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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人类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周青风

2016年5月21日,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主办的“基督教与人类文明”学术研讨会在美国麻省莱克星顿召开。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伦敦神学院博士候选人单传航先生、耶鲁大学访问学者济南大学刘丽霞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崇明教授、刘文瑾教授、乔治城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政法大学张守东教授、周青风教授、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上海大学董霄云教授等学者在研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来自波士顿地区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学院、塔夫兹大学、及麻省大学等院校的访问学者与当地华人基督徒30余人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会。

会议分为上午一场和下午两场共三个板块,由王忠欣博士主持。“基督教与人类文明”是一个宽泛开放的话题,主讲人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角度围绕着该主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的论题涉猎神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文学、释经学等诸多领域,如此丰富多彩的论文使得研讨会缤纷呈现,思想的火花在传递和碰撞。

单传航:“犹太-基督教对人类文明的更新提升”

2016年5月学术会议

单传航先生的发言为整个研讨会定下了基调。他认为:文明是人类主动脱离邪恶、愚昧和诅咒而接近真理并获得自由的程度,即伦理道德、客观知识和哲学思想不断提高并接近上帝期盼的过程。他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文明形态应该包括两个文化要素:以《圣经》为基础的信仰神性文化和以理性逻辑哲学思维模式为基础的人性文化。

单传航认为文明是上帝对人类心灵的启示性教育和人类头脑创造力的责任通力合作的结果。这在人类初期的文明中可见端倪:人具有上帝的形象,使人类有文明成为可能;伊甸园里的管理和人对动物的命名是人类创造文明的第一步;神性法律与伦理是文明的基石。同样,在犹太民族的文明进程中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根据旧约圣经,可以看到以色列民族的文明进程是如何受到上帝的亲自教育和督促而形成的。整本《圣经•旧约》也可以视为人类文明史的教科书,上帝帮助以色列人从建立个人和群体的圣洁神性信仰开始,然后颁布伦理法典,奠定神权、人权、责任、自由的文化理念,接着通过二权分立,建立法治和宪政的社会体制,最后强调社会的圣洁和公义。通过以神性真理信仰为核心的人性责任伦理的律法、法治-宪政管理制度,犹太人的人性文明迅速提升,社会日益先进。到了《新约》时代,基督教文明的发展,不仅继承了犹太文明,还吸取了希腊—罗马的逻辑思维哲学及其衍生的科学和政治模式——属于纯粹的人性,从而将人类文明推向了新的顶峰。西方欧美的基督教文明,也可以称为人类《新约》文明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中文明的最高峰,至今没有被超越。

而文明的败落从来都是源于对真理性信仰的背叛,犹太文明的败落如此、当代欧美文明的衰落也是如此。单传航认为西方文明的衰落和所表现的伦理道德的耻辱,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敌基督教的势力强大,而是在于文明中的一系列根本因素的多米诺骨牌式的腐败效应:首先是神性信仰的衰落;其次伦理道德的堕落;然后是法律和法制出现问题;最后宪政制度成为微弱多数的一半人口的变相独裁、实施合法暴力的工具。

我们应该谨记,人类的文明来自人类对罪性的自我约束,而这种自我约束的最理想原则是上帝所赐给人类的伦理律法原则——神权和人权,而最有效的约束是来自对上帝的神性信仰责任的忠实。自我约束程度越高,文明的程度就越高。自我约束落实到最深处,是对心理的自我约束。做到了自我约束,我们就可以在“文明的大树,从心灵中发芽”中不断反思、悔改,“披麻蒙灰”地回应上帝的教诲和带领,在那里,有人类更高的文明可以泽国,可以让芸芸众生得以蒙福。

周青风:“基督教文明对中国重构宪政文化的意义”

2016年5月学术会议

从清末以降,宪政作为以分权的方式对权力施行限制的政治制度在中国的施行似乎渐行渐远,究其原因与宪政文化的失却息息相关。宪政文化,即对由宪法精神和观念成为国家政治生活、民众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主要是来处理公民权利与公权力、公权力和公权力(比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有:1)对人性弱点的充分认知,对应于中国传统的“清官文化”,宪政文化是罪感文化。罪感文化可以让政府、官员和民众都可以合乎中道地相看彼此。一方面政府不是全能政府,是有限政府,政府不必垄断统治权,更是要鼓励地方自治和公民自治,政府只对自己法律授权的领域承担责任。另一方面,罪感文化下的民众不会过分依赖政府和官员的道德自律,更强调在制度上约束官员。对权力的警醒和质疑,也会让公民更加看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价值。2)官员和民众对良法的尊重和信仰,是宪政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宪政文化的核心就是“约”的文化。人民主权的“社会契约”可以让公民自觉其纳税人的身份,提高纳税人意识;3)有健康的公民社会伦理,宪政文化可以培养理性、公义、独立、克制、诚信、负责、自治、合作精神的公民社会。周青风通过对英美宪政的发展历史的勘察,认为宪政文化的这几个特质是在基督教文明中发端并养成的。在发言中,周青风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宪政是否具有普世价值?宪政文化是否等同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滋生和滋养宪政法治秩序?中国重构宪政文化的路径在哪里?

宪政文化的根基并不能简单的归纳为根植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概念,其精华通论为古希腊的理性文明和希伯来的启示文明, 而宪政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来源于基督教的真理中。基督教不是西方人创设的宗教,它是普世宗教。这就意味着它和各国文化的融合,不是入侵、不是征服、不是移植、更不是“西化”,而是是各国文化向“可成全善良旨意”的回归。这对中国宪政建设而言具有意义。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无以滋生也无以滋养宪政文化,而中国的民族性又在据斥西方(尽管中国是最自我西化的国家),唯有回到“人”的问题,才可以说服中国人对其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以及民族性进行自醒与反思。中国的民族性的总结表现为:中国人很有爱心却缺乏公义判断;很聪明但缺乏智慧;非常勤劳却不懂安息、感恩和奉献。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公义的独立人格。而这些恰恰是基督教可以给我们的更新之。唯有对人的良知和罪性有最深刻的洞察,并以此建构的文化才可以使宪政发生并得以实施。

王忠欣:“舍己与人类文明的开始”

2016年5月学术会议

王忠欣从基督教“舍己”的伦理价值角度来解读基督教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是一个相对细微的视角,仅从人际关系中的个人行为来谈论文明。其中,舍己精神是人得以远离野蛮,成为文明的开始。王忠欣说,野蛮的本质是自私,文明就是一个去除自私的过程。那么,人从野蛮的状态进入到文明的状态何以可能?这就需要一个教化的过程,也就是文明的进程。从自私到舍己——文明的进程,需要教化,需要榜样的力量。在这方面,基督教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宗教中,基督教信仰的上帝是唯一一个为了拯救世人而舍己、实现我死你活的神。耶稣基督,基督教所信仰的三一神,在祂进入世界的三十三年中,践行了谦让、吃亏、舍己的理念。耶稣为了人而舍己、牺牲(sacrifice),做到了我死你活,这就彻底颠覆了人在原始、野蛮状态中所持有的你死我活的概念。这样,耶稣就为祂的信徒树立了一个谦让、舍己的榜样,一种远离野蛮的文明就开始了。

王忠欣认为基督教开始之初,迅速在罗马帝国内被接受、被传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基督教的这种谦让、吃亏、舍己的爱的精神和行为,为当时道德堕落的社会中带来了一道亮光,开始改变人民的想法和做法,由此开始了一个教化的过程。在中世纪初期的西欧,面对北方入侵的蛮族,教化蛮族,或者把文明带给蛮族的正是基督教。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而今天的器物文明、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带来人系关系中的文明。可见文明的程度与科技的高低无关,文明与基督教是否被人和社会认同并内化相关,“舍己”精神带来的不仅仅是感动,而是一个文明的世界。

崇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当代欧洲”

2016年5月学术会议

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冲突都是文明的冲突。而所有文明的冲突归根到底是宗教的冲突。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在历史上一直冲突不断。崇明的发言从2015和2016法国和比利时遭受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袭击的事件开始,讨论在可见的恐怖威胁之后是否还潜伏着另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也就是欧洲的伊斯兰化对欧洲和现代文明的据斥和蚕食。崇明首先比较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不同。正是基督教对世界的二元理解(上帝之城、地上之城),使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秩序成为可能。这是伊斯兰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等所无可能的。伊斯兰教缺乏超自然与自然、启示与理性的区分,因此缺乏自然法传统。由此,基督教世界与以伊斯兰世界所建构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伦理等都有差异。随着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人口的剧增,伊斯兰教对欧洲的价值带来极大的挑战。

崇明分析伊斯兰教得以对欧洲挑战的主要原因有:第一,相当一部分穆斯林坚持以信仰和伊斯兰教法来组织穆斯林社区,拒绝融入欧洲社会。第二,很多伊斯兰群体排斥欧洲主流价值,很多欧洲穆斯林拒绝欧洲人所提倡的言论和宗教自由。第三,在一些地方存在伊斯兰法庭。在英国,已经有很多伊斯兰教法庭在运作。第四,欧洲价值也为伊斯兰教反现代性提供发展空间。

虽然我们看到穆斯林的价值和生活方式与欧洲主流价值背道而驰,但穆斯林恰恰是利用欧洲自身的以人权为基础的政治话语以及人权政治的矛盾之处来辩护他们的诉求。比如1,多元文化主义为封闭的社群提供正当性;2,人权或尊重要求人们不对他人的性取向、信仰、价值进行道德判断——或者说普遍人权使得这一道德判断变得非常困难,由此在欧洲形成某种政治正确,以伊斯兰恐惧症为名来遏制一切关于伊斯兰教的讨论。在这一政治正确的掩护之下,穆斯林一方面要求他们的信仰得到尊重,一方面却又在言论自由的名义下对犹太教、基督教和欧洲世俗价值进行攻击。正如欧洲的很多世俗主义者以言论自由为名肆无忌惮地攻击基督教,却以反对歧视的名义对伊斯兰教保持沉默。这种对宪政权利和自由的维护使激进穆斯林有更大的而活动空间;3,人权和司法程序的约束也往往使警察部门在对付极端组织时捉襟见肘,而如果在穆斯林国家,只要政府愿意,这些组织很快就会被镇压;4,欧盟的建构和民族国家的衰弱也削弱了穆斯林的融合动力。第五,与此同时,基督教的衰落导致欧洲进一步丧失其精神和灵性的力量,无力应对具有强大的灵性诉求和道德信念的伊斯兰教带来的挑战。欧洲陷入某种柔和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当中。基督教对于欧洲越来越无足轻重,欧洲人把普遍人权作为最高价值,但由于人权落实在对个体权利、趣味、价值的尊重,善恶、是非、道德、信仰在个人选择之外并无坚实基础。欧洲基督教的危机首先是教会建制的萎缩,但这种萎缩背后是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衰退。

基督教的衰落使得欧洲的精神和灵性的虚弱迷茫,与伊斯兰教的激进和强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崇明认为欧洲人应该认识到基督教复兴在当下欧洲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基督教的复兴和对自由共同体的重新塑造,欧洲人很可能在走向迷失的路途中陷入屈服的命运。所幸,正是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兴起也为欧洲的基督教复兴提供了新的契机,也许,欧洲人最终将记起博须埃的话:人们最早遗忘的是上帝,但最后想起来的也是上帝。

张守东:“基督教、儒学及其西方现代尊严理论批判”

2016年5月学术会议

通过回应罗安宪、倪培民等学者对儒家尊严理论的梳理,张守东质疑把儒家美德理论解释为现代尊严理论的正当性,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儒学对现代尊严理论提出的挑战。张守东从人与神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基督教的传统尊严理论,及其与儒学尊严理论的异同,并讨论了它们对现代尊严理论共同构成的挑战。

罗安宪对于儒学可能产生的“尊严并非不可剥夺”的忧虑来自他把“仁义礼智信”的美德追求解释成了现代西方的个人尊严。如果要从儒学寻求保护个人尊严的资源,本来可以从儒学对于暴政的批判(孔子指斥“苛政猛于虎”、孟子倡导“暴君放伐论”)、以及对于执政者富民养民、实行公义等要求中去查证,因为现代西方的个人尊严观本来在很大程度上为的就是给政府施加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

张守东认为,单纯把儒学的美德理论解释成现代尊严理论或者假定儒学的美德理论作为尊严理论优越于现代西方尊严理论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恰当还原儒学的美德理论进而批判现代尊严理论,使尊严理论不仅仅成为公民争取个人权利的工具,也成为公民培育个人美德的源泉。因为一个理想的社会肯定不仅仅要保障公民享有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更要为促进公民个人美德的提升创造条件。

西方传统的尊严理论主要是沿着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个方向立论。在这一关系中,上帝对人的创造与救赎乃是西方基督教历史上论述人的尊严的主要尺度。自由、平等、理性之所以成为人的尊严的内涵,就是出于对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一《圣经》真理的理解。

张守东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儒学因强调美德又不否认天命,因此最接近西方传统的尊严理论。而西方现代的尊严理论不仅切断神作为人的尊严的根源,更是要自己取神而代之。因此,西方的尊严理论从中世纪以来上帝作为人的尊严的根源一变而颠倒过来:人因其有尊严而自己成了上帝。如果说西方中世纪人的尊严的基础是上帝造人而把自己的形象赋予人,那么现代西方的尊严理论就是把自己造成神。人神的关系是否可以如此颠倒,这样颠倒的后果是什么,恐怕不是仅仅关涉人是否有尊严,而是人是否还是人的问题。

刘丽霞:“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研究”

2016年5月学术会议

刘丽霞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近代来华传教士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影响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中国学界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范式也在不断变化,其中包括殖民侵略范式、文化交流范式以及现代化范式等。这些范式的转换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扬弃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替代。传教士对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基督信仰的传播、西方文明的介绍,还在于汉学的兴起。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出于宗教目的研究中国,客观上却为中国文化的西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基于他们的辛勤劳动,西方诞生了汉学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后来它又经过从宗教学术到世俗学术、从翻译为主到译研并重的演变,至今已蔚为大观。西方汉学大致可分为传教士的汉学传统、外交官的汉学传统、西方思想家的汉学传统以及西方作家的汉学传统等。而在传教士的汉学传统中,目前对近代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教士与中国社会近代化、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评传等方面。刘霞丽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观察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国文学研究:其一是近代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研究;其二是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研究;其三是对明兴礼、赛珍珠及包贵思等三位有典型性的来华传教士进行了个案研究。

天主教传教士主要继承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传统,注重文字传教以及汉学研究,并将视角触及到中国文化之重要载体的中国文学,既有译介,也有研究。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介入由浅入深,由早期一般浮泛的略论到后期专业精深的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也继承了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传统以及文字传教策略;同时,较之近代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及文化、文学的介入更为积极主动。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新文学的参与及影响突出表现在《官话和合本圣经》和《普天颂赞》所取得的成就上。二者不仅为后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新教传教士汉学家的代表有雅各、卫礼贤、丁韪良等。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介与传播主观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在客观上,他们的活动为中外文化交流事业、为汉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层面是占有特殊地位的传播媒介,可谓中西文化的“之间人”。

刘文瑾:“基督教与自由主义的生活之道”

2016年5月学术会议

刘文瑾认为基督教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基因,这个“基因”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充分的,然而却不可或缺。无论是“祛魅”自由主义还是“返魅”的自由主义,如果不与这一基因契合,现代性危机就不可避免。所谓的现代性危机是指主体从传统权威之下解放、获得自己决定自己的主权后,不知如何自我安置、如何解决自我的意义问题而产生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无论在个体还是民族国家身上都会存在。焦虑感的原因是虚无主义:没有什么终极审判可以超越“我”的所想所见,主体不再有外在约束了;当一切都由“我”来决定,也就没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从孤独向死的命运抑或从历史使命的英雄幻觉中摆脱出来;但主体却可能由此陷入内在性的深渊当中——这个“自我的深渊”是现代人最大的不自由。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历史主义、极权主义的根本特征,是试图用人造的宏伟逻辑来填满人类世界的意义空白,从而取消每一个体独特的意义,也由此扼杀整个社会的活力、整个民族的出路。刘文瑾认为,二十世纪的虚无主义和恶的平庸,与现代主体追求绝对自由的激进性格有关。现代主体性的激进性格构成了现代性自我摧毁的因素:现代性危机之所以一波比一波更强大,是因为人们试图用一种新的自主性来治疗旧的自主性,并越来越将这种自主性原则推向极致,这就使得现代性在主体自主性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第一波启蒙运动高扬的理性自主性带来了机械主义对人类心灵主动性的压抑:康德的道德命令固然崇高,但却缺乏让人执行的内在动力(爱上帝、自己或者他人)。第二波浪漫主义则高举心灵的大旗;作为对第一波的反抗,它被称为“反现代的现代性”。第三波存在主义以尼采、马克思、海德格尔为代表,以人的身体、劳动或存在本身来推翻唯心主义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此间亦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与战争。至于时下流行的后现代,作为第三波的继承和变异,在动向上表现得比第三波更加多元,但也更为复杂、诡异。作为后现代社会特色的体现,在西方有对不道德的“宽容”,在东方有“中国模式”。

2016年5月学术会议

自由主义本是寻求对根本上无法解决的人性恶问题的相对解决,是一种比前现代社会的专制方式更为开明而较少暴力的政治生活方式。然而,正如列维纳斯所指出的,现代社会的问题出在了用政治来取代道德、架空道德的内涵,以至于道德最终沦为政治欺骗的手段。基督教能克服现代性危机,在于圣经从一开始就指出罪的实质是人以自己来代替上帝。此即从基督教角度理解的现代性危机的本质。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危机不过源于人类亘古不变的罪性,圣经对此早有洞察,并存在着能够帮助人们反思的资源。基督教虽是一种超越性经验,但也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不能把基督教等同于非理性的“精神鸦片”。事实上,基督教在神人关系中就贯彻了同意原则,体现于神人立约、颁布十诫、耶稣传福音等过程中。危机的“现代”性在于,个人自主性被视为高于一切,不像过去,在理性和启示、自我和超越性之间有一种张力。承认在理性的效益计算、在价值中立之外,还有一种人类共同体的理由,这是基督教伦理不同于极端自由主义的想象:“我”同他人的关系始于一个古老的圣约,这约定在“我”之先,这使“我”对于他人有一种先于“我”的自由选择的责任。圣经是对此种责任的启示。

董霄云:“历史还原和信仰包容”

2016年5月学术会议

董霄云的报告是关于释经学的。基督教神学的释经方法是诠释学的先驱。董霄云就其在耶鲁神学院的学习经历,介绍了耶鲁大学自由主义神学解释学对新旧约圣经中关于同性恋经文的解读。在以往教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对圣经断章取义的解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有不少人以圣经的部分章节作为支持奴隶制正当性的依据,或作为对女性歧视的依据。通过深入的、处境化的研读圣经,很多学者与教会已经修正和重新解读了以往支持奴隶制和歧视女性的圣经经文。对于同性恋的问题,简单的引用圣经的经文来进行批判也是值得商榷的。对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时空,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和习俗来理解圣经的相关经文;最主要的,是要用耶稣基督拯救的、爱的眼光来审视这一现象。如何在教会里对待不同性倾向的人?如何展现对他们的宽容和同情?如何处理宗教偏见与人权的关系?这些都是今日神学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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