那样强调自我发掘自身的潜力。儒家将心的功能划分为四种: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大致可以将它们分为情感和良心,而基督教将心的功能划分为六种:意志、心思、心情、良心、直觉和灵。不过,左派王学、泰州学派注重发掘真体良知,建立良知宗教,而良知宗教要与实体联系就必须通过灵来沟通,这样基督教的用灵来敬拜就与儒家的良心结合起来。

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主任郭齐勇教授认为,基督教中国化必须与中国传统、价值结合,他从四个方面谈了儒家与基督教的会通。首先,基督宗教中国化不能回避孝道问题,必须平实讨论孝道,接纳它。但是孝道是否是普遍之爱的障碍呢?今天所讲的功德是否与孝道是绝对排斥的呢?并非如此。譬如在农村传教,如果直接反对和排斥孝道,宣扬博爱,那么,传教是无法进行的,因为孝悌已经是中国人的基本情感。只能推己及人,从它推到博爱,而不能完全舍弃它。不能将孝悌局限在家庭伦理的范围内,它是生命的一种体证。其次,在爱无差等和爱有差等的问题上,是否可以解决儒家与强调博爱的墨家或基督教的分歧?不能盲目推崇爱无差等,因为它容易漫无节制,流于狂诞。爱有差等是普遍的、自然的心理事实,是人的自然情绪。生态伦理学认为动物和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主张人对人的爱、人对生物的爱也应该爱无差等。但是孟子早就指出了万物有差异,因而关爱它们的方式也不同。片面强调当下的爱无差等恐怕不近情理,很难在民间实行。儒家从爱无差等出发是对的、合乎理性的,具有可实践性,由人伦推到物伦,由爱人推到爱一切生物。差等之爱并不与博爱冲突,反而以其为理想。爱有差等并不废弃仁爱的普遍性,反而更能证成之。普爱和儒家的差等之爱并不冲突,它是善推其差等之爱的结果。总之,仁爱是普遍的,爱有差等是实践的美德和智慧,实践理性可以证成仁爱的普遍性。第三,在人性论上,基督教的博爱预设了人性本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预设了人性是普遍善的。孟子性善论是超验层面的,性善是天赋的,并不与荀子经验层面上的性恶论冲突,后者反而补充前者。善规定了人的类本质、人之为人的本质。儒家的性善论可以与基督教会通。最后,“和平”是基督教和儒家会通的一个要点。孙中山先生将孝悌、忠信、仁爱和和平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希伯来语和《旧约》中的“和平”的意义很多,包括“健康”、“平安”、“幸福”、“圆满”、“个体心灵的安宁”和“安身立命”。中国爱的教育从没有中断,但是建国六十年忽视了爱的教育。儒家的爱的教育能调治心性,让人面对和接纳现实。中国社会信仰体系坍塌,需要利用传统资源并结合基督教,以仁爱为基础,根治乱象。

武汉大学欧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赵林教授分析了基督教在全球发展的态势,谈到了拉美、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在后殖民化时代、在西方文化退潮之后重建文化时对待西方文明的不同态度,指出了亚洲国家有自己的传统文明和价值体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从自己的传统出发,而不是完全西方化。全球化并没有走向西方化,而是走向了传统和反西方的道路。尽管基督教在其他地区蓬勃发展,“上帝在南下”,但是在亚洲,特别是在大中华区并没有获得蓬勃的发展,大陆基督教目前的快速发展只是一种井喷效应而已。这固然有政治上的干预和压制等原因,但还有传统文明的强大力量的制约作用。为此,他提出了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三点策略:首先,正视冷战结束之后的文化保守主义潮流,充分意识到基督教的独特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据此调整学术方向、理论研究和目的;其次,发现基督教与儒家以及其他传统文化的相近性和相通性;最后,要超越本位观念和教会立场,立足中国现实,构筑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同时,基督教是发展起来的,它与时俱进,不断自我革新,实现了现代化,这为儒家的复兴提供了借鉴,儒家等传统文化可以借鉴这样的发展过程,进行自我革新,剔除一些前现代的因素。

2010年5月学术会议

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主要谈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他首先指出中国文化的重建源于对中国文化亏欠的反思。中国文化目前处于一种亏欠状态,人们很难把握住它的精神实质,这具体表现为信仰上的真空、文化上的缺失、贫富不均、社会不公正。这是因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问题,从五四以来,科学、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兴盛导致了传统文化的衰落。为此,有必要进行文化重建。文化重建的资源不仅包括传统的儒释道,而且包括西方的基督教和科学。而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重建上的作用可能比较有限,因为它多年以来在政治上的影响使得人们容易产生抵触心理。至于文化重建的方式,王博士说:第一,要采取潜移默化的方式,中西会通,吸取各自的营养、长处和因素;第二,进行整合,儒学历史上的几次飞跃都是整合了其它文化资源和因素,文化重建应该包括传统的儒释道,还应该包括基督教和科学;第三,也是人们不太敢提的一点,就是文化的互相渗透,渗透不是表面的,不是有害的,而是本质性的、有利的、潜移默化的;第四,中国文化重建过程中的一个危险的信号和征兆是国家的介入。国家推动和介入往往没有好结果,要避免国教的危险;第五,开放文化市场,让各种文化互相推动,甚至互相竞争,在文化融合和交流过程中,不需要政府主导,要让民间组织发挥主导作用。西方政教分离之后,政府不再干涉思想和文化,将权力完全放到民间,结果他们的文化发展就比较健康。王博士还谈到了儒家在文化重建中的两点难处:其一,超越方面的缺失,没有一个上帝,儒家讲内圣外王,修身齐家,这都需要人的自律,但是人心的自律需要有一个力量推动,但是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呢?与儒家不同,基督教承认一个超越的存在者推动人去自律;其二,信仰载体的缺失,儒家不管是作为文化还是信仰都需要一个群体,像基督教有教会、有信仰的团契和组织,但是儒家没有信仰的组织和团体。儒家和基督教都是人类大智慧的结晶,都能促进中国的发展。中国需要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自己的元素,建立中国的基督教。

襄樊学院神学美学研究所所长刘光耀教授谈论了一个比较微观的问题:基督教与民主的可能性问题。这出于三点考虑:首先,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人就必须面对民主与科学的问题;其次,从现实状况看,腐败、道德滑坡以及最近发生的杀童事件都与民主政治相关,过去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是有很大问题的;最后,个人对民主与基督教的关系有兴趣,1997年他就发表了《民主没有基督教是否可能?》的文章。在那里,他主要考察了民主制度与基督教的关联,认为人是有罪的,所以需要监督。当然他现在的观点发生了变化,认为那只是从消极方面谈论二者的关系,而事实上,民主并不只是为了约束罪性。从积极的角度看,能够通过民主制度确立的自由是天国的自由,这种上帝国的自由使人在对人生价值进行选择时不受必然性约束,也不受善恶、律法的约束,判断一个人好坏的标准不是必然性、善恶,而是他跟上帝的直接沟通,他对上帝的启示、对上帝的恩典的领受。上帝不在此世界中,而在彼岸的、超善恶的世界中。因此,这样的自由是彼岸的、超善恶的。如果一个人遵守上帝的启示,具有这种自由,那么,他就不会因为尘世的善恶和必然性法则而不实行它。民主制度就是保障这样的自由的实行。民主制度是一种形式性的制度,而不是实质性的制度,正是因此它才能保障人的权力和自由。自由的人格和心性离开了基督教是很难塑造的。辛亥革命一百年了,中国的民主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政治经常出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塑造那类拥有与民主相应的人格和超善恶、超此岸的人性的公民。据此,刘教授还回应了前述教授对于基督教的博爱和人性论所做的分析。

下午的会议由苏德超副教授主持,形式为自由发言和讨论。美国旧金山大学生物系海洋生物学教授钱锟教授首先发言。他结合个人的生活经历表示,自己一方面认同中国文化,例如儒家的忠孝、仁爱、修身、齐家等思想;另一方面也接受基督教的信仰,相信宇宙中有上帝,但儒家思想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冲突则是不必要的。而作为一位科学家,钱教授认为科学与儒学和基督教信仰并不相冲突,它们虽有接轨但却是不同层面的东西。譬如《诗篇》九十章的内容与现代科学相符合,表明宗教信仰和科学研究可以是相辅相成的。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胡治洪教授指出,人生具有两种层次或境界:谋生层次和终极层次。终极层次需要信仰。具有终极信仰和超越追求的人大多具有原则性。然而在现代社会,人们都在追求低层次的安身立命的手段,从而忽视了高层次的终极追求。因此,需要扭转这一局面,恢复人们的终极追求,不管这种信仰的根据是基督教还是儒学。儒学和基督教可以在信仰的层面上进行对话和比较。

2010年5月学术会议

储韶华教授的发言分为两个方面。首先,储教授认为,过去曾把基督教、经院哲学等视为负面的东西,与民主政治对立起来。但实际上,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自由、人权等制度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督教的升华和培育。古希腊罗马并没有真正的平等观念,现代的平等观念源于基督教的上帝之光,而基督教中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则实现了人权从事实到价值的转换。其次,储教授指出,基督教的灵性自由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人权意义上的自由是不同的,后者的主体是肉身化的人,混淆两者将导致一系列误导。

赵林教授认为,目前,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紧张程度已经大大缓解了。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家都不会反对科学。两者是不同层面的东西。科学面对的是现实的有形世界、物质世界,而神学和哲学面对的是永远都没有终极性答案的东西。信仰的特点在于其带有奥秘性。同样,儒家所指向的那种“天人合一”也是一种奥秘。基督教和儒家的会通问题就在于协调不同的信仰体系。

接下来,与会的学者和同学就儒学现代化、宗教多元化、宗教宽容、政教分离、内圣外王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针对现实问题对一些基本概念作了厘清。

最后,赵林教授作了简短而热情的闭幕发言,肯定了此次儒学和基督教对话的意义和必要性,特别强调了德国启蒙运动对中国当下现实的借鉴意义,并对未来开展更具针对性的专题对话作了展望。

会议期间,鉴于王忠欣博士为武汉大学欧美宗教文化研究所学术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赵林教授代表该所聘请王忠欣博士为研究所客座教授,并希望进一步深化双方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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