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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中国思想对话”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伟余嘉惠曹宏娜赵文
2009年11月学术会议
2009年11月学术会议
2009年11月学术会议

2009年11月3日,首都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主办了“基督教与中国思想对话” 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各高校的十多位学者、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的研究生40多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们,针对本次会议的议题,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讨论。

首都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主任程恭让教授主持了这次研讨会。他说,文化研究,宗教对话,特别是基督教与中国思想的对话,是一系列永恒的话题。在过去30年间,中国开始在世界上崛起,特别是经济上有了快速发展,但中国的文化有没有崛起呢?大部分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带有否定性的。中国文化建设上的滞后成为大家关注的议题。所以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来思考基督教与中国思想的对话,以及与之相关的未来的中国文化整合与崛起的问题。

一、中国文化的危机与重建

研讨会首先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波士顿大学神学博士王忠欣教授做主题发言。他谈到,中国文化作为软实力与中国的硬实力相距甚远。从在国外的观察来看,中国的经济确实是在向前发展,但中国的文化却没有足够的发展,甚至还有些倒退。提到重建,就说明我们的文化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中国的现代文化。说到传统文化,一般是指儒、释、道,而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起作用的,并不是这些传统文化,而是一些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比如,在政治上是马克思主义,再如,从五四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科学观念,或者说科学主义。这种科学主义是对科学的一种崇拜,甚至把科学当作一种宗教。科学这个概念完全是西方的,我们中国的概念中没有科学。王博士接着指出了中国目前存在的文化危机。他认为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缺乏真正的信仰;在对科学的追求上,急功近利,实际上只是在追求技术,而不是认识真理的科学。他还谈到,儒学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媒体的炒作,儒学很难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佛教面对着严重的腐败问题,目前佛教的兴盛大都与地区经济、旅游经济结合在一起,而无论僧团的素质,还是对教义的精研与台湾佛教相比都相差甚远。道教现在主要关注保健、中医等方面,过于世俗化,宗教性已经很弱了。所以中国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危机。至于如何复兴中国文化,王博士对基督教抱有乐观的态度,认为基督教在中国文化中已经起到很大的作用。基督新教所倡导的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对于当代文明非常重要,也正是中国目前需要倡导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王宗昱教授以东岳庙为个案,报告了中国现代道教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他说,东岳庙比较特殊,自从成立以来就在官方的手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给皇家、贵族出皇差,做法事,不是面对老百姓的。1911年满清倒台后,他们开始给社会上的有钱人家服务。平时来庙的人有两类人:一是有求而来,这些人都是零散的香客;二是掌握在旅游公司手里的游客。其实道教在都市里的困境是与政府的政策有关,比如东岳庙在传统节日里会搞大型活动,如春节庙会,而教团在此领域无一点活动能力。2006年开始,民俗博物馆把香会、花会活动恢复了,但这些活动已经失去了宗教意义。道教所面临的困境,还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系统和传统文化的矛盾问题。当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都是被新的知识系统改造了的。以丧葬为例,现在很少有人去东岳庙停灵。新知识分子和过去的人对宗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不能接受宗教,是因为我们在心里对它有强大的抗拒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道教很难被新的一代人所接受。

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的何建明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热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和隐忧,一个隐忧是我们现在很多学校谈到国学或传统文化,基本理解成以儒学为主导的四书文化。另外一个隐忧是,人们在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上还存在着偏差,先验的认为中西文化之间是分别的、对立的。何教授梳理中华文化有五大传统,即儒、佛、道,加上伊斯兰教的传统,以及基督教的传统,特别是后两种文化都已经成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了。历史上,儒家在政治、法律、制度、工商方面影响比较大,佛教和道教则在思想层面上或认识论、价值观上的影响大一些。另外一方面,非主流的文化传统,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 作为非主流文化传统,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进来的时候都是小传统,后来引起了帝王的重视,然后借势建教,得以发展。大传统受到统治者的拥戴和礼遇就不用再提了,但小传统即使是在被打压的时期在民间仍然是活着的,没有中断,这种情况到19世纪以后更是这样。

何教授说,讲这五大传统的目的是回到历史本身,而不是主观地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或一种中西对立的立场出发来看待文化问题。找到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现实存在的文化传统的基础,就不会把基督教看成是外来的宗教了,更不可能把伊斯兰教看成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宗教。这也可以破解中西对立的思维模式。承认中国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文化传统,是中国文化走进世界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桥梁。如果总是以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认为中国只有儒、释、道三教,那么中国文化就永远走不出去。如果这个文化传统本来就是我们的,我们却硬要说不是,那么现在中国有上亿的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对这种现象要作何解释?还有国外那么多的华人都信仰基督教就都没法解释了。

二、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与张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高师宁教授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行过一系列的田野调查。根据这些田野调查,她谈到,第一,可以用“张力”这个词来描述中国文化和基督教在相遇中的状态。这种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排挤。第二,张力不是一个恒量,而是一个变量。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有一个相互渗和透的过程,这是文化交流过程中很正常的现象。在不同文化相互渗和透的过程中,弱文化以及异质文化更容易吸取主流文化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宗教的本土化才有可能。基督教进入中国以后,从第一天起就同中国文化有着大大小小的张力,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同基督教文化的差异造成的,而是源于中国文化自身接纳异质文化的开放程度。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对基督教的排斥是自然的,但在总的排斥下还是有有限的接纳。尽管发生了许多冲突,但基督教还是在中国立了足,而且还在中国成了合法宗教,今天的发展也更快且有了自主性。

高教授通过云南和河南的基督教与当地文化互动的个案,论证了当宗教的礼仪活动变成了某种文化的一部分的时候,它的影响就更广泛更深入。高教授认为,有相遇,就会有张力,这是常态。但张力并不意味着只有冲突,还会有渗透与和谐。所以她认为中国的基督教是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是有中国文化元素在内的。因此不管张力高或低,对基督教来说都是传播的最好时机,因为文化与文化的相遇可以促进双方不断地调整自身,来适应对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伟驰教授主要从宏观角度谈了这二百年间中国人的心志、思想的变化。他认为西方有三个主要的传统:一,基督教;二,希腊的人文主义;三,近代科学世界观。这三个传统的区别是:一,基督教是以上帝为中心,始终承认有一个超验的世界,形成了完整的一神论世界观;二,人文主义慢慢从基督教中分裂出来,形成了以人为万物尺度和核心的世界观。三,科学兴起后,以对事物的研究为主,形成一套科学的思维方式。近代基督新教来华,将其世界观渐渐传入,并在传入的过程中,也渐渐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晚清时期,中国人反对基督教是从儒教义理说反对的,五四后,是从科学说反对的。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时期是有共同点的,其中之一就是原有的世界观被新的世界观所代替,而且不断出现的各种世界观之间,互相倾轧,以扩大自己的影响。

首都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陈明教授认为,儒耶的对话应该把政治等很多因素都考虑进去,应该以儒为本。他认为儒耶对话中的“紧张与和谐的平衡”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因为确实有很多紧张。在高师宁老师所举的例子里为什么最终达成了和谐?这是因为这些事件是纯粹的文化事件,和政治无关,所以可以回归到文化的自然交流层面。陈教授认为当前在儒耶关系上,应正视确实一方面有些国人站在儒教立场上排斥基督教,甚至有“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的激烈说法;反过来,也有一些基督徒仍有基督教中心心态,将儒教信仰者视为异教徒加以排斥,缺乏足够的宗教宽容。

三,中西文化会通的途径

王忠欣博士提到,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有改变,比如说中国基督教绝不是美国的基督教,也绝不是欧洲的基督教,所以总是要根据当地的文化进行相应的调整改变来适应当地的文化。基督教到了中国以后,也会把中国文化很多的东西结合到里面去,所以中国很多学者也在讨论到底是中国基督教化还是基督教中国化。他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家要抱着开放的态度去接受外来宗教,宗教是个人的事情,是个人权利的选择,所以大家真要选什么,大家自己决定。在文化交流中,不必担心导致中国的完全西化,会有一个中国特色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黄克剑教授的报告是“帝崇拜与中国人文意识中的“生”的主题“,他认为中国人选用“帝”来翻译基督教的“上帝”的“帝”,这是有某些可以对话的地方的,而且显然有其独特的含义。中国的“帝”崇拜实际是生命崇拜。之后的周易,其主题为“生”。生通过阴阳的消长,在相对应、相对立的形态下获得启发。但更重要的是阴阳观念的产生与雌雄、男女的分别关系,说明中国人对生命的崇拜是很早就产生了的,后来才发生演变。西方世界观为构成论,而中国人的世界观是生成论,世界是生命,这与帝崇拜、生命意义一脉相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广荣教授主要就印度天竺声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转化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从印度声明学向中国悉昙学的转变给我们的启示是,具有顽强生命力、又高度发展的汉文化很早就具有完整的自我保护机制,及其对异域文化的吸纳与拒斥。因此,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土立足,必须要应对汉文化的“拣选”,需要经过一个自我调整与适应的过程。这个方面的成功例子,就是唐代景教在中土的成功传播。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今天,当中国思想与外来宗教相遇时,拒绝异质文化,抱残守缺,已经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客观上已行不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诸种挑战,中国更需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齐教授的报告是“由清世祖倾向佛教看中国佛教的社会文化角色”,以此来讨论宗教认同与文化认同及世界性宗教的文化认同等问题。周教授认为:宗教对话的目的就是寻找一个平衡点,而寻找平衡点就要找到可交流的区域。那么各大宗教交融的区域在哪里?无论是哪种宗教,在起点和终极关怀上都是一致的,不同是在中间的殊途上,但恰恰因为有殊途,我们才有不同的路可以选择。

四,儒家复兴的思考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傅有德教授谈到,在基督教的冲击下,犹太教于1801年开始进行了一次改革,犹太教改革的结果一方面使得他们实现了现代化,完全融入了西方的社会。另一方面犹太人因为有自己的宗教而获得了民族身份的认同。联系到我们中国,借鉴犹太人的经验,当犹太人面临强势文化的挑战,就进行了改革。而我们也一样,对儒释道要改革,不改革就无以为继。但是改革是一方面,同时也要继承。之所以这么讲是联想到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对传统的破坏相当大,所以我们要珍视传统。我们没有一个现成的儒教要我们复兴。我们要复兴更要重建,所以我们要学习犹太教的兼容并包的态度,也就是我们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汲取各个宗教的传统来重建和复兴儒教。

南开大学韩国茹博士的报告围绕儒学的宗教性而展开,她认为,儒学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学说,也不仅仅是哲学学说,还包含了精神性的因素,有其终极关怀的一面。在现代宗教对话的浪潮中,一方面在儒学内部,既要重构传统儒学宗教性的理论模式,又要解决儒学与现代生活实践之间的鸿沟,实现儒学的现代性转变;另一方面也要实现儒学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首都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尹景旺教授的报告是关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的“自然”、“德行”与“命运”观与中国古代思想的比较。他在报告中谈到,儒家传统表达了一种对命运或时运的辩证思考,但这种命运观的背后缺乏对德行的看重,而更多是一种消极化的态度。而在西方思想史上,不重视公民德行的命运观最后黯淡没落,而公民人文主义和个体自律观念得到充分发展。中国魏晋时期传入的佛法,为非政治厌世宗教,传播之结果虽激起哲学与宗教思想之进步,但无裨于社会及政治生活。倘魏晋时传入的是希腊之哲学或罗马之法律,则后中国历史会有绝对不同之发展,政治思想与制度必有更积极之内容。

首都师大政法学院哲学系博士生王伟的报告主题是关于萨满式文明与中国文化的一些思考,该报告是建立在她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所作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她认为萨满式文明的智慧,为当前的中国多远文化的整合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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