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您的位置: 主页 > 学术会议 >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 > 正文

“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命题与时代抉择

陈才俊暨南大学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2017年11月学术会议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始,便面临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尤其是中国化的境遇与抉择。此乃基督教在全球传播过程中所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基督教在中国有必要、也必须实现“中国化”。特别是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新征程,妥善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中国社会的关系,更是时代使然、时代必然。

有学者将“基督教中国化”总结为“一道历史难题”、“一场现实挑战”和“一种未来抉择”。2017年11月11—12日,由暨南大学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举办的“本土化视野下的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便着眼于“基督教中国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三重研究视野”,对相关问题展开了多元而深入的讨论。研讨会所关注的具体议题如下:

一、“基督教中国化”的普世性、可能性与必然性

“基督教中国化”首先要面对的是其在华之“普世性”与“本土化”意识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晓阳从“中国基督宗教学术史”的宏阔视野,对此问题展开历史追溯、现状阐析与前景展望。她认为,传教士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让非基督教地区“基督化”的过程,也就是让基督教在这些地区“本土化”的过程。而长期以来,基督教在华宣道是一种“独白”和“宣称”,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体认”和“倾听”。基督教在中国文化及社会生活中一直没有摆脱“边缘化”处境,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其在华之“普世性”宣称和“本土化”意识的关系问题。伴随中国从“站起来了”到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走“文化融入”的道路,无疑是中国基督教会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王忠欣针对“基督教只有本色化,才能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这一命题,解析其实践中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有人认为,本色化就是一切都“中国化”:从神学思想到崇拜礼仪。其结果是,按照这种方式本色化的基督教,就变成形形色色挂着基督教名义的佛教、道教、民间宗教乃至于迷信。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基督教一定要保持其独特性。但是,究竟保持哪些独特性?是神学信仰?还是礼仪外观?则众说纷纭。由此他认为,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由中国基督徒自己承担起向同胞诠释基督信仰的重任。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韩思艺以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为例,认为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是欧洲天主教改革的重要成果,是基督教信仰寻求中国文化理解的结果,也是在中国文化中建构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尝试。这个神学体系包括上帝论、基督论、人论、文化论等,为基督教的“中国化”奠定了系统、整全的理论基础。“中国礼仪与译名之争”正是在“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所发生的信仰与文化间的冲突。对这个问题的完全解决,还有待于“基督教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化。

二、天主教本地化的早期尝试、历史路径与现代意义

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或者说从中国大历史、大社会角度来观察基督教,是“基督教中国化”问题的重要内容。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为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曾经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天主教本地化”策略。虽然因为“中国礼仪之争”而一度影响到此策略的实施,然而,“本地化”则一直是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矢志追求。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毛瑞方认为,明清之际耶稣会中国传教团近一个半世纪的活动,既是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上的开创性篇章,亦是近代早期天主教(Early modern Catholicism)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初始践行。她以美国学者柏理安(Liam Mathew Brockey)的著作《东方之旅》(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1579—1724)为切入点,通过大量的中西文献比对,还原了明末清初天主教本地化的缘起、理念、路径与意义。暨南大学中国基督史研究中心叶农以西班牙杰出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为个案,通过整理、解析其中文著作,发现其于中西文化交流之重要贡献。庞迪我将欧洲的天文、数学和医药学知识引进中国,介绍欧洲的文学和哲学,促进中西地理知识的交流,均是耶稣会在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典型表现。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崔正燮则以18世纪来华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Henri-Marie de Prémare,)所撰之《六书实义》为视角,考察其对中国经典的解释于天主教其时在中国传教所起到的影响。马若瑟的《六书实义》讨论汉代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之六书,拥护自己的索隐派立场,试图以“指事”为中心,找到基督教主要教义。《六书实义》真实反映出在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思想和西方早期汉学中的汉语观和汉字观。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张中鹏通过耙梳巴黎外方传教会等天主教中文档案,解析清中前期天主教会组织称谓的概念和释义,探讨其组织结构,透视本土信众对天主教和天主教会所抱持宗教观与社会观的关联性,从而展现天主教本地化和“中国化”的历史图景,显示出百年禁教时期禁而不止的基本状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刘贤认为,天主教诸多著名修会在近代中国或传播西学,或深入乡间,或远至边疆,或经营图书,或办理大学,各自在中国基督教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然而,这些皆是来华的欧美修会。以中国人为主体的本土修会甚少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她以始建于1928年的中国最早本土男修会耀汉小兄弟会和主徒会为个案,阐释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前进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刘国鹏通过考证“慈悲特别禧年”(IubilaeumExtraordinariumMisericordiae)的来源、变迁及目的,论证禧年大赦与绝罚的关系,详述“慈悲特别禧年”的开幕式、闭幕式与圣座的举措,介绍中国天主教会对于“慈悲特别禧年”的配合与呼应,指出“慈悲特别禧年”活动表现出普世天主教会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认为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天主教会最具参与感的一次普世教会活动。

2017年11月学术会议

三、“基督教中国化”的近代诠释、多元践行与现实经验

进入20世纪,“基督教中国化”已成为中国本土教会与华人基督徒努力的方向。暨南大学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郑利群以作为宗教共同体的广州基督教青年会20世纪20年代所推动的平民教育事业为个案,阐释基督教的“中国化”与“专业化”理念。她认为,以平民教育形式展开的社会服务事业,本质上体现的是基督教中国化与专业化的特征。它既是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成功的根本因素,也是宗教共同体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为我们探讨宗教共同体在中国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良好范例。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叶丹丹将教会医疗事业置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以广州博济医院为个案,窥探基督教世俗化、本土化浪潮中教会医院的应对之策与生存之道。她指出,五四以降,国家、民族、政党的观念日益广泛传播,强化中国人民的主权独立意识,时人更加积极投身于争取主权独立的运动中。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与五卅运动后全国性反帝民族主义运动,对西方世界以及基督教会在华各项事业造成巨大冲击,教会医疗事业也被迫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做出回应。广州博济医院在这一系列运动前后的各种因应措施,既体现了在华西方教会医疗事业在此历史时期的共性,也体现了其时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趋势下在华西方教会医疗事业在世俗化、本土化潮流中的应对之策和生存之道。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张丽霞选取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为研究对象,从本土化的角度,对这一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原由、组织发展、活动理念以及实践活动进行梳理。她指出,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中所呈现的基督教本土化,采取了处境化的发展历程。运动的重点不在于调试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亦不是仅以促使学生皈信为活动目标;而是致力于探索如何在变革的社会中以理性的方式重新诠释基督教信仰,并鼓励学生认识社会、通过参与救亡活动来践行信仰。可以说,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是民国时期中国基督徒在学生中传教之理念与方式的一次探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谌畅则以中华基督教会抗战胜利之后实现中国基督教会复兴的努力展开考察。他指出,抗战胜利之后,作为华人本土合一教会代表的中华基督教会,以恢复教会组织,实现教会发展为目标,发起复员运动,积极自我挖潜,加强监管力度,整顿教会组织,采用各种方法提升自身实力,以期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振兴。同时,在时局变化之下,中华基督教会利用客观形势,寻求外部援助,争取国民政府和西方教会支持。中华基督教会发起的复员运动是新教在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变化下追求角色转变、谋求自身发展的一次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教会实力,为中华基督教会各项事工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童萌通过考察基督徒夏瑞芳1904年直接参与筹备和创办的重要刊物《东方杂志》所载有关基督教的文章,透视该刊对中国基督教、尤其是教案的关注,以及对教案发生原因和解决方法的探讨,映照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回应。

基督教近代在华传播,既是西方宗教“中国化”的缩影,亦是中国社会“全球化”的桥梁,更是西方中国形象构建的媒介。韩国圣洁大学中文系沈惠英通过分析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ion)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发表的文章,阐明马礼逊晚年对中国人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与其基督教信仰认同之间的关系。她认为,马礼逊1832—1834年(即去世前两年)在《中国丛报》所发表的文章,可视为其经历在华25年传教生活之后所形成的、最成熟的总结性看法。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李真研读《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1858—1948)》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英国传教士沿长江深入中国西南腹地考察当地生态环境,了解社会民生,搜集有商业价值的地域信息,撰写出大批游记和科考文章。传教士的文字大体客观反映了其时华西地区的地理、历史、文化、宗教、民族等颇具地方特色的问题,留下了珍贵的田野调查材料,成为近代中国科学发展可供参考的外文材料。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颜小华以英国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派遣来华的澳大利亚女护士金指真(Rhoda Watkins,1894—1975)民国期间在桂林28年的生活为个案,考察其历经地方军阀混战,遭遇土匪劫持,经受日军炮火洗劫,亲历广西民国社会的兴衰与变迁,用医术挽救无数伤员于生命垂危之际的“中国历险”,探讨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动荡时局传播的复杂情状。金指真在桂林的生活以及她对民国广西社会的记载,为后人研究近代地方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料。湖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王淼以华北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Methodist Church Mission)抗战时期的活动为个案,探讨基督教本土化过程中的“自立与合一”。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大量宣教区被日军占领,在华美国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本土教牧人员逐步掌握教会内部管理大权。由于战时政局动荡和教会经济困难,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华北教区出现教会自立的趋势,而中国卫斯理宗(Methodism)合一运动则引发教会内部本土化的分歧与讨论。抗战时期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的本土化运动并未完成,无论自立还是合一未能改变其大公会的性质,而日军对于华北基督教会的控制和整合则彻底打断其本土化进程。

教案、教权与教产问题,是近代以来“基督教中国化”的难点问题。暨南大学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张坤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天津条约》的庇护,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期间由于租地建房等问题和当地百姓时有摩擦。至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担任英国公使期间,民教冲突频仍。频繁的教案处理成为威妥玛对华交涉的重要内容。威妥玛在处理纷繁复杂的教案时所表现出的立场和态度,无疑折射出其外交策略及对教案处理的影响。上海大学历史系杨卫华提出,近代外国教会在华以条约体系为支撑,但晚清民国政府均试图将其纳入国家治理范畴,以内政化消解外交化所带来的弊端。他运用大量中外文档案,扎实细致考察近代教会买地权的变迁历程,以买地权存废之争为核心,以中西交涉为主轴,勾勒中国政府废除教会买地权历程,从而将基督教国家治理中内政与外交的张力呈现出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传斌则通过详细分析中国共产党对教会房产的政策态度的转变,寻找与教会“三自”之间的关联性。他指出,从解放战争到建国初期,随着形势的发展与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待基督教在华房产和地产的态度发生相应的变化。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继续推行既有政策的同时,在某些方面开始对基督教在华房产和地产进行限制和管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形势变化的情况下,从国家主权出发,加强对基督教在华房产和地产的限制和管理,清除其外来色彩。这一切对中国自办教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7年11月学术会议

四、基督教在华传播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

基督教近代在华传播,主观上表现为“西教东传”,客观上也带了中国的知识转型。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广军认为,晚清知识界舆论指称基督教源自墨子、窃佛、附儒、通老庄等,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诸子学、宗教相论,多从基督教经典中所称的教义而引发。这些从文化方面的比附、宗教方面的类比,构成了“西教东源”的基督教观,一度成为晚清官野的基本论调。而知识界所使用的论证方法则多从常识进行判断,又由于为了论证而论证(为了求证一个不确实的结果),因此论证过程和方式显得比较可笑,缺少现代宗教学意义的理论性判断。“西教中源”有着清代以来“西学中源”的文化背景色彩,同时也构成为论述西学中源说的一个重要的佐证部分。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晓宇指出,1910年末,中国基督徒领袖俞国祯和诚静怡受国会请愿运动影响,发起宗教自由请愿运动,要求清廷在未来的宪法之中确立宗教自由原则。各省基督徒群起响应,多地成立跨宗派的地方协会共襄盛举,教会舆论界还开展关于宗教自由与宪政关系的大讨论,将“宗教自由”与“文明”、“立宪”相对应,指出追求宗教自由是从野蛮向文明的进步。然而反对声浪亦不少,有神学角度的反对,也有策略方法上的质疑,并且隐然体现教会界“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路线之争。最终,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在法律上确立了宗教自由原则,而教会界亦迅速转向对革命的支持。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月刊》杂志社张洪彬则从晚清疾病观念的更新这一视阈审视基督教在华传播所带来的中国文化革新。他解析,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输入大量卫生学、细菌学说学等科学知识,取代传统的鬼神致疫说和疫气说,更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疾病观念和身体观。新的身体观念不再预设神圣存在,不再具有道德属性。身体的祛魅,本质上是宇宙的祛魅,是中国天人关系的断裂,是中国天道信仰的现代性危机。

五、“基督教中国化”的现实挑战与未来抉择

“基督教中国化”问题,既是其在全球传播过程中所遇到的普遍性问题,也是21世纪中国国家治国理政在宗教问题上的主导性方向。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梁卫霞指出,基督教伦理化不是基督教在中国某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倾向,而是从其最初传入中国到当今一直延续和传承下来的一种适应策略,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种显性路径。她从伦理化的角度探讨“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逻辑进路、信仰-理解-实践进路、存在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等,对伦理化作为一种“基督教中国化”的路径进行思考。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白虹提出,按照《现代天主教百科全书》的归纳,教会的福音传布历史经历了单向转移模式、培植-适应模式、“道成肉身”模式的转换。三种模式的转化过程体现了教会对于福传地区本土文化认识的提升。这种模式的转换不应是简单的用后者否定前者,而是在扬弃前者的基础上对之进行提升。福传模式的转换对于天主教会的本地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会在本地化过程中遭遇到的与福传地区固有文化、宗教、社会机制相冲突的问题,应该在适应本地文化,传布救赎福音,进而将福音精神注入文化之中的过程中求得解决。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贺璋瑢通过梳理“中国化”一词的历史现象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得出不同语境的“中国化”之内涵与实质的差异与相同点;通过介绍广东宗教界对“基督教中国化”的践行经验和有效探索,并结合当今学术界对“宗教中国化”的阐释,思考广东基督教实现“中国化”乃至“本土化”的可行性途径。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周典恩以合肥农村基督教发展现状为考察对象,总结出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基督教衍生的新变化和新问题,提出理性看待农村基督教的发展,因势利导地发挥基督教的正面作用,规范城市教会管理等建设性的意见,为新时代“基督教中国化”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且具有广泛意义。

2017年11月学术会议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组织者陈才俊认为,“基督教中国化”既是一个“新”命题,也是一个“旧”命题;既是一个自基督教传入中国就面临和延续下来的“老”问题,也是一个伴随中国社会发展不断被重提、不断被思考、不断被呈现的“新”问题。无论是从研究宗教传播的全球性规律,还是反映当今中国宗教现实的角度来看,对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关注都是中国学者现在以及将来一段时间义不容辞的责任。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