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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重建的希望和可能——“宗教的当代转型学术研讨会”综述

计有恺
2015年6月学术会议

2015年6月14日,由同济大学哲学系、宗教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宗教的当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举行,来自北京、重庆、上海、美国等各地的20多位专家、学者、宗教界人士围绕着“世俗化与宗教”、“科技、网络与当代宗教”、“后现代与宗教”、“个体的精神需求与社会需求”等议题展开研讨。

会议全天共分四阶段进行。上午的第一阶段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主持,侧重于从宗教社会学层面概括和分析当代社会中宗教变迁的现状和成因。来自Mt. Washington College的Prof. Kenneth Arndt、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向平教授、西南大学的杨玉辉教授做了主题发言,华东师范大学的黄剑波教授提交了书面发言稿,由其学生代为宣读。第二阶段由同济大学计有恺博士主持,主题集中于探讨西方哲学史上几位著名哲学家、神学家的宗教思想,分别由同济大学的李革新博士、孙帅博士和冷欣博士做了主题发言。中午在享用了主办方精心准备的素斋后,稍事休息,继续下午的会议日程。第三阶段由李向平教授主持,主题侧重于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对当代宗教信仰的复杂性做深入的探讨,由王忠欣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孝廷教授、同济大学计有恺博士、宗成河博士做了主题发言。第四阶段由李革新博士主持,侧重于对宗教信仰中的具体问题展开研讨,华东师范大学的阎德学博士、同济大学张涵博士、上海宝山区佛教协会副会长、萧泾古寺住持释妙华法师做了主题发言。此外,复旦大学宗教学系刘平博士也向会议提交了长篇论文。

一、 现当代社会中宗教转型的现状及其成因

自从20世纪后期人类历史步入全球化的后现代阶段,物质世界的高度发达与精神世界的日益堕落成为时代凸显的表征。物欲横流,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肆意横行,精神空虚、价值失范、意义虚无充斥、弥漫于世间,人们普遍丧失了对天、地、神、人的敬畏和信仰。在这种趋势下传统宗教的神圣性被瓦解,宗教的世俗化、私人化、多元化不可逆转。然而作为一种抵抗的力量,宗教在现当代转型的过程中又呈现出某种复兴的迹象。

Prof. Kenneth Arndt在题为The Path to Christian Growth: What does God Require of us?的发言中强调,宗教信仰是根植于人的本性中的,近代科学理性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对宗教的彻底否定,人以有限的理性面对无限的世界时只能信靠上帝才能破解两者的紧张关系。以美国为例,现代宗教面临三大挑战:一是世俗主义主导着人们的生活,二是伊斯兰教的强势扩张,三是暴力倾向的不断增长。当现代人宣称“上帝死了”,其实也就是人自己的死亡。所以回归传统,信靠上帝才是治疗现代社会病态的良方,也才能拯救人类自己。

针对主流的现代性理论关于世界文明的演进将伴随着政教关系制度上的分离,宗教将失去对整个政治、社会生活的支配性影响,由此将导致宗教的私人化和多元化。李向平教授以全球化视野指出,上述观点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把只是发生在欧洲基督教世界内部的事情当作普适规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阿拉伯世界、非洲地区、东方世界包括中国社会)政教关系似乎并未发生宪政制度层面上的明确分离,相反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东正教、儒教和各个国家的传统宗教的复兴恰恰否证了这一类断言,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则为宗教的复兴重建了神圣性与合法性的基础。所以,政教关系并非必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宗教复兴非但不是现代政治的失败,相反有可能彼此借用、相互推动。传统中国是一个文化信仰体系,在当代全球宗教复兴的浪潮中,如何处理好宗教神圣性与政治威权的关系?宗教复兴的主导者是谁?它的独立性、是否中立将决定这些复兴的信仰体系是否具有民主、独立、自由的现代特征,决定了未来中国的特性。

杨玉辉教授以道教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为例,分析了当代道教在传承发展中所面临的五方面困境:文化传承的困境、管理体制的困境、人才的困境、信仰事业发展的困境、社会事业发展的困境。指出道教在现代转型中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社会职能的转型、管理体制的转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和事业发展模式的转型。相对于其他宗教,道教由于在信仰理论体系上的局限性,应该要扬长避短,在发展信仰事业的同时,把社会事业发展放在首位,谨守国法戒律,促进道教事业的多元发展和特色发展。

黄剑波教授的书面发言围绕着移民群体的宗教问题展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上与移民相关的宗教间关系更多似乎是紧张甚至是冲突,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以中国为例,无论是外国人来华,还是华人移民海外,或是国内范围的人群流动,移民的宗教问题都可以分辨出两个层面:移民原有宗教与移民地宗教之间关系、部分移民改宗带来移民群体内部的关系变化。虽然不排除移民中会有少数人接受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但对大多数移民来说,承认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加入文化或宗教间的对话和交流是他们必须直面的一种生活方式。移民的宗教问题是观察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间相互碰撞的窗口,承认差异、接受共存、彼此欣赏应该是现当代社会中不同立场、不同背景的人们和平共处、理性交往的原则和共识。

王忠欣博士追溯了近代以来基督教的两次重大转型,即马丁·路德开启的新教改革和二战之后非宗派的独立教会大量涌现,这两次转型颠覆和瓦解了传统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宗教形式。近20年来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资讯传播的虚拟化、自主化导致完全去组织化的灵性基督教的出现,这些宣示自己不属于任何教会组织的基督徒把信仰看作是纯粹个人的私事,这就把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肇始的宗教体验个人化趋势推向了极端,而个体的信仰认同正是几次基督教转型的基本动力。基督教信仰个人化对基督教乃至宗教的长远发展究竟会有怎样的影响?当代社会促发基督教转型的诸种因素主要有哪些?宗教转型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具体特征究竟是什么?这些都还需要做更深入细致的社会学研究。

二、 哲学与宗教的共存共荣

哲学向来是少数人的事业,宗教则服务于广大的善男信女。少数哲人的宗教观免不了要吸引后来人孜孜不怠地索骥和矻矻以求地寻思,他们希冀哲人的睿智能为自己的信仰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

李革新博士以当代视角对柏拉图的三篇对话《理想国》、《法律篇》、《蒂迈欧篇》做了文本细读,指出苏格拉底的理性神是柏拉图理想国政治法律制度神圣性、合法性的依据,在此宗教的本质是哲人神道设教的产物,宗教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柏拉图后期《蒂迈欧篇》中的宇宙神学也是从属于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它把全部世界都看作是造物主理性设计的结果。我们今天对柏拉图宗教思想的审视应该超越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避免陷入其为有神论还是无神论的无谓争论,努力回归到柏拉图古典哲学的本然中,反省和重思由现代性所引发的包括宗教信仰危机在内的一系列危机。

如果说柏拉图借理想国的设计赋予了希腊城邦政治以某种神圣性的话,那么奥古斯丁的新柏拉图主义则完全相反,竭力破除世俗的神圣性,把它还给超世俗的精神世界。孙帅博士为我们追溯了“世俗化”这一现代性基本特征在观念史上的渊源,指出奥古斯丁关于尘世和天国的双城论为西方现代的世俗化理论提供了某种隐秘而重要的思想动力和机制。但是不能把人类生活的整个尘世与双城中的地上之城简单等同,双城论是末世论意义上的。作为“世俗”的“尘世”至少有(1)历史意义上的中性化,(2)家庭/政治共同体的去自然化和去神圣化,(3)奠基于基督教人性论的个体自我的内在化这样三层含义。

冷欣博士通过解读列维纳斯的居所哲学,指出正是在每一个自我(the I)的世俗居所中隐匿着上帝的踪迹。住所、在家先于在世,在住所中我与女性他者相遇,在住所中我与上帝同在,《圣经》的文本昭示了人的“在家——离家——回家”的状态。因此,自我的确证有赖于上帝和他人的在世见证。他人的面容就是上帝的居所,内在性不再是专属于我的地盘,而是转向对于外部的接纳。通过对他人面容的呼唤、质询的回应,主体性才得以确立。由此,上帝、他人是比我们内在性更为内在的内在性。

三、 当代信仰危机的根源及其出路

计有恺博士以现代哲学取消信仰证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线索,试图揭示现代宗教信仰危机产生的理论根源。他以实用主义和维特根斯坦哲学为例,指出他们虽然都不否认信仰的需要根植于人的本性,但却坚持宗教信仰主要是基于人的主观情感上的需要,它与外在的客观证据无关。它类似于审美趣味、爱情偏好一样纯属个人的私事,因而不能像科学、政治、哲学那样进入公共领域交流讨论。

刘孝廷教授以“城市时代的信仰问题”为题,试图透视现代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来揭示现代信仰危机的现实根源。城市是现代性的发源地,城市在精神史上具有“市场原则、规则原则、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四个基本原则。城市具有人学特征,城市塑造了现代个体的城市人格。但是现代社会也造成了自然的荒漠化、精神的荒漠化和人际关系的荒漠化,信仰作为不可被剥夺的天赋精神权因此陷入茫然失措的“无根”状态,信仰危机成为城市之殇的重要表征。

针对现代社会的信仰危机和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宗成河博士强调要以宗教宽容、信仰自由作为我们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在宗教多元化的“后世俗”时代,全球一体化迫使不同信仰者把宗教宽容、相互承认作为共同生活的唯一选择。惨痛的历史教训一再证明,宗教宽容作为政治原则应置于宗教原则之上,否则宗教纷争和冲突将永无止境。宗教宽容既是保障宗教原则落实的条件,也是克服信仰危机、重建宗教信仰的条件和希望所在。

四、 宗教复兴和信仰重建何以可能?

现代社会变迁是否必然带来宗教的转型?宗教是以不变应万变还是也要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去神圣的世俗化浪潮给宗教造成怎样的冲击?宗教应该如何应对挑战?宗教如何妥善安顿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信众们又该如何处理好自己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关系?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几位有道之士发表了他们的感想和心得。

阎德学博士提出要借助中国文化之“道”,充实一神宗教之“经”。由于现代性和科学主义在当代引发了一系列危机,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这时宗教的复兴能有效地克服和拯救危机。但宗教要在当代发挥作用就必须重构经典教义的力量,而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养料可以充实诸一神宗教经典对现实的解释力。如儒家的“仁爱”、佛家的“慈悲”、道家的“慈”,中国古代哲学圆融无碍的思维方式,包容、谦卑礼敬的伦理精神等。简言之,只要遵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的方针,就能促进东西方文明和宗教的充分对话、交流融合。

张涵博士从佛教的真谛、俗谛“二谛”圆融来思考宗教的世俗与神圣。她依据佛教《金刚经》的“缘起性空”理论和龙树菩萨《中论》的“缘起无自性”原理来理解真谛、俗谛的“二谛圆融”,强调“二谛”是一体两面、缺一不可的,真中有俗,俗中有真,皆是诸佛为度众生而方便假说的。她认为佛教的“二谛圆融”可与基督教的“分别成圣”互为参照。“分别为圣”中的圣、俗既有区别又相互融合,圣、俗区别不等同于好坏、善恶的对立排斥,二者也是圣中有俗,俗中有圣的。明乎于此,对信徒在当下的持信、修证是至关重要的。

释妙华法师解说了人间佛教的基本思想。人间佛教的主旨是说佛陀出生、修行、成道、度化众生皆在人间,一切以人间为主。人间佛陀所展现的人间佛教具有人间性、生活性、利他性、喜乐性、时代性、普化性六个特性。人间佛教是入世与出世并重,生活与生死同步,利他与自利兼行,普济与独修相结合的。在论及本次会议的主题时,妙华法师认为:宗教不需要转型,是人需要转型;不应把“世俗化”的概念应用到宗教领域,宗教本身是超越的而非世俗的,只有人才是生而世俗的;宗教不需要批判,人才是需要批判的。在回应“宗教在当下应如何自处?”时,坚信各种宗教只要扎实地“尽持本性”就已足够了。

刘平博士的书面论文《弥赛亚犹太人眼中的新约与耶稣的中国化》,意在对当代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中国化”所表现出的一些偏向表示忧虑。比如近年来发生的几次拆毁教堂十字架事件,象征了基督教有被驱离出公共空间的危险,当基督信仰变成一个中国人纯个人的私事时,耶稣也就有被世俗化、民俗化、伦理化为一个去犹太性、去基督身份的中国式道德圣贤的可能。耶稣中国化的两个困境在于耶稣基督的特殊救恩和完全犹太人身份不可被化约,如果抽离了这两个相对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将置真实的耶稣于死地。 故此,对耶稣中国化进程中潜藏的偏差不能不保持必要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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